杨南征：论红色游戏如何融入国家发展战略

【摘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与新质生产力的时代框架之下，游戏已经不再仅仅是数字娱乐消费品，它是跨文化传播媒介、战略推演工具，也是新质生产力重要载体。当前我国游戏战略与国家顶层战略之间存在错位，根源来自认知观念、文化博弈、功能定位、创作方法论四个层面的深层矛盾。中国革命历史本身就是无数重大抉择交织而成的历史，充满权衡、代价、曲折与博弈，天然契合游戏交互选择的媒介特质。发展红色游戏，应当继承早期国产红色游戏的三层嵌套设计思路，跳出西方游戏设计范式桎梏，立足集体英雄主义的价值内核，培育兼具党史研究功底与游戏原创能力的复合型创作队伍，依托政产协研“四位一体”协同机制，把革命历史的多元抉择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游戏交互体验，实现红色历史沉浸式启发式传播，推动游戏产业真正上升为国家战略支点。

一、现实错位：游戏战略对接国家总体战略的四重梗阻

随着《黑神话：悟空》等国产3A游戏走向全球市场，中国游戏产业已经完成规模层面的崛起，市场规模突破万亿，成为数字经济重要支柱。但规模强大不等于战略能力释放，游戏产业尚未真正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新质生产力完整布局，游戏的战略传播、文化铸魂、战略推演价值没有充分释放，红色题材游戏工业化生产体系迟迟未能建立。造成这一局面，并非单一产业或者政策层面的问题，而是认知、外部文化环境、功能定位、创作方法论四重因素叠加形成的结构性梗阻。

第一重梗阻，是宣传文化主管部门的认知迭代滞后于游戏媒介飞速发展。电子游戏属于舶来媒介，传入国内之初，社会舆论普遍将其标签化为“精神鸦片”，更多看到游戏娱乐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忽视它作为全新交互媒介巨大的文化传播潜力。这种认知偏差延续一代人时间，使得我们没有在媒介发展早期主动抢占游戏这一新型文化阵地。电影、电视剧、文学、戏剧等传统媒介，很早就形成成熟的主旋律、红色题材创作体系，生产出大量影响深远的作品；而游戏长期被简单视作娱乐消费品，主流文化体系对它采取被动应对，而不是主动驾驭。当游戏已经成长为全球受众规模最大的文化媒介之一，我们的制度设计、题材引导、人才储备却没有同步跟上媒介变革，造成供给侧的巨大缺口。这种认知落差，直接带来现实后果：红色历史、近现代重大题材成为游戏创作的“敏感地带”，开发者出于风险顾虑主动规避，出现普遍的创作自我阉割现象，大量游戏扎堆仙侠、二次元、乙女题材，主流历史叙事在游戏领域近乎失声。

第二重梗阻，来自西方游戏范式的文化渗透与范式规训。现代游戏工业体系起源于西方，游戏的底层玩法、叙事框架、成长体系大多诞生于西方文化土壤。西方商业游戏普遍以个人英雄主义作为核心世界观：玩家扮演孤胆英雄，打怪、升级、获取装备，依靠个体力量完成拯救世界的任务。这套模式经过数十年迭代，已经成为全球玩家根深蒂固的游戏审美。即便取得巨大成功的《黑神话：悟空》，在核心循环上依旧沿用打怪升级的底层范式。西方借助成熟游戏工业持续输出价值观，潜移默化塑造一代青少年对于游戏的固有想象，让大众默认“游戏就该是这样”。这种范式潜移默化完成文化渗透，不仅仅是玩法层面的模仿，更是价值逻辑的移植。当国内创作者想要讲述中国革命历史，很容易不自觉套用这套个体闯关的模板，革命历史被简化成打怪通关，集体奋斗、群众力量、复杂历史抉择被弱化，革命叙事的精神内核遭到消解。

第三重梗阻，产业功能定位的失衡：只算经济账，不算文化账、战略账。很长一段时间，评价游戏产业主要看市场营收、用户规模、税收贡献，看重它作为数字经济的收益，却忽略它作为跨文化传播载体的战略价值。对比电影产业，我们有完整的主旋律扶持、重大题材专项审核、创作激励机制，主动抢占银幕阵地；而游戏产业更多是被动监管，缺少主动布局红色题材、重大历史题材的完整制度安排。游戏出海更多依靠商业产品自发闯市场，缺少国家文化战略层面系统性规划。游戏作为TCP式交互媒介，区别于广播、影视UDP单向灌输模式，它能够实现玩家深度参与，具备极强的价值塑造能力。但我们没有充分用好这一媒介优势，没有主动把游戏纳入文化传播的主力军序列，面对海外游戏源源不断的文化输入，长期处于被动防御状态。

第四重梗阻，红色历史与游戏媒介融合的方法论缺位。不少观点存在认知误区：认为红色历史是严肃的，一旦转化为游戏交互，就必然歪曲历史，因此对游戏化表达抱有戒备。这种思维背后，是我们文化传统中长期偏重灌输式教育，对启发式、沉浸式交互教育的价值认识不足。红色革命历史不是简单的结论宣讲，整部党史军史，就是一部不断做选择的历史。每一次重大历史关口，都存在多重方案，每一种选择背后伴随利弊博弈、牺牲代价、曲折弯路。这种“多选项、有代价、承担后果”的特质，恰恰和游戏交互的本质高度契合。但长期以来，我们没有摸索出一套适配红色历史的游戏转化路径，要么简单照搬打怪升级，把革命简化为杀敌闯关；要么做成刻板说教的宣教工具，失去游戏本身的交互魅力，造成红色题材游戏“不敢做、不会做、做不好”的困境。

二、回望来路：早期红色游戏实践的经验与范式启示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国内已经出现一批红色历史题材游戏，《八一战鹰》《鸦片战争》《长征》等作品进行宝贵的本土化探索。其中《鸦片战争》与《长征》两款作品，跳出西方“个人英雄主义打怪升级”的惯性套路，构建起战略、战役、战术三层嵌套的完整游戏格局，为今天红色游戏建设提供极具价值的范式样本。

《鸦片战争》开创性地将顶层政治博弈纳入游戏机制。在战略层面，玩家需要游说朝堂顶层关键人物，区分朝堂内部腐败官僚与清廉主战力量，通过政治博弈争取改革与抗敌的政治支持，处理朝堂派系博弈带来的种种阻力；进入战役层面，玩家要统筹全局，完成沿海防御体系的整体布局，调配各地资源，规划抗敌整体方略；下沉至战术层面，则直接指挥水上水师力量与岸防炮台部队，与外来侵略势力展开实际作战。政治抉择、宏观战局调度、一线部队指挥三层相互勾连，朝堂政治上的失败，会直接造成战役层面资源不足、调度失灵，进一步导致前线战术作战陷入被动。整个游戏不以某一个英雄角色的成长刷怪为核心，国家整体的命运才是游戏的核心目标。

而《长征》更进一步，把党的政治局会议机制搬进游戏系统。在战略层级，玩家参与模拟政治局内部不同历史人物的观点博弈，面对生死攸关的历史路口，做出不同的路线选择；不同的战略抉择，会直接导出正确或者错误的战略方向，向下传导，决定战役层面敌我态势的有利或者不利布局；落到战术层级，玩家直接指挥团、连级建制的红军部队完成行军、阻击、突围等具体战斗。上层政治局路线抉择，中层战役部署，下层连队战术指挥，三层环环相扣。错误的战略判断，会直接造成战役布局崩坏，战术层面再英勇的战斗也难以挽回危局；唯有做出契合历史客观条件的战略选择，才能够为战役、战术层面的斗争创造有利条件。

这两款早期作品共同塑造出一套区别于西方游戏的本土红色游戏范式：总体设计之下，战略‑战役‑战术三层嵌套。西方战争游戏大多把重心放在个体英雄成长或者单纯的前线战斗，政治层面、顶层路线博弈往往被简化、虚化。而这套三层嵌套模式，把中国近代抗争史、革命史的真实运行逻辑复刻进游戏机制：革命战争胜负，从来不止取决于前线士兵的战术勇武，顶层政治路线、集体决策、全局战略布局，才是决定命运的根源。革命胜利不是少数英雄单打独斗的结果，是党组织统筹、军民同心、无数普通战士牺牲换来的集体胜利。西方游戏世界观崇尚个体成就，而我们革命叙事核心是集体英雄主义，个体价值体现在投身集体目标，个人才智服务于整体事业，二者底层逻辑存在根本差异。

当然，受制于当年技术条件、产业规模、市场环境，这套宝贵范式没有得到持续迭代与发扬光大。同期的《八一战鹰》等其他红色游戏，依旧较多借鉴西方模板。《八一战鹰》作为国内早期3D模拟飞行作品，还原抗美援朝空战史实，试图展现志愿军空军集体英雄气概，但玩法框架借鉴西方模拟飞行模板，玩家更多聚焦个体空战击杀，宏大集体战略背景被弱化。《地雷战》《血战上海滩》同样存在类似局限，外壳是中国革命历史，内核依旧是西方个人英雄主义游戏逻辑，波澜壮阔的集体革命实践被简化为个体杀敌闯关。

即便如此，《鸦片战争》《长征》的实践依旧留下重要启示：红色题材游戏拥有真实市场基础。B站很多历史类视频弹幕反复出现“希望能玩到四渡赤水”“想亲自模拟长征抉择”，说明大众尤其是年轻群体，对红色历史交互体验拥有强烈需求。革命历史本身就蕴藏丰富游戏化素材，问题不在于题材本身，而在于我们没有继承、打磨属于自身历史与价值观的游戏设计本体。

三、本体重塑：继承三层嵌套范式，以历史抉择为核心构建红色游戏新范式

突破红色游戏发展困局，关键在于跳出西方“打怪升级、个体救世”的范式枷锁，继承早期国产红色游戏探索出的战略‑战役‑战术三层嵌套的本土范式，立足中国革命历史内在逻辑，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红色游戏创作体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充满大量两难抉择。湘江战役之后何去何从，是否召开遵义会议；长征路上无数次行军路线的取舍；根据地建设过程军事斗争、土地政策之间权衡；统一战线当中复杂博弈。历史没有预设完美标准答案，每一次抉择都伴随风险、代价、牺牲，不同选择导向不同结局。这种充满权衡、代价、后果的历史进程，完美契合三层嵌套游戏机制：顶层战略层模拟政治局、高层集体的路线争论与重大决策；中层战役层承接战略结果，开展战区布局、资源调配；底层战术层指挥团连一级部队完成具体作战行动。三层环环相扣，上层的集体决策直接约束下层的战争走向，而不是依靠单一主角打怪升级来推进剧情。

以长征题材创作举例，就可以沿用这套三层嵌套范式。在战略层级，模拟政治局内部的观点交锋，玩家面对湘江血战之后的危局，在不同行军路线、军事策略之间做出集体抉择，如果做出错误决策，会直接造成战役层面全局被动；只有综合研判敌我态势，团结集体力量，做出符合实际的选择，才能走向遵义会议，为四渡赤水等战役创造条件。战役层级承接战略结果，统筹多路红军行军、物资补给、根据地联络；战术层级再指挥团、连单位完成阻击、突围、渡江等具体战斗。这里的胜利，不是靠主角个人武力碾压敌人，而是依靠集体决策、统一思想、群众支持、战术博弈，玩家能够真切体会历史先辈面临的困境，理解正确路线来之不易。

这就是集体英雄主义的游戏世界观：个体可以发挥智慧，但个人成败依附于集体命运。玩家不是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而是革命集体当中一员，需要协调队伍、平衡资源、团结群众，要为集体的生存发展做出取舍，承受失败代价。游戏胜利不是“打败最终BOSS”，而是整个革命集体闯过重重难关。这和西方游戏以个体爽感为核心形成鲜明分野。

要实现这样的创作，就必须培育一批兼具党史研究功底和游戏原创能力的复合型创作力量。红色游戏不只是美术、程序的技术工作，首要前提是吃透历史。需要党史研究者深度前置参与创作，而不是游戏做完之后再简单做历史审核。党史研究者不能只做“纠错检查员”，而是作为创作核心成员，参与剧本搭建、关卡设计、抉择分支设计，把历史当中真实矛盾、两难处境转化为三层嵌套游戏机制，把历史的复杂性完整呈现给玩家。历史不是只有最终胜利这一个结果，要把历史曾经面临多种可能性客观展现，让玩家在试错、抉择、失败之中理解为什么历史最终选择这条道路。这种沉浸式启发式教育，远比单向灌输更加深刻。

当然，尊重历史不等于完全复刻全部史实。可以设置IF假想分支，但必须明确区分历史真实路线和假想路线，保证主线历史叙事严谨准确。可以借鉴论文当中提出的思路，优先开发主线剧情固定、结局可控的线性叙事战棋、叙事FPS，打磨三层嵌套范式，积累经验之后，再逐步探索自由度更高的沙盘类红色游戏。

四、制度支撑：依托“四位一体”协同机制打通红色游戏生产力

红色游戏范式革新，不能只寄希望于个别开发者自发努力，需要制度体系托举。熊硕、张起搏提出“政府‑企业‑行业组织‑高校”四位一体协同机制，恰好可以成为激活红色游戏生产力、复兴“战略‑战役‑战术三层嵌套”本土范式的制度框架。

政府层面，要完成从直接监管者向宏观战略设计者的角色转变。第一，把游戏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与新质生产力布局，确立游戏作为国家战略支点的定位，改变仅仅把游戏视作娱乐产业的旧认知。第二，发布红色革命、近现代史重大选题清单，明确创作方向，鼓励继承发展三层嵌套的本土游戏范式，给企业稳定预期，消解开发者“不敢碰”的焦虑。第三，借鉴电影重大题材专项审核经验，建立红色题材游戏专项审核通道，推行游戏分类分层管理，区分氪金网游、商业手游、单机买断精品游戏差异化审读标准，给红色单机精品游戏宽松的创作环境。第四，设立专项扶持资金，对采用本土范式、还原历史逻辑的优秀红色游戏给予资金奖励、宣传资源倾斜。

行业组织（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承担枢纽桥梁角色。一方面打通政府、企业、高校之间信息壁垒，消除信息孤岛；另一方面牵头组建红色游戏联合创作平台，整理《鸦片战争》《长征》等早期红色游戏的设计经验，对接党史专家、游戏开发团队，提供选题对接、历史咨询、出海对接、行业信用管理服务。建立清晰的创作指引，划清红线同时指明创新空间，减少开发者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恐慌。

企业作为执行主体，承接重大选题，整合资金、技术、美术团队，把专家的历史方案转化为可游玩的游戏产品。复刻、迭代战略‑战役‑战术三层嵌套的本土游戏架构。同时企业要把市场一线痛点反馈给协会与主管部门，为政策优化提供现实依据。摆脱一味追逐仙侠二次元同质化题材，主动承担红色题材精品创作任务。

高校与科研机构作为智力支撑。一方面开展游戏传播、红色数字叙事理论研究，系统梳理早期国产红色游戏的范式遗产，为红色游戏创作提供学理支撑；另一方面，党史、近现代史专业学者深度介入项目，完成历史考据、价值把关；同时完善游戏人才培养，培养既懂历史文化，又懂游戏设计的复合型人才，补齐人才短板。

四方形成“需求传导—资源整合—协同落地—反馈优化”闭环。政府抛出选题需求，协会统筹对接专家与企业，高校输出历史智力支持，企业落地开发，项目完成之后专项审核，产品上线之后收集玩家反馈，反过来迭代选题与创作标准。这套机制可以从根源破解红色游戏“不敢做、不会做、做不好”的困境。

同时必须警惕机制运行潜在风险，行业协会作为枢纽，要保持公开透明，避免演化出新的行政壁垒，企业、学界广泛参与协会治理，依靠服务成效建立公信力，而不是依靠行政权力垄断资源。

五、结语：游戏作为新的文化主战场

今天，数字空间已经成为意识形态交锋的主战场，游戏凭借TCP式深度交互传播能力，是讲好中国故事、开展对内爱国主义教育、对外国际传播的重要载体。我们不能继续把游戏当成被动监管的娱乐产品，而要主动把它上升为国家战略工具。

当前的困境，不只是产业技术差距，更是认知范式、创作范式的差距。回望九十年代以来早期红色游戏实践，《鸦片战争》《长征》已经探索出战略‑战役‑战术三层嵌套的红色游戏本土范式，跳出西方个人英雄主义打怪升级逻辑，把顶层政治路线博弈、全局战役布局、一线战术指挥统一纳入游戏机制，还原中国抗争史、革命史集体抉择的历史本质，可惜这套宝贵范式没有得到传承迭代。未来红色游戏发展，应当接续这份本土创作经验，跳出简单打怪升级的固有模板，抓住中国革命历史充满抉择、权衡、代价的本质特征，以集体英雄主义重塑游戏世界观，将历史抉择转化为三层嵌套的交互玩法。

通过“四位一体”政产协研协同机制，打通制度、人才、创作链条，培育党史研究与游戏创作融合的复合型队伍，把红色历史宝库转化为高质量游戏产品。对内，用沉浸式交互实现启发式爱国主义教育；对外，借助游戏这一全球通用数字媒介，向世界传递中国道路背后的历史逻辑与价值理念，真正实现游戏产业从“游戏大国”迈向“游戏强国”，让游戏成为维护总体国家安全、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的战略支点。

（作者：杨南征；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杨南征”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AI创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