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子绝孙”已成为中国家庭的常态：为什么年轻人都不生孩子了？

国家统计局今年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出生人口792万人，较2024年的954万人再度下滑，人口总量减少339万人。

虽然2024年因龙年偏好曾出现七年来首次微弱回升，但这一短暂反弹并未延续。

与此同时，2025年1月1日起在全国铺开的育儿补贴制度——为3岁以下婴幼儿每年发放3600元——虽被视为国家层面首次普惠式的现金补贴，但社会舆论对这笔钱能否真正改变年轻人的生育决策依旧存在广泛质疑。

当"生一个都难"成为许多家庭的现实感受，"断子绝孙"甚至被年轻人以自嘲口吻挂在嘴边，我们有必要跳出单纯的数字讨论，去审视这一现象背后更深层的社会结构问题。而放眼东北亚，日本走过的道路，或许是我们理解自身处境最好的镜子。

早在2005年，欧洲学者通过对生育率的观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一个社会的总和生育率下探至1.5以下时，试图扭转生育率持续走低的种种努力都会遭遇巨大阻力，仿佛掉入了某种难以脱身的陷阱。

学者们将这一现象及相关的人口学理论统称为"低生育陷阱"。通常认为，低生育陷阱通过三种机制不断实现自我强化。

首先是人口学机制，人口负增长改变了年龄结构，育龄人口的规模与比例不断下降，其结果就是越生越少。其次是社会学机制，生育观念很大程度上来自模仿与社会化的结果，年轻一代自幼在核心家庭中成长，这种经历会直接影响其对理想子女数量的期待。

最后是经济学机制，少子化与老龄化伴随着经济增长放缓、收入预期下降以及支出预期上升，在此消彼长之间不断挤压生育决策。这三种机制彼此并不互斥，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出现都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其最终结果都指向低生育现象的自我强化与放大。

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在其著作《低生育陷阱：日本少子化对策的失败》中明确指出，日本政府过去二十多年间推行了极其密集的少子化对策，从1994年的"天使计划"到1999年的"新天使计划"，再到2003年制定《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此后平均每年至少出台一项新对策。

分娩补贴从最初的30万日元逐步提高至50万日元；儿童津贴覆盖从婴幼儿到中学阶段；不孕治疗补助、冻卵补助相继设立；从托儿所到大学的学费减免、婴幼儿医疗全额报销等政策层层加码。

然而如此密集的政策堆砌，最终仍未能阻止日本总和生育率跌至1.26、出生人口降至77万的历史低点。山田昌弘认为，日本少子化对策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婚"和"格差"才是导致少子化的真正症结，而长期以来日本政府的政策并未将这两点置于讨论的中心。

他引用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调查数据指出，已婚夫妇所生子女的平均数量长期稳定在1.9至2.2之间，即便到2021年最新一次调查仍有1.90。也就是说，日本年轻人不生孩子并非因为已婚者不愿再生，而是因为年轻人根本不再走入婚姻。

而在东亚文化圈中，非婚生子的比例一直极低。因此日本真正的问题不是少子化，而是"不婚化"。

在山田看来，日本知识界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一直存在两个盲点。第一个盲点是，人口学家与社会学家在上世纪90年代盲目地认为年轻人只是为了享受单身生活而推迟结婚，总有一天会走入婚姻，即认为年轻人并非不婚而只是晚婚。

这一判断背后的逻辑是：只要想结婚，谁都可以轻易做到。但问题在于，这句话的前后两部分都不成立——日本年轻人既不想结婚，也并非能够轻而易举地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

基于第一个盲点又引出第二个盲点：日本盲目模仿欧美国家，将生育作为少子化对策的核心，忽视了结婚这一前置条件，而背后是不同社会与文化语境对生育行为的差异化理解。

山田进一步指出，日本年轻人不愿恋爱、不愿结婚，本质上是因为对恋爱本身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当个人的兴趣、价值、生活方式日渐凸显，恋爱便成为一件越来越麻烦的事，也逐渐演变为一种风险——首先是在个人兴趣、价值、生活方式层面的风险，进入亲密关系意味着必须承担牺牲上述个人特质的可能；其次是经济层面的风险，年轻人只有在确认不会降低个人生活质量的前提下，才会考虑进入恋爱乃至婚姻关系。

而这后一点，恰恰引出了他关于少子化对策失败的第二个判断，即"格差"。"格差"是日本社会学界常用的概念，大体可理解为阶层与层级的差距。

在山田看来，日本年轻人之间经济差距的不断扩大，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向上流动失去希望的社会现实，与少子化、不婚化的结果息息相关。

他在儒家文化圈的语境中提出一个重要观察：人们计算养育成本时并不以子女18岁为界限，而是会延伸至子代的成家立业，甚至延伸至孙代，这就决定了孩子的养育成本远远高于任何一个政府所努力覆盖的范围。

更重要的是，拥有孩子的价值相较于育儿的乐趣，孩子能获得什么样的社会评价更为重要。其中，学历是一个关键因素，而为让孩子获得高学历所必须支付的补习费用相当高昂。

这不仅是日本，也是许多亚洲国家（如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少子化的主要推手之一。

在收入预期下降与支出预期上升的双重挤压下，害怕从中产生活跌落、害怕无法为孩子提供体面生活的焦虑与恐慌，决定了日本年轻人强烈的风险规避倾向，生育由此成为一种相当不经济的选择。

山田总结道，日本少子化对策在过去二十年间收效甚微，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所谓少子化现象本质上是因为结婚的人变少了，而结婚的人变少、生孩子的人变少，更深层的原因是年轻人对未来收入预期极度悲观。回到我们自身。

中国当下所面临的处境，与山田描绘的日本图景高度重叠：不断攀升的教育成本、根深蒂固的学历焦虑、职场对已婚未育女性的隐性歧视、房价与收入预期之间的巨大鸿沟，以及年轻一代面对未来时那种普遍的、绵长的疲惫感。

900亿元的育儿补贴固然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标志着国家愿意承认生育成本不应再由家庭独自承担，但如果政策的着力点始终停留在"生育"与"育儿"两个环节，而忽视了"结婚"这一更加基础的前置条件，忽视了年轻人对社会流动性丧失信心这一更加根本的价值困境，那么再多的现金补贴，恐怕也难以真正撬动生育决策的天平。

从日本的教训到当下中国的现实，可以清晰看到一条相似的轨迹：少子化的表象背后，是不婚化的加剧与阶层焦虑的固化。当年轻人不再相信通过努力可以过上不比父辈差的生活，当婚姻与生育被视为拖累而非归宿，任何单一维度的政策刺激都难以奏效。

真正需要改变的，是让工作可以重来、让失败不至于万劫不复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把职场歧视压下去、把教育内卷缓下来、把住房焦虑拆解开的系统性努力。

唯有当"体面"的定义本身发生变化，当年轻人可以不必背负沉重的期待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时，生育才有可能重新成为一件自然而然的事，而不是一场需要被反复计算得失的豪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