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不用催！中国最愿意生孩子的省，无需催生，连续八年全国第一

当许多地方还在绞尽脑汁试图用发红包、延产假等手段强行提高生育率时，南方的这片经济热土已经用实打实的数据戳破了陈旧的刻板印象。

截至2026年披露的最新数据，广东2025年出生人口超过100万，不仅连续六年突破百万大关，更是连续八年稳坐全国生育率的头把交椅。在这里，繁衍后代从未被视作需要动员的任务。

它伴随着14万亿的强劲经济动能、务实落地的千万级育儿补贴，以及深厚的宗族文化底蕴，呈现出自然生长的旺盛态势。

每年数十万年轻新鲜血液涌入深圳、东莞和广州，他们在写字楼与流水线上挥洒汗水，也在普惠托育体系和真金白银的支撑下，安心地在此安家落户。

这种强烈的对比，直指当前人口困局的核心。

我们把时间线拉长来看，人口更迭规律的背后隐藏着极长的反馈周期。人口问题、人口政策，本质上是在聊未来三十年的事。

现在出台的人口政策，得等三十年，到下一代长大，效果才能显现出来。所以讨论人口问题、人口政策，本质上是要对三十年以后的情况做预测，难度非常大。

人口变量和其他社会变量的相关性本身就非常复杂。一个社会经济结果的出现，既可以说是人口的原因，很多时候也能归因到其他因素。

就是因为变化周期太长，中间发生的事件太多，所以任何关于人口的理论，都特别难做实验、特别难证伪。咋做实验呢？

搞控制变量，选两个地方执行不同的人口政策，然后等三十年？问题是人口能控制变量，其他变量根本控制不住，很难做严格的社会实验。

这类问题只能基于历史经验去讨论。这也是为什么聊人口问题的时候，任何观点都不敢说百分百正确——因为所有观点都没法做严格的控制变量实验。

历史就是社会科学的实验室，只能基于已经发生的事给出大概的论证。其实这几年，关于各地催生效果的争论一直没断过，之前网上就有一个核心观点，认为高昂的生活压力彻底锁死了中国最愿意生孩子的省之外地区的生育动力。

像这种反馈链路长、难以证伪的问题，往往很容易成为带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政治议题，而不是单纯的经济、管理、技术议题。一个事情适不适合成为政治议题，主要看两个因素：第一就是是否难以证伪，比如转基因问题、气候问题，都属于非常难证伪的类型。

第二就是这个议题是否能引起人们当下的情绪共鸣。转基因问题关注度这么高，很多人提到就义愤填膺，真的是把它当成科学问题在讨论吗？

其实不是，更多是关联到了普遍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而食品安全本来就是现在社会普遍头疼的痛点。还有气候问题，真的都是基于科学研究去讨论的吗？

也不是，更多是因为工业化过程中看到了太多污染，给生活带来了切实的痛苦，基于这种情绪产生了共鸣。所以满足“难以证伪+能引发当下情绪共鸣”这两个特点的议题，很容易变成带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政治议题。

政治还有个特点：天然倾向于把当下的痛苦和困难处境，归因于目前正在执行的政策，或者目前正在执政的团体。这是一种心理倾向，甚至可以说是生物本能——如果现在过得很痛苦，就会下意识觉得是现在执政的团体出了错。

当时一些专家信誓旦旦地认为中国人口萎缩已成定局，但现实却狠狠打了他们的脸，目前的真实情况是，在那个连续八年创下生育奇迹的地方，人们更看重产业虹吸带来的实际底气。现在中国的人口问题，最容易引发情绪共鸣的点是什么？

就是高房价、生活成本高、生活压力大。总在说低生育率，很多人痛恨低生育率，本质上是痛恨现在生活太累、压力太大，大到根本负担不起养孩子的成本，这种心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共鸣点。

想把人口问题当成科学性议题去讨论，首先要摆脱它的政治属性思维，尽量避免陷入意识形态的预设里。最核心的就是不要有前置认知：不要先入为主觉得人口一定是多好，或者一定是少好。

国家的人口政策本身就出现过巨大的转折和变动。最开始鼓励多生，后来马寅初提出鼓励少生，被当成右派批判。

等到改革开放的时候，马寅初少生的思想又占据了主流，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八零后、九零后从小到大被灌输的人口观点，基本都是少生好，都是“中国人太多、资源不够用”的说法，马寅初甚至被塑造成坚持真理的英雄知识分子形象。

但是到了最近几年，哪怕是八零后九零后这代从小接受“人少好”灌输的人，也几乎齐刷刷转变了观念，进入了新的意识形态：觉得生育率太低了，要多生。

这么多年的意识形态塑造，短短几年就变成了共识性的“多生好”，这种转变，真的是每个人都研究了人口理论、人口经济学之后得出来的结论吗？肯定不是，本质上还是来源于当下的情绪共鸣，就是对当下生活不满意的情绪共鸣。

回看这起事件，与其沉溺于对生活压力的抱怨，不如像广东那样用真金白银的补贴和六十万个托育岗位来满足现代家庭的刚需，做到无需催生。

完成基本工业化之后，整个社会的产能供应全民基本生活已经完全没问题，新增人口的边际成本非常小。

现在生孩子，根本不会担心养不活、饿死人，担心的是能不能考上好大学，能不能赢在起跑线，要投多少教育资源，能不能有个成功的人生。本质上担心的是孩子未来的就业问题，而不是生存问题。

这说明现代社会缺的早就不是基本生存的物质资源，而是成就资源、意义资源，需求才是当下最稀缺的资源。

另一方面，进入高收入社会之后，生育率会规律性下降，甚至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自然会担心人口越来越少、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哪怕不主张多生很多，也会觉得生育率不能太低。这种社会状态下，生育观念基本都会转向应该适当多生。

生育观念、生育相关的意识形态，本质都是当下社会经济状况的反映。对人口政策的判断，其实特别像炒股，容易根据当下的状况做决策，也就是所谓的边际思维。

但人口政策要解决的是至少三十年以后的问题，要看的是未来的变化，要是完全照着当下的状态定政策，特别容易踩大坑。这种未能预见如今稳居全国第一的省份如何用新经济破局的短视思维，源自人类在漫长岁月中对技术和资源增长的悲观错觉。

整个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人们都认为技术根本没办法进步，或者说技术进步是偶然的、靠运气的。

就算到了凯恩斯、熊彼得那代人，甚至到二战前后一九五零年代的哈罗德多玛模型、早期索罗模型，主流思想都认为经济技术进步是偶然的，停滞才是正常的，说技术能线性发展都属于异类观点。

当时只有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提出了长波周期理论，也就是炒股常提的康波周期，认为技术有可能持续进步，五十年一个周期，但这个理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被视为异端。认为技术能够线性发展进步，是人类社会最近几十年才有的认知，非常晚近。

比如最重要的经济学模型之一索罗模型，最早根本没有技术变量，一九六零年之后才把技术加进去，那个时候还认为技术变化是偶然的。

一直到八十年代后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提出内生技术增长模型，才认为技术可以靠人为努力、靠增加研发投入进步，不是靠运气。等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技术能靠努力进步”才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这个时间甚至比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时间还晚。

站在今天看过去的经济思想，首先要知道过去大部分时间，人们都认为技术进步不了，不能想当然靠提高技术增加国内生产总值、提高人均收入。这就是极端资源有限论、人口控制论背后的本质：技术不变论。

技术不变的前提下，每亩耕地产出是固定的，总有一天粮食会不够吃。

不管是自然资源还是生产出来的资本品都是有限的，最终会达到人均收入没法再提高的上限，达到上限之后如果人口增长率还是正的，总会出现人均资源不够、人均收入下降的情况，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变差。

当摆脱了对资源枯竭的恐慌后，我们便能明白，为什么这片根本不用催的南方土地如今能够独树一帜，因为历史上的政策演变同样受制于当时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的人口政策演变历史，完全契合这个规律。

一九五零年代刚建国的时候，仿效苏联鼓励多生，给生得多的女性颁“英雄母亲”“光荣母亲”的称号，这也符合战后“人多力量大”的普遍认知，当时全国人口大概是四亿多到五亿左右。

一九五三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人口已经突破六亿，短短不到五年涨了近一亿。看到普查报告后，当时的中央领导都已经同意要控制人口。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马寅初提出的控制人口理论被打成资产阶级思想，人口政策问题成了靶子。

只有短短几年里，明确反对过控制人口、反对计划生育，其他时间都是支持的。

一九六二年，卫生部就设立了计划生育处，没有同意或默许，不可能设立专门的政府部门做这件事，说明领导层很快就恢复了要控制人口的思路。

一九六四年还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由国务院秘书长兼任主任，规格很高。整个五十、六十年代的主流都是赞成计划生育的。

当时处在工业化早期，潜在国内生产总值很低、资本很少、失业很多，所有工业化早期的国家，都会有觉得人口太多的压力，这种现实压力比政治运动的影响大得多，所以领导层从五十到七十年代，主流思路都是要控制人口。

走出历史的迷局，如今南粤大地繁盛的生育景象，恰恰是对过去单纯依赖教条式干预的最有力反拨。透过这些长周期的历史迷雾与现实数据，广东的成功密码已经清晰可见。

这座省份不需要在演播室里空谈理论，也不依赖文件去空洞呼吁。它用庞大的经济体量提供了海量就业岗位，用下沉到社区的育儿补贴和随处可见的托幼中心，彻底打消了年轻人的核心顾虑。

当人们能够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环境中稳健扎根、获得收益并看见长远的未来时，繁衍后代就不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水到渠成的期盼。

事实证明，顺应经济规律、给足真金白银的实质性支撑，才是破解人口焦虑的终极解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