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16）——寻找失踪的叛徒（中）真相还原

调查小组接到小唐的电话，三人自是非常兴奋，出于慎重，他们决定亲自对这一情况进行调查。

三人先赶到提篮桥分局，让小唐陪同核查，商量下来，决定四个人分为两个小组，分别去找辛静莲和管作相、管作行进行调查。

辛静莲和管作相、管作行对赵锦章即管作成作了确认之后，侦查员感到还不牢靠，必须查到原始凭证才算作数。

于是，他们又去了江宁公安分局，那里是赵锦章——管作成的出生地辖区，其父母虽然已经去世，原先居住的房子也已易主，但老邻居还在。

侦查员由辖区派出所民警陪同找几位老邻居一打听，他们全都证明:

管家确实有三个儿子，分别叫管作成、管作相、管作行，后来大约在二十年前，管作成改了个名字叫赵锦章。

当时，大家都感到有些不解，听他一解释有点迷信，再说城隍庙那位算命先生确实也很是有名，被视为“半仙”，于是理解。

这次走访中，侦查员又意外获知:

管作成十六岁时进入南市老城厢大境阁附近的“沐仙堂”中药铺当学徒，大约在那里待过三年多时间。

这一点，跟陈云所说的那个叛徒曾经当过中药店学徒相符。

至此，调查小组认定:

一个多月前，提篮桥区失踪的“和顺诊所”赵锦章，就是他们要查找的叛徒管作成。

情况上报到扬帆局长那里后，他当即指示：

组建专案组，对失踪的赵锦章进行追寻，务必追查到此人下落，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领导说:

调查小组的工作很有成效，也有了经验，专案组就由你们三个人组成，如果工作开展起来后人手紧张，可以增派。

专案组三位侦查员一商量，预感工作铺开后肯定不够，就跟提篮桥分局方面提出：

能否把当初负责侦查赵锦章失踪案的那三名侦查员苏吉殿、小唐和小许暂时借调过来协助工作？

上海街头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提篮桥分局领导一听，自无二话，接着，专案组开了一个碰头会，商议如何开展侦查。

大家对赵锦章的失踪原因分析认为:

多半跟其自身有关，也就是说，失踪是由于他自己能够主宰的原因造成，甚至有可能是主动而为。

也许，他已经感觉到历史上的叛徒问题有暴露的可能，畏罪潜逃。

再往下商议，六人觉得要弄清其中缘由，还要再去找辛静莲和施佩瑶进行调查，只有这两个女人跟失踪前的赵锦章有过密切接触。

随后，专案组议定主题：

着重调查赵锦章失踪前一段时间的活动情况、日常言行以及是否有反常情形出现过。

对辛静莲的调查是由练必生、小许、苏吉殿负责，三人跟辛静莲作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用完了事先研究拟订的调查提纲，尽管她反复冥思苦想，但却未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辛静莲觉得:

失踪前，丈夫一切都和以往一样正常，饭吃得下，觉睡得着，对她和子女也是一如既往的态度，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两样的地方。

与此同时，侦查员陈庆复、练必生和小唐也在跟施佩瑶谈话。

相比之下，她对赵锦章失踪之前的情况，倒还能多说一些，诊所的日常内容跟家里不同，显得多样化。

侦查员告诉施佩瑶:

不必按照什么杠杠说，想到什么说什么，反正只要是赵锦章身上出现过的言行，不管什么现象，都说一下。

施佩瑶是一个很健谈的女人，一些鸡毛蒜皮的内容也能说得头头是道、津津有味，侦查员没有打断她，捺着性子静静地听着。

施佩瑶说了将近两个钟头时，侦查员终于捕捉到了一个有价值的内容:

赵锦章失踪那天下午大约三点钟时，诊所来了一位年约五旬的男性病人，其老婆陪着，进来后，施佩瑶问道:

您哪里觉得不舒服？

对方说:

今天早上起来后感到头有点痛，眼睛似是发热样的不大睁得开，胃口不好，早饭只吃了几口就咽不下去。

平时，他很喜欢喝茶，几乎是杯不离手的，今天却是喝着茶水只觉得一片苦涩，难以下咽。

到了中午，饭也吃不下去，上床休息，痛痛快快睡了一觉醒来后，只觉得浑身酸痛，于是断定生毛病了。

他们最近刚从静安寺那边搬到提篮桥这边，不知该上哪里去看病，他老婆问了弄堂口摆摊的小皮匠，知道附近有一家“和顺诊所”，那位大夫中西医都会看，听说医术还不错，于是就过来求诊。

施佩瑶听了这一番话后，便先让病人测量了体温，三十九度五，便说:

老先生，您得治疗了。

按照当时的行医规矩，施佩瑶问对方想用中医还是西医治疗，当然，也可以中西医结合着治疗，收费各有标准。老先生说:

我兼看中西医吧！

然后，施佩瑶就领他进了屏风后面，交给了坐诊的赵锦章。

赵锦章当时接待的另一位病人已近尾声，向那位病人作了一番注意事项后，开始给老先生问诊。

老先生既然选择兼看中西医，肯定要打退烧针，施佩瑶就待在旁边准备着，她无意间看到赵锦章的目光在最初一瞬间，扫视到老先生的脸孔时，似乎突然一惊似的定了一下。

之后，他的眼光再就没有在对方脸上停留过。不但如此，治疗方案也跟平时不同，没有让施佩瑶准备给病人打退烧针，而是先从抽斗里取出一个医用口罩戴上，接着问了问症状，搭了搭脉搏，没有看舌苔，匆匆开了处方。

施佩瑶见没有针剂，便轻声问是否需要打退烧针，赵锦章这才像是被提醒了似的把脸转向病人家属，问要不要打针。人家自然需要，他这才在西药处方上增加了退烧针。

打针是在诊所最里侧的一个用白布屏风分隔出来的角落里进行，施佩瑶在那里面操作时，听见赵锦章在外面快速地开关着抽斗，这个打开、那个关上地折腾着，似是在寻找什么东西。

赵锦章平时也有这个动作，因为他放东西没有规律性，记性似乎又很差，所以隔三差五总要来这么几下的，当时施佩瑶没有在意。

那位病人离开后，赵锦章倒是一脸平静，他喝着茶，把给儿子买的生日礼物拿了出来。

那是一辆当时很少见的电动玩具汽车，装上电池后可以自己开动，行驶中如果撞到了墙壁什么的障碍物，还会自动退回来。

施佩瑶是第一次看到，觉得很是新奇。赵锦章玩了会儿玩具汽车，看看时间说:

已经三点多了，我得回家，儿子还等着我呢，

于是，他起身脱下白大褂，出门时又对施佩瑶说:

一会儿有两个病人要来换药，完了没事你也可以早点下班。

说着，推上停在诊所门口一侧的那辆自行车，朝施佩瑶挥挥手，上车而去。

当下，陈庆复等人一听说有这样一个情节，顿时来了兴趣，盯着施佩瑶追问了一些细节，最后又问:

那个老先生姓什么叫什么，家住何处？

这个施佩瑶说不上来，她解释说:

“和顺诊所”太小了，跟沪上的其他诊所一样，不可能像正规医院那样，病人看病先挂号登记，这样不但增加营业成本，还会使有些病人觉得不方便，没人肯这样干。

他们结束调查返回分局时，另一路刑警苏吉殿三人正好回来。

苏吉殿三人一听说陈庆复这一路调查有收获，自是高兴，六人直接凑在一起讨论施佩瑶所说的那个被认为是赵锦章反常的情节。

此刻，大家已经知晓赵锦章历史上是个叛徒，所以分析问题时，站在这一角度上予以考虑:

赵锦章在二十年前叛变革命后，担心受到地下党的惩处，改名换姓，不知去向。

上海解放后，此类情况明显属于市军管会的通告中，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政府自动登记，但他竟然没有去。

这说明，他之前一直认为对于自己当年的叛变行为隐藏得很到位，没有人知道他在这二十年里在干什么，现在在哪里，所以自信能够逃过法律严惩。

但是，赵锦章没有想到，他竟然在行医时遇到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显然是跟他曾经见过面，而且知晓他的历史罪行。

这一惊，肯定非同小可，他不得不考虑到那老先生是否有检举他历史问题的可能，公安局只要接到举报，肯定会在第一时间赶到诊所将其控制起来。

为了继续逃避惩罚，赵锦章当机立断决定马上离开，这就是他失踪的原因。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推理，要想证实这种推理，需要证据，证据就是那位老先生。

所以，专案组下一步的主要工作就是全力寻找那位前往“和顺诊所”求诊的老先生。

可是，诊所没有留下老先生的姓名、住址，如何去寻找其踪影？这个问题，侦查员觉得可以解决。

施佩瑶说，老先生的妻子说他们是新从静安寺那里搬过来的。

静安寺属于新成区，他们既然是从新成区搬到提篮桥区，户口通常也得过来，只要让分局户籍股查一下最近从新成区把户口迁到提篮桥区来的居民，那就简单得如同瓮中捉鳖一样。

当然，也有可能那对老夫妇所说的“搬迁”不过是一种从这个子女家转到另一个子女家的行为，户口还是在新成区原住处，那也不难找到，因为即使是父母到子女这边来住，按照公安部的规定也得向提篮桥分局这边申报临时户口，同样一查就查得到。

侦查员当即向分局户籍股调查，果然一查就着，这位老先生名叫龚培春，居住于大名路连州坊37号。据户籍资料和其本人解放后向人民政府登记显示:

龚培春，五十二岁，汉族，浙江宁波镇海县人氏。十四岁时来到上海当米行学徒，终日摆弄米包使他练就了一身力气。

十七岁那年，英租界巡捕房刑事部招收华捕，米行老板怂恿龚培春去试试，一下子就被英国佬看中，于是当了一名巡捕。

在巡捕房干到第四年时，龚培春因工作出色，被英国佬提升为组长，手下有七名“包打听”。

提升后没几个月，龚培春的英国顶头上司换了个人，那个英国佬是一个性格怪异之徒，龚培春跟他合不来，几次被罚扣薪水和津贴，他便生了离开之心。

正好，这时遇到了一位宁波同乡，那人在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当官，经其介绍，他便跳槽去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成为那里的一名少尉军官。

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龚培春一直干到1933年春，受当时热血青年救国呼吁影响，辞去现职，只身前往张家口，意欲投奔冯玉祥发起组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在那里，喜欢结交朋友的龚培春认识了一个姓彭的朋友，后来才知道是中共地下党员，对方听说了他的情况，动员其打消主意返回上海，设法与中共取得联系，发挥其在上海国民党以及租界巡捕房的特殊作用，为抗日事业作出一份贡献。

龚培春觉得对方说得有道理，欣然听从。返回上海后，他很快与地下党组织建立了关系，根据安排，再次进入英租界巡捕房，为地下党提供机密情报，并参与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以及各界进步人士，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离开巡捕房去做生意。

正是因为有过这段经历，上海解放后，龚培春受到了人民政府的善待，没有追究他以前的那段历史，现在杨树浦区定海桥一家私营渔业公司当账房先生。

必生、小唐三人前往大名路连州坊拜访了龚培春，一说“管作成”的名字，老先生一脸迷惘；再说“赵锦章”三个字，也是一阵摇头。

侦查员心里一凉，暗忖道:

难道情况不是原先估料的那样？这可糟了，又得从头来过，那条路还不知究竟是否走得通？

他们定定神继续问，这回是从那天去公平路“和顺诊所”看病说起，老先生承认是去看过病，还说隔天再去复诊，可诊所大门竟然已经贴上了封条，不知是怎么回事，向邻居一打听，说是那个看病的大夫已经凭空失踪。

侦查员陈庆复问：

“龚老先生，您是干过侦探这一行的，在您看来，那位大夫失踪是怎么一回事？”

龚培春笑而不语。片刻，缓缓开口道：

“三位先生屈尊登门，不知究竟需要龚某为你们做何效劳？”

侦查员说:

“效劳”两字言重，我们是有疑难来向龚老先生请教的。不知您是否记得起以前曾经跟那位失踪的大夫打过什么交道？

“打过交道？”

龚培春反问了一声，稍停又说:

“让我想想。”

侦查员三双眼睛紧紧盯住了龚培春，指望从他嘴里吐出希望得到的内容来。可是，老先生想了一会儿后还是缓缓摇头，抱歉地说：

“对不起，我实在想不起来啊！”

侦查员提醒道:

不知您是否还记得，大约在二十年前的某天，中午时分，您那时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少尉，曾经参加过一次抓捕共产党地下人员的行动，被捕的是一位年轻男子……

说到这里，龚培春的眼睛一亮，掌拍额头道：

“哦！我想起来了！对！对！对！是那么一双眼睛，像的！像的！”

接着，龚培春提供了一段当年的历史情节：

1932年4月中旬的一个下着小雨的中午，他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设在英租界二马路一个密点值班时，忽然接到侦缉大队部的电话，耳机里只报出了一个地址，没有多余的一个字。

这是他们的规矩，龚培春明白那个地址有目标需要抓捕。

地址在英租界，根据当时延续执行的清朝政府跟英国政府所签订的协议规定，中国当局若要去英租界抓捕人犯，必须先向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递交申请书，然后由英租界巡捕房派员前往指定的地址执行。

待将人犯抓捕到后，再由中国当局向英租界递交引渡照会，予以引渡，这才最后完成了抓捕。

可是，对于当时一心想消灭共产党的国民党当局来说，这种做法显然“多有不便”，有时正是这种夜长梦多的做法，导致已经秘密查清楚的目标在眼皮底下消失。

上海街头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因此，他们渐渐玩起了花样，通常的做法是：

派出便衣特务化装成匪徒，对目标实施绑架，到手后只要出了英租界，巡捕房就管不住了。

但是，这种做法的弊病是有时会遇到巡逻的英租界巡捕房武装人员，要么跟外国巡捕开火交手，强行突破；要么束手就擒，被人家作为刑事疑犯拿下。

后来，国民党方面有了另一种比较温和的做法：

买通外国巡捕房驾驶警车的华人司机，有抓捕任务时让其把警车开出来，特务随车前往目的地抓捕目标，到手后，驶离租界转移到预先停在那里自己的车辆上。

据龚培春回忆，那次抓捕管作成就是采取的这种方式。接到电话后，他向密点负责人报告了内容，负责人下令马上行动。

电话打出去七八分钟，英租界巡捕房的“大红袍”警车开到了密点附近约定的上车位置，龚培春等四人上去后直扑目的地，顺利实施了抓捕。

管作成被捕后，一上警车就叫着愿意“立功赎罪”，然后说在英租界何处有中共的一个秘密机关，那里有多名共产党头子不定期住宿和进出，还密藏着重要机密文件。

如此重大情报，龚培春四人不能随意处置，他们稍一交换意见，马上停车，让一个特务下车就近去找电话机往淞沪警备司令部打电话报告，另外三人让“大红袍”继续按照事先指定的方式，把被捕者送到华界转移上警备司令部的车辆。

龚培春三人把被捕者押解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后，汽车刚停下来准备把管作成往下押时，就被已经等候在院子里的另一拨特务叫住。

为首的一位少校军官把龚培春叫下去，问了问被捕者愿意“立功赎罪”的情况后说:

奉命要将被捕者带出去执行任务，让龚培春三人退出行动。

龚培春他们的那次抓捕行动到此为止，后来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不清楚，只是听说那个被捕者的“立功”愿望好像没有实现，那个共产党重要机关已经转移，被捕者管作成后来是如何处置，他也不知道。

在龚培春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里，这种抓捕包括中共地下党在内的案例经历了不少，其实，他并不是一个精明的侦探，没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所以记不得曾经跟他打过不到一小时交道的管作成。

那天，他去“和顺诊所”看病时，根本没有认出那位不知姓什么叫什么的大夫，其实就是曾经被他抓捕过的中共地下党人员。

但是，专案组的侦查员这时已经明白：

龚培春没有认出赵锦章，而后者却已经认出龚培春，而且想当然地以为对方也已经认出了他，所以作出了果断反应。

可是，这个当年的管作成如今的赵锦章在跟龚培春不期而遇之后，忽然就不见了踪迹，究竟是自杀？还是潜逃？

专案组对赵锦章的生死与否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先从自杀的可能性来看，像他这样一个有家小的人，如果决定选择离开这个世界，一定会做若干后事方面的安排，如果时间来得及，还得回家去一趟，尤其是把生日礼物送给儿子。

如果他以为龚培春一离开诊所，就会去公安局检举，警察也会马上出动前来缉拿，再怎么着也得把礼物留在诊所，给家人留一纸三指宽的条子，对后事做一个哪怕是含蓄的安排。

可是，赵锦章并没有这样做。如此看来就有理由排除自杀，而是畏罪潜逃。

为防止泄露潜逃迹象，给之后发生的警方追捕提供线索，他把这件事搞得天衣无缝，非常神秘。

于是，专案组就向领导汇报了赵锦章很有可能还活着的结论，立即着手对其行踪进行周密调查。

为以防万一，他们还决定对自赵锦章失踪以来上海各区以及属于苏南行政公署辖区的上海郊区各县公安局所发现的无名尸体，进行调查。

六位侦查员日夜不停地紧张运转，分出两人专门调查无名尸体，其余四人重新梳理赵锦章的所有社会关系，即使是当年在静安寺老家那里的老街坊、小伙伴也都一一列入了调查范围。

核查无名尸体的两位侦查员忙碌了七天，直接和发函查遍了上海市的三十个区和水上公安分局，以及后来被划入上海市的当时属于苏南行政公署的那十个区，查看了四十六具无名男尸的照片和法医鉴定书，没有发现跟赵锦章特征相同的尸体。此项工作告一段落，他们腾出手来参加对赵锦章社会关系的调查。

解放后，赵锦章没有按照市军管会的通告规定去公安局登记，他也没有工作单位，所以也就没有档案，包括他的妻子辛静莲在内的亲属，没有一个能够完整地说出他四十二年的经历。

这次调查，专案组倒是将其自1910年出生以来一直到1952年失踪，这整段时间里的经历全都清查了一遍，制作了一份档案材料，可就是不知道赵锦章的下落。

赵锦章那天离开“和顺诊所”后，就像一滴水从空气中蒸发了似的凭空消失，谁也没有看见过他的人影，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没有接到过他的函件，也没有听说过他在这之后的任何消息。

尽管专案组坚定地认为赵锦章没有死，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可是，他们整整工作了四个月零七天，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至此，按照行规，这个案子只好作为悬案挂了起来。专案组长陈庆复接到通知时，心里好生难过，感到自己没有完成这项重要任务。

专案组解散前，陈庆复自己掏钱请提篮桥分局食堂的大师傅烧了几个菜，请全组侦查员吃了一顿饭。

饭桌上，他们还在谈着这个案子，坚信赵锦章还活着，而且会在将来的某一天重新出现。

基于这个思路，陈庆复当晚起草了一份报告，请求领导批准让提篮桥分局方面对赵锦章家、施佩瑶家等处进行秘密布控。

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是否批准了这个报告，陈庆复不清楚，即使批准，那也是提篮桥分局的事儿，跟这个业已解散了的专案组没有任何关系。

之后，陈庆复、练必生、厉天元三位市局侦查员各自投入其他侦查工作，解放初期，公安局的警察没有一个空闲，历史、现行、防范性质的等各类案件多如牛毛，白天干着不够夜晚还得连轴转。渐渐地，他们把这个案件丢到脑后。

时间很快过去了三十个月，陈庆复三人还在市局政保处，提篮桥分局这边的苏、唐、许三位警察发生了变化。

刑警苏吉殿调到分局治安科去当了副股长，小唐觉得跟着苏吉殿干很顺心，跟着重新回到了治安科，派出所户籍警小许有点不顺，为了一位直系亲戚的历史问题，加上顶撞了领导而被贬往苏北劳改农场当管教员去了。

就在这时，果如当年专案组吃散伙饭时所预料，失踪了的赵锦章真的重新出现，回到家人面前！

1954年3月下旬，一个暮色初降的傍晚，天上飘着蒙蒙细雨，街头行人稀少，辛静莲正安排子女们准备吃晚饭，虚掩着的门，在轻轻叩响了三下后被推开，赵锦章提着一个旅行包走进了家门！

男主人去而复归，全家上下自是大喜过望。

一番热闹自不待言，所有人中，只有赵锦章保持着一份出奇的也是异常的冷静，他对于家人们“这段时间你去了哪里”的询问一概不作回答。反倒详细询问他“失踪”后家里发生的种种情况，特别是妻子报案后公安局方面的反应。

然后，他让妻子备酒菜，同时又派大女儿骑自行车前往他的两位兄弟家，把他们请来一起喝顿团圆酒。

赵锦章的两位兄弟听说哥哥平安无事地回到家中，自然喜从天降，急急赶来。

赵锦章还是保持着那份冷静，一边喝酒，一边听他们叙述着他“失踪”后在两位弟弟那边发生的情况，对于警方如何调查询问之事，问得很是详细，即使弟弟们说到警察登门向他们调查过哥哥以前的管作成原名时，神色依旧。

两位弟弟自然也是急切地想知道赵锦章当时“失踪”的原因以及这三十个月里在干些什么。对此，他的脸上露出神秘的笑容，淡淡地说道：

“没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切都很好。”

后来喝了许多酒后，又增加了一个内容:

“我还在干着老本行。”

当晚，没有什么意外发生。次日早晨，女主人辛静莲大约五点半左右醒来，准备起来去买菜时，发现丈夫已经不在床上。

她不敢出声，怕惊动了子女，悄悄去外间和女儿们的房间一一看过，没有赵锦章的影子；又看昨晚挂拿出东西的那个空旅行包，已经不见。

她奔到门外去看，弄堂里空荡荡，再回来看时，发现客堂的桌子上留着一张纸条子，写在孩子做算术作业时的草稿纸反面，上面寥寥数字：

我走了，一切皆好，不必担心，留钱贰佰万元在枕头下。

此为旧人民币，合新币两百元

这次，赵锦章属于不辞而别，其妻辛静莲没有向警方报案，她不报案，有人却报案了。

两个多小时后，居民小组组长顾阿姨走进了派出所，对管段户籍警小周说:

听说那个名叫赵锦章的人，昨晚已经回来了。

小周一脸愕然，他说:

赵锦章是谁？我一点也不知道啊！

这里面有着一层貌似复杂的缘由，按照两年半前市公安局交办追查叛徒管作成即赵锦章的下落时的规定，案子属于保密。

分局也只有几位领导和两位参加专案侦查的民警苏吉殿、小唐知晓，派出所所长、副所长和小许知道此事。

上海街头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专案组解散后，案子仍被规定严格保密，对于辛静莲家的布控，由小许经手向居委会布置，如果赵锦章出现，居委会马上向户籍警报告。

本来，小许调往劳改农场时，应当跟接手的户籍警小周办理一个工作交接手续，说明辛静莲家的布控不透露原因。

并关照小周，如果接到报告，说辛静莲家的男主人回来，应当立即告知所长或者副所长。

但是，小许当时的调动说来可笑又可气，那天上午一到派出所，突然接到通知:

分局通知，市局在各分局临时抽调若干名民警参加押解劳改犯去苏北农场，分局把名额下达给各派出所，本所摊到一名，经研究决定派你前往，你这就去分局报到。

小许不疑有他，寻思去苏北转一趟也不错，便高兴地去分局报到，再到市局集中，然后押解着劳改犯上路。

到苏北把犯人交给农场后，农场方面摆酒席犒劳他们。酒席结束前，带队的一位领导当众念了一串名字，让被念到的同志一会儿留一留，小许也在内。

其他警察退出去后，农场的同志抬进来一块大黑板，往主席台上一放，上面写着一行美术大字：

热烈欢迎新同志！

小许他们喝得有点高了，还不知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就有几位农场领导登台说:

代表全场干警，热烈欢迎新鲜血液注入劳改干警队伍行列。

小许等人这时才觉得不对劲，找带队领导时，此人已经不见。他们二十个人就这样从上海调到苏北劳改农场。

如此一来，接替小许的户籍警小周当然就不知道对辛静莲家的布控是怎么回事。小周责任心很强，不知道并没有一推了之，直接去问所长。

原先的所长已经调往杨树浦分局，这位所长也不清楚布控之事，原先的副所长已经担任指导员，知道赵锦章那个案子，当下急报分局。

分局清楚该案的分量，当即上报了市局。

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的领导班子也发生了变化，1953年年底，原先的公安局长扬帆被免去了所有职务，赋闲在家。

局长由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长许建国兼任，常务副局长黄赤波主持日常工作。

领导虽然换了，但对赵锦章叛徒一案的侦查并没有撤销，政保处领导汇报该案情况后，黄赤波当即指示重新组建专案组。

政保处领导知人善任，仍把之前的专案人员陈庆复、练必生和厉天元三人抽调出来成立了专案组，陈庆复还是担任组长。

陈庆复好不干脆，马上提出要把两年半前那三位提篮桥分局的同志调来参加专案侦查。

就这样，小许离开苏北劳改农场，返回上海市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