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那个为你煮汤圆的人

直到最近我才知道，元宵与汤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物种”。元宵是“滚”出来的，馅料切块扔进糯米粉簸箕反复摇晃，成品棱角稍显，口感扎实；汤圆是“包”出来的，温水和面，包馅搓圆，模样圆润，软糯细腻。

之前的五十多年，我都把它们当成了一回事。也因此觉得，元宵节便是汤圆节。因而，一到元宵节，想起的总是与汤圆有关的故事。

在老成都，汤圆叫糖圆，象征团圆和吉祥。这里的汤圆，不止甜一种滋味。甜汤圆是主流，红糖、芝麻、玫瑰是老三样，讲究的人家会加猪油提香；或是像我母亲那样，在红糖馅里撒上少许花椒面，甜中带麻，香得透骨；咸汤圆也颇受欢迎，肉馅混着芽菜、葱花，煮时配上“偷青”得来的青菜，咸鲜与软糯交织。“偷青”也是四川老民俗，元宵节这天，大家各自到邻人田里揽上一小捧青菜，象征顺利安好。偷者和被偷者，都觉得吉祥喜庆，颇有点互动的仪式感。

在我的记忆中，有几段与汤圆深深的交集。

第一段，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什邡冬日的清晨，天未亮透，外西街就亮起一团微弱的火光，刺破白头霜密织的寒冷——那是李汤圆的小摊。两根条凳支起门板，两个蜂窝煤炉灶，一个煮汤圆，一个熬百合稀饭，柴烟混着姜香。汤圆锅里放姜，是李汤圆教我的第一条厨艺秘技。那样煮出来的汤圆，表面青亮，不沾不糊，生津去寒，还有一股特别的香气。

李汤圆大名李怀忠，早年跟着父亲经营京果店，一手糕点酥糖和川味汤圆心子做得炉火纯青，后来成了建筑公司炊事员。我因和他儿子交好，常能蹭到他做的粗面小寿桃，那是童年最珍贵的甜。改革开放后，李汤圆重摆汤圆摊，很快成了万元户。

我最难忘的，不是他的汤圆多好吃，而是那碗免费的汤圆水。外西街是乡下人入城的要道，赶路人裹着寒风而来，无论兜里有没有八分汤圆钱，李汤圆都会递上一碗滚烫的汤圆水。他从不吆喝，脸上带着纯粹的笑，仿佛递出去的不是一碗水，而是一份心意。有人喝完坐下吃汤圆，有人心怀歉疚许诺下次，也有人放下一把青菜作为回报。无论怎样，他都笑眯眯地迎送。

我外公常说，他年轻时在异乡讨水被拒，让他格外钦佩李汤圆。于我而言，那碗汤圆水，是我对“善意”最初的认知。那碗温暖，留在了无数老什邡人的记忆里。

后来，我在城西乡下的吴亲婆家，吃到了另一种难忘的汤圆。

吴亲婆是我二伯的岳母。我常走五六里路去她家蹭吃——二伯是屠宰厂工人，她家饭桌上总有吃不完的肉，而我最贪恋的，是她亲手做的黑芝麻猪油汤圆。

吴亲婆点燃柴禾，让暗黑的厨房亮起暖光，还允许我往灶洞里添柴——这是别家小孩得不到的优待。她做的汤圆，芝麻亲手舂碎，猪油裹馅，煮时加生姜，起锅浇凉水，青花亮色，一口下去，猪油的香、芝麻的醇、冰糖的甜，在嘴里交织。我曾一口气吃下六十三个，创下至今都没有打破的人生纪录。吴亲婆坐在门槛上抽着叶子烟，看着我狼吞虎咽，满脸成就感。

几十年过去，我依旧记得那天的光景：淡淡的叶子烟味，竹林的沙沙声，还有吴亲婆多年老支气管炎的破碎的呼吸声……

成家后，我学着吴亲婆的样子做汤圆，妻儿吃得欢喜，我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我曾以为是糯米面不够精细、水不够清冽，直到那次回家，看到母亲为我做汤圆的模样，才终于明白，手艺可以复刻，而爱与关怀，却不能。

那是某年农历九月，本不是做汤圆馅的时节，我没打招呼临时回家，母亲问我想吃啥，我说吃汤圆。母亲立刻忙活起来。她细细筛选、翻炒花生芝麻，搓掉花生红衣，又用手指一点点从硬糖砖上搓下糖末，上千次摩擦才凑够一碗。她怕花椒不新鲜，催父亲重新去买，调馅时小心翼翼加花椒面，尝了又尝，再掺上温度刚好的熟油，捏揉均匀。

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两点，三个小时的忙碌，一碗红糖花椒汤圆终于端上桌。咬下一口，熟悉的甜麻漫开，看着母亲满是汗水的脸，我鼻尖发酸。从前，父亲每周五都会打电话问我归期，我的一句“回”，会让他们忙活一整天；一句“不回”，会让他们失落许久。那些中途变卦的日子，他们备好的饭菜，终究凉在了桌上，也凉在了心里。

如今，父母再也不会在周五清晨打电话了。人到中年的我，终于懂得了那份无声的失落，也懂得了，世间最珍贵的团圆，不是什么富贵与热闹，而是在父母身边，吃一碗他们亲手做的汤圆。

窗外的元宵灯火依旧明亮，碗里的汤圆还冒着热气。一口汤圆，一口汤，姜香混着甜香，漫过舌尖，漫过岁月。这世间所有的乡愁，都藏在烟火气里；所有的团圆，都抵不过一碗热腾腾的汤圆，和那个为你煮汤圆的人。

曾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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