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长征》：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时，另外两支主力红军在干啥？

一九三五年春天，整个中国的注意力都被一条河吸住了。

那条河叫赤水。

从一月到三月，一支刚刚在遵义城里换了掌舵人的队伍，在三省交界的崇山峻岭间来回穿插。一渡，二渡，三渡，四渡。身后的追兵换了一茬又一茬，头顶上的飞机来了又走，滇军、川军、中央军、黔军，像一张不断收紧的网。任何在地图上盯过那几条行军路线的人，都会产生一种生理性的紧张：这支队伍像一把在指缝间来回抽动的刀片，每一次抽动，都贴着敌人的指尖擦过去。

毛泽东后来自己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的“得意之笔”。这话不假。但“得意之笔”四个字，容易让人忽略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再精妙的笔法，也得有人替你按住纸。如果整张桌子都在晃，笔尖落下去就是一团墨。

中央红军在三万多人的规模上，面对的是国民党中央军和西南军阀将近四十万兵力的围堵。蒋介石坐镇贵阳，各路诸侯各怀心思，但有一个共识是明确的：把朱毛红军彻底摁死在川黔滇边。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另外两支红军主力什么都不做，或者做得不够，中央红军的处境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恶化。敌人不是傻子，他们之所以在赤水河两岸被牵着鼻子来回跑，一个极其关键却常常被一笔带过的原因是：他们的后方和侧翼，并不安稳。

不安稳的源头，一个在湖南的群山之间，一个在四川的嘉陵江畔。

先讲湖南那一头。

贺龙和任弼时手里捏着的，是一副看起来并不算差的牌，但对手的筹码实在太多了。一九三五年初，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站稳了脚跟，建立了苏区。这块地方北边顶着武汉，南边压着长沙，像一根楔子钉在国民党统治腹地的腰眼上。湖南军阀何键急得给蒋介石发报，说“情势紧张，全湘震骇”，提出了一个非常直白的方略：“欲靖川黔，先靖湘西；欲除朱毛，先除萧贺”。这句话把湘鄂川黔苏区的战略分量说透了——在蒋介石和何键眼里，贺龙、萧克这支人马，和正在长征的朱毛红军，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面。

蒋介石当然不会坐视。一九三五年初，他调集了十一个师又四个旅，大约十一万人的兵力，分六路纵队，从四面八方压向湘鄂川黔苏区，企图把红二、六军团压缩在永顺、大庸、龙山、桑植之间的狭小地带里一举吃掉。而贺龙和任弼时手里有多少人呢？红二军团六个团约六千五百人，红六军团五个团约五千二百人，加上地方武装和机关人员，满打满算一万出头。十一万对一万。这就是湘鄂川黔那个春天的底色。

中央红军在赤水河畔面对的，是追兵。红二、六军团在湘西面对的，是围剿。追兵是跟着你跑，围剿是堵着你打。后者在某种意义上更加凶险，因为它不给你移动的空间。一月初，贺龙、任弼时率部从常德、桃源地区回师大庸一带，开始反“围剿”准备。他们的打法很清醒：不跟十一万人硬碰硬，而是集中主力，在运动中寻找其中一路，一口一口地吃。这是湘鄂川黔苏区赖以生存的老办法，也是贺龙最擅长的节奏。

但战争从来不按剧本走。

三月中旬，各路敌军步步收紧。李觉部向永顺石堤西推进，郭汝栋部经大庸向西压，陈耀汉部直扑桑植，陶广部北犯永顺，张振汉部和徐源泉部从鄂西方向合拢过来。红二、六军团的行动空间被急剧压缩。三月二十一日，后坪战斗失利，部队完全陷入了被动防御的局面。四月初，敌人已经逼到了湘鄂川黔省委所在地永顺塔卧的门口。

这是一九三五年春天红二、六军团最危险的时刻。塔卧待不住了，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撤离。一支一万多人的队伍，带着机关、医院、兵工厂，在十一万敌军的缝隙里往外走。如果此时贺龙和任弼时脑子里想的是“保存实力，走为上计”，他们完全可以往更偏僻的湘黔边退，离中央红军的战场越远越好。但历史没有这样写。

四月十三日，红二、六军团在桑植陈家河与敌陈耀汉部遭遇。这不是一次计划好的伏击，而是一场狭路相逢。贺龙做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不跑了，打。十四日，陈家河大捷，全歼敌五十八师一七二旅。十五日，红军乘胜追击，在桃子溪再歼敌五十八师师部和一七四旅大部。两天之内，一支原本在撤退中的部队，掉过头来吃掉了追兵的一个师部和一个旅。这个转身，把湘鄂川黔的战局从“溃退”硬生生掰回了“相持”。

陈家河和桃子溪的意义，远不止于歼灭了几千敌人。它向周围所有的国民党军传递了一个信号：贺龙的队伍没有垮，谁追得太靠前，谁就要付代价。这个信号一旦释放出去，围剿部队的推进速度就会本能地慢下来，各纵队之间的协同就会变得更加保守。而敌人慢下来的每一天，对赤水河畔的中央红军来说，都是用血换来的时间。

但红二、六军团的表演才刚刚开始。六月，他们包围了鄂西宣恩县城，蒋介石急令纵队司令兼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率部从来凤北上驰援。张振汉把四个旅编成三个支队，小心翼翼地往宣恩摸。红二、六军团留一个团继续围城，主力悄悄南下，在忠堡地区的构皮岭山谷里张开了口袋。六月十四日，战斗结束，四十一师师部和一二一旅被全歼，张振汉本人被俘。一个国民党中将师长，成了贺龙手里的俘虏。这件事在南京引起的震动，不会比战场上丢掉一个师小。

到了八月，又来了一支送上门来的部队。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师从江西调入湖北，参加对湘鄂川黔的“围剿”。

这支部队长途跋涉而来，对湘西山地的脾性还没摸透。红二、六军团在板栗园地区设伏，八月三日，全歼八十五师师部及两个团又一个营，师长谢彬被击毙。紧接着，八月八日，芭蕉坨一战，击溃国民党军十个团。至此，湘鄂川黔苏区的反“围剿”作战结束。半年多的时间里，红二、六军团以一万余人的本钱，歼灭了国民党军两个师、一个旅，俘虏和击毙师长各一名，自己发展到了两万一千余人。

现在，把视线从湘西的群山移到川北的江面上。

红四方面军是当时红军三大主力中家底最厚的一支，兵力将近十万，在川陕根据地经营了两年多。但家底厚不意味着日子好过。一九三四年秋天，红四方面军刚刚粉碎了刘湘的“六路围攻”，根据地元气大伤，蒋介石又紧锣密鼓地筹划“川陕会剿”，企图把红四方面军困死在川陕一隅。就在这个当口，中央红军的处境通过电波传到了旺苍坝。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明确要求“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此时的中央红军，原本计划从泸州上游渡过长江进入川西，需要红四方面军在西线把四川的国民党军牢牢钳住。红四方面军总部在旺苍坝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做出决定：结束正在进行的广昭战役，调整部署，准备渡江西进。

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停下来想一想。中央的要求是“向西线进攻”，但红四方面军没有立刻闷头就往嘉陵江冲。他们先做了一件事：二月，徐向前率领十二个团出击陕南，发起陕南战役。这支偏师在陕南的动作，把嘉陵江上游的敌军注意力牢牢吸引到了北边，成功地将沿江守敌的兵力向北调动，削弱了嘉陵江正面的防御厚度。用兵讲究“造势”，红四方面军在陕南的这一拳，打的是敌人的眼睛，为的是让嘉陵江的腰腹露出空当。等到敌人回过神来，红军已经完成了渡江的战场塑造。

三月二十八日黄昏，嘉陵江战役打响。红四方面军第一梯队分三路强渡：左路从阆中以北突破，中路从苍溪塔子山正面强渡，右路从苍溪以北的鸳溪口杀出。嘉陵江不是赤水河，江面宽处有三四百米，水流湍急，对岸是四川军阀经营多年的江防。渡江最大的难题是船。敌人把沿岸的船只或拖走或烧毁，红军就发动群众就地造船。根据地的老百姓扛来盖房的木材，送来点灯的桐油，船工、铁匠、木匠翻山越岭赶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造出了可以同时运载三个团的战船，还扎了三座竹制浮桥。什么叫根据地？这就是根据地。不是地图上画的一个圈，是老百姓愿意把自家的房梁拆下来给你造船。

渡江之后，红四方面军势如破竹。到四月二十一日战役结束，二十四天里歼敌十二个团一万余人，攻克九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到北川、南起梓潼、北到川甘边界的大片地区，部队发展到八万多人。从战役层面看，这是一场干净利落的胜利。它直接打乱了蒋介石的“川陕会剿”计划，把四川的国民党军主力牢牢地吸附在了嘉陵江以西，从战略上为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机动创造了极其宝贵的条件。如果红四方面军按兵不动，或者只是做做样子，四川军阀的几十个团就可以腾出手来，从北面压向中央红军。到那时候，赤水河两岸的缝隙会窄得多。

然而，嘉陵江战役的背后，藏着一个不那么光彩的注脚。

中央最初的意图，是让红四方面军向西线进攻，配合中央红军渡江，而不是让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但张国焘在决策渡江的同时，做了一个超出“策应”范畴的决定：他把原定留守川陕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后方机关全部搬上了嘉陵江以西，事实上放弃了经营两年的川陕苏区。党史对此有明确的定性：张国焘对形势做了悲观的估计，看不到坚持川陕根据地对于策应中央红军的重大作用，把一次战略配合行动，变成了一次带着全部家当的向西转移。

这个细节为什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红四方面军后来的命运轨迹。嘉陵江战役在军事上是成功的，但张国焘的“搬家式渡江”，让红四方面军从此失去了一个可以回旋的根据地。一支八万人的大军，带着机关、家属、工厂、医院，在川西北的雪山草地之间流动，后勤和落脚点立刻变成了比打仗更棘手的问题。后来的懋功会师、草地分兵、南下与北上的争论，根子都埋在嘉陵江畔这个春天的决定里。同样是策应中央，贺龙和任弼时是在自己的院子里跟敌人周旋，打完了还能回去；张国焘是把院子烧了，带着全部行李上路。出发点不同，后面的一切都不同。

现在，把三条线收回到同一个画面里。

一九三五年的春天，中央红军在赤水河两岸来回穿梭，每一次渡河都像是在刀锋上调整脚步。毛泽东之所以敢在敌人重兵之间走出那样飘逸的路线，除了他对敌人心理的精准拿捏之外，还有一个他清楚、蒋介石也清楚、但后世读者常常忘记的条件：蒋介石手里的牌，不是全部都能打到赤水河来的。

湘西那边，十一万国民党军被一万多红二、六军团死死缠住。陈家河、忠堡、板栗园，一场接一场的战斗，让湘军和鄂军根本没有余力西调去追堵中央红军。何键那句“欲除朱毛，先除萧贺”，从反面证明了贺龙和任弼时在战略棋盘上的分量。他们用不到敌人十分之一的兵力，撬动了敌人整个南线部署的重心。

川北那边，红四方面军在陕南的佯动和嘉陵江的强渡，把四川军阀的几十个团钉在了川西和川北。胡宗南的部队被调动，田颂尧的江防被撕开，邓锡侯的兵力被牵制。中央红军在贵州、云南境内辗转时，来自四川方向的压力始终被一只手按着。如果没有这只手，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回旋余地会小得多，四渡赤水的“渡”也许根本走不出那样的弧度。

三支红军，三个战场，彼此之间隔着几百上千里，电报往来都要走好几天，但他们在同一张战略答卷上写下了各自的答案。中央红军的答案是走，在运动中创造生机；红二、六军团的答案是缠，用血肉之躯把敌人拽在原地；红四方面军的答案是撬，用一次大规模的渡江作战把四川的棋局整个翻过来。

这三者之间，没有高下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后人回看长征，目光很容易被最精彩的那一段吸住，就像看一场球赛只盯着带球过人的前锋。但前锋能过掉后卫，往往是因为另一个方向上有人把防守队员的注意力扯开了。四渡赤水的神话，从来不是三万人对四十万人的孤立魔术。它是一个系统对另一个系统的博弈，是三支红军主力在极度恶劣的通信和后勤条件下，用各自的牺牲和主动性，为彼此撑开的一点点空间。

贺龙和任弼时在湘西打的那半年，部队从一万出头打到两万多人，看起来是壮大了，但背后的代价是几乎每一天都在以少打多，每一次胜利都是用精确到营连的战术计算和基层指挥员的生命换来的。红四方面军渡江之后兵力雄厚，但失去了根据地，从此踏上了漫长而曲折的征途，后来三过草地，人数从八万多一路折损。中央红军在赤水河畔的每一次渡口，都有掉队的伤员、被打散的连队、倒在路边的年轻士兵。

这些人，这些事，不在同一个画面里，却在同一个春天里。

我们今天读长征，容易把它读成一条线，一条从瑞金到陕北的、被标在地图上的红线。但长征从来不是一条线。它是一片火，同时在不同的地方烧。赤水河是火舌最耀眼的那一簇，湘西和嘉陵江是另外两簇。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如果只有一簇火，它早就灭了。正因为好几处同时亮着，每一处都让敌人觉得“这边也不能不管”，那支走在最险路上的队伍，才在夹缝中踩出了一条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