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宣统乡城兵变始末

清末年间（1905—1911年），赵尔丰主持川边改土归流，常年征战康区，先后平定巴塘、德格、三岩等地，打破千年土司割据局面，在边地设官理政、安抚百姓、整顿疆域。他治边极严、治军尤峻，赏罚分明、铁面无私，有功破格提拔，有过严惩不贷。但戍守川边的清军多为行伍新兵，常年驻守高寒贫瘠之地，生活艰苦、军纪松弛，官兵矛盾、地域偏见长期潜伏军中，隐患深重。

赵尔丰攻占桑披寺

宣统二年（1910年），乡城一地便因基层军官私怨叠加奸人挑唆，爆发了一场震动全川边的兵变。

兵变主谋张占标，四川邛州人，行伍出身。他身材魁梧、气力过人，性情豪侠胆大，作战勇猛敢拼，凭借实打实的战功，数年间从普通士卒晋升为哨官（连长）。张的上司管带（营长）刘懋政（河南人，绰号“猫耳毛”），性情粗暴跋扈。宣统二年（1910年）秋某日，因细碎琐事，刘懋政当众斥责张占标，并出言地域羞辱：“你们四川人，没有一个好的。”此话让性情刚烈的张占标深感屈辱，认为一己之过连累全体川人，颜面尽失，由此心生怨恨、暗蓄报复之心。随后他主动联络同样受过刘懋政辱骂、心怀不满的哨官黄光霁，预谋伺机作乱。

此次兵变的关键推手，是曾深受赵尔丰信任的吴俣。

此前（1905年冬—1906年初夏），清军攻打乡城桑披寺时，久攻不下、僵持良久，正是其随员吴俣（云南人，时任钦差行辕稽查）献计挖断寺院水源，才助力赵军破城克敌。凭此奇功，吴俣深得赵尔丰赏识，被破格保奏免补本班，授知府衔、兼代统领，留守乡城驻防。吴俣驻守乡城一年之后，因疏于管理，兵丁操作不慎引发桑披寺大火，寺内囤积的大量军需、粮草、器械尽数焚毁，损失惨重。赵尔丰闻讯震怒，即刻将吴俣革职查办，就地交由当地驻军看管候审。

负责看守吴俣的，正是张占标所部。吴俣深知自己前程尽毁，一心想伺机脱逃、返回云南原籍。他得知张占标遭刘懋政当众羞辱、心怀怨愤的内情后，便刻意挑拨离间，极力煽动张占标起兵叛乱，并为其谋划出路，许诺起兵后可率部逃往云南，自己在云南有门路，可安顿众人。张占标性情直率粗莽，素来敬重吴俣这位曾经的统领上司，对其说辞深信不疑。

1910年冬季，张占标联合黄光霁所部士兵发动兵变，围攻营部、洗劫军营，生擒管带刘懋政。往日骄横跋扈的刘懋政被押至张占标面前，瞬间气焰全无，跪地叩头、低声求饶，只求保命。张占标见其卑微怯懦之态，十分鄙夷，上前指着他的额头怒斥：“我以为你跟老子是个硬汉，原来才是个没骨头的东西，值不得我杀你。吐你几泡口水，你与老子滚！”

刘懋政狼狈起身逃窜，见营部已被洗劫一空、无家可归，羞愤绝望交织，当即跳下乡城河自尽。

逼死刘懋政后，张占标劫持乡城委员姜孟侯，劫掠一箱白银，裹挟黄光霁所部士卒，一路向云南边境逃窜。但叛军军心涣散、人心不齐，行军途中黄光霁悄然逃走、不知所踪；多数士兵劫掠得财物后，不愿再亡命落草，纷纷中途溃散。与此同时，云南官府听闻川边叛军入境，即刻严密封锁边境、布防堵截，彻底断绝了张占标渡江南逃的去路。彼时赵尔丰正驻兵贡觉孔撒村，处理三岩战事善后事宜，接到兵变逃窜的急报后，立刻传令驻扎巴塘的新军统领、成都督中协凤山，率部火速追剿。

话说这张占标，有勇无谋、性情蛮横，素来目无军纪。早年驻守巴塘时，他便公然在丁宁寺对岸民房开设赌场、聚众赌博。当时军粮府（代行县官）陈廉正严厉推行戒赌、整顿风气，张占标却嚣张跋扈，每次开赌前就派四五名兵丁在桥头放哨，并且还给哨兵说：“如果军粮府胆敢能抓赌，就给老子开枪打！”陈廉知晓其凶悍妄为、说到做到，始终不敢过问——足见其平日散漫蛮横、不受约束。此次兵败被围、身陷绝境，张占标依旧不知收敛，一边与追兵交战，一边依旧聚众赌钱、打围鼓（川戏坐唱）。最终军中粮弹耗尽，士卒逃散殆尽，张占标走投无路，只得带着几名亲信与吴俣逃入藏民村寨藏匿。当地藏民惧怕清军追责株连，集结村中青年壮丁，将张占标、吴俣一行全部绑缚，送交凤山大营。张占标始终紧盯吴俣、不许其脱身，吴俣再度沦为囚徒。

张占标等人被擒之时，赵尔丰仍坐镇贡觉孔撒村，督办三岩善后、安抚地方、整改边务。凤山将所有叛党押解至孔撒村，交由赵尔丰亲审。赵尔丰于村中空坝搭设帐篷、列兵列队，当庭公开审讯，军容肃整、杀气森严。张占标行经列队将士之间，毫无惧色，反倒高声讥讽：“赵胡子这几个滥兵，做起要吃人的样子，其实是经不起老子打的。”

张占标受缚

审讯伊始，赵尔丰先讯问吴俣：“你昔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何故来？”吴俣百般狡辩，声称自己是被张占标强行劫持、身不由己。张占标当场怒骂揭穿：“你与老子下个话（说好话告饶），老子完全与你背了。”轮到审讯张占标，他仅单膝跪地、双手捧着铁链，自称叛弁，神色坦然、毫无惧色。他对叛变全责毫不推诿，虽然他也说到兵变起因是不堪刘懋政辱及川人，但还是干脆认命：“今天闹到这个地步，不说我一个张占标，就是十个张占标也难得活命了，还有何说？”

受审对质

审讯完毕，为严明军纪、以儆效尤，赵尔丰当庭宣判：主犯张占标判处凌迟极刑，其余十七名参与兵变的从犯一律处斩。

吴俣虽未直接领兵作乱，但其挑拨煽动、教唆兵变的嫌疑确凿、无可辩驳。赵尔丰据实上奏清廷，革除吴俣全部功名官职，判其永远监禁，交由巴塘军粮府羁押看管。当时巴塘未设正规监狱，军粮府特意在衙门楼下修整一间专属囚室，常年关押吴俣。辛亥革命爆发、四川光复之后，顾占文出任当地总代表，将囚禁多年的吴俣释放。不久后，吴俣返回云南原籍。

【点评】此次乡城兵变，看似是一场由私人辱言引发的军中哗变，实则是清末川边驻军乱象的集中缩影。戍边将士苦寒久戍、军纪松散、地域隔阂深重，加之有功者骤得高位、轻躁失度，小人借机煽祸，最终酿成重案。张占标血性刚烈却鲁莽无谋，因一时意气铤而走险，祸及自身、累及同袍；吴俣恃智弄巧、挑拨生事，是整场事变的罪魁推手。赵尔丰重典治军、严惩叛卒，虽手段酷烈，亦是乱世戍边、整肃军纪的无奈之举。这场兵变，也侧面暴露出清末边军体系腐朽、人心浮动的末世颓势。

本文据刘鼎彝《赵尔丰经营川边闻见忆述》改写，详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P1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