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杜文秀大理政权失败后的残部命运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清军攻陷大理城，杜文秀在服毒出城投降途中死亡，城内外战斗遂行停止。杨玉科命段瑞梅率先头部队进城驻扎。时任大理政权骠骑将军杨荣令回民军放下武器，听候处理，并率领文武官员迎接杨玉科进城。杨玉科索要“投诚银”四十万两，谓之“保命钱”，杨荣督促原大理政权地方官员门摊户派完成任务。杨玉科拿到“投诚银”，要清军将四乡及城内回民约“十余万众”(引自白寿彝编《回民起义》第二册96页)全部驱往城北门外落阳村，并派大军围住。十二月十日，岑毓英从楚雄赶到大理，传令要杨荣等三十五人到五里桥授官，结果全部被杀。十一日拂晓，城南五里桥号炮一响，清军动手屠杀集中于落阳村的精壮回民，十余万人幸免逃脱的很少。同时传令，汉民如有隐匿回民者同罪。据《大理县志稿.人物部》周榛事略载：“城既克，死尸山积，榛意久疫方息，虑将复染，躬率乡民收埋四千有奇。”一处掩埋者如此之多，可以想象当时攻克大理城双方阵亡之众。

岑毓英在寄给当时正围攻蒙化(今巍山)大、小围埂总兵李维述、杨国发信中言：“榆城为滇西祸根，杜逆戕官据城，十有七年。改衣冠，称伪号，糜烂迤西地方，扰及东南，几无完肤，罪大稽诛。今该逆虽已授首，而余党尚有数万。且蔡廷栋、马仲山、马国玺等皆凶悍异常。杜逆之子三人，仍托伊等隐藏，名则乞降，心实叵测。英到后，与云阶(杨玉科字)镇军，再四熟商，并体察情形，广设方略，先将老弱妇女遣散一万数千人出城，继由北门放出一万多人，南门放出一万余人，皆全暂居乡，其余城内仅二万之众。亲督兵勇，扎入内城，各营官军及粤勇，四隅布扎，并严扼上下两关。于十一日五更，始设法诱出匪首杨荣等三十五人，到五里桥大营悉骈诛之。以炮为号，城中及上下两关，沿海一带一齐痛剿，余孽全行歼除。其举火自焚与投海而死者不计其数，城乡一律肃清。英进城清查，又获杜逆之子三人，及该逆胞弟、妹、婿等著名巨寇，一并捕获，无一漏网，实是大快人心。非仗国家威灵，天心默佑，曷以臻此。目下围埂逆匪，虽势穷乞抚，恐其闻大理消息，惧罪突窜，请阁下转谕各营，严密围攻，万不可稍加松劲。俟此间料理一清，英即亲临督剿，务期尽绝根株，永除后患耳。”(引自《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第38页)。由此判断，驻守在大理城内的回民军二万余人多被剿杀。

十二月二十四日，岑毓英到蒙化督战，回民军大、小围埂外援尽失，但仍誓死抵抗。同治十二年(1873年)春节，清军用棺材装满火药埋在地道里，把土墙轰塌，官兵沿缺口涌入，回民军奋勇抵抗，并击杀清将岑宽德。正月五日，大司伐马应昌、大司戎马应超、西卫大将军马维淳等还死守在十余所房屋内作战。清军采用火攻，将抵抗回众将士全部烧死，大、小围埂方才易手(引自吴乾就：《云南回族的历史与现状》)。清军攻下蒙化“村寨二十八处，烟户一万余家，土城二十二座……”(引自《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四十八)，回辉登因议和求降，方保全了村子，史载“留一村”。回辉登保全后，许多回民赶来避难，有的回民怕“通匪”罪名连累不敢收留，逃到此处的回民只得结草搭篷住到礼拜寺前的杨树下。澄江回民军被屠，起因是徐元吉、张元林先降后叛，后来姚得胜(小姚七)又率领回民抵抗了官军一年，把岑毓英主力打死很多，使岑毓英受到降二级留任的处分，继而迁怒于人。一八七一年二月，岑毓英买通姚得胜内弟，暗杀姚得胜，诱降成功，随即展开清洗，男子被杀，妇女被掠，逃出者仅数十人。平定澄江后，岑毓英下令将所有城外西山村、西街子的濠墙和屋宇千余间一律平毁，改为义冢，列入民居禁地。幸免于难的老弱童幼送到下左所编管居住。据载，清道光年间云南有回民八十万人，1956年10月编印的《云南少数民族概况》统计有二十一万七千余人。据此推算，从杜文秀举事失败的1872至1949年，共七十七年间，云南回民人口恢复还不到二十万人，若以六十年翻一番来计算，那么七十七年前，全省回民人口已不到十万，大多死于战乱、瘟疫和饥馑。

从现今看到的记载和调查资料看，回民能够幸免于难存活下来无外乎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兄弟民族的同情和保护；二是清军强占回民妇女为妻，使其亲属得以保全；三是逃往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或国外；四是回民降将保住了一批亲属和朋友。第一种情况如《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14页载：“剑川县桑岭村马家棋家是由白族段年生爷从大理保回；马玉佳家是由白族杨树林家保回；沙家是由白族刘官家保回；马毕廷家是由白族李大汉家保回；马存贵家是由上太平白族吴家保回。”杜文秀部属前凝大将军虎应龙亲属由永北(今永胜)季官村各族居民联名到大理保释至永胜，原因是虎应龙镇守永北时为民作了些实事，故出面保其后代。大理马幼卿爷爷马裕兴被清军赵盼香收做养子，民国期间为其娶妻另立门户。巍山姚翠莲，1958年已108岁，据她老人家回忆，十二岁时母女俩逃到回辉登，她有个姐姐被鹤庆的一个小官抢去做媳妇，便躲到姐夫家才存活下来。第二种情况以大理城内的回民最为典型，有记载言：“保存良回十八家”(引自《云南回民起义史料》第228页)。据大理回族老人杜凤仙回忆，杨玉科发现城内一马姓姑娘长得十分漂亮，欲纳其为妾，此女提出要保护其亲属、亲戚安全条件，杨玉科慨然应允，才保住了这几家人的性命(引自杜凤仙口述，马颖生笔录)。姚翠莲说：“清军队伍一进城就先杀回民男子，把姑娘和年轻的回民媳妇抢去，有些男人听回民媳妇的话，就把她们的家人藏到汉人家，侥幸躲过一劫(引自《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10页)。第三种情况集中于腾冲，大司空李国纶被杀后，马麟玉率领一支队伍冲出重围到达镇康小勐统，后又逃到滚弄三江口暂住。为寻求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向当地佤族拱别部落请求收容，被指定到黄树窝箐的阿佤山区落户。佤族部落王委任马麟玉为头目，管辖十五个村寨，云州、顺宁、缅宁、镇康等地难民得到消息后，纷纷前来避难，按意取名“搬拢”，后觉此名不雅，又改名为“邦隆”，最后定名“班弄”。中甸、丽江被官军平定后，杨姓、马姓、枣姓及部分回民逃到保兴厂和安南开矿谋生。大理少部分回民逃到藏区德钦定居(引自《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第28页、第37页)。逃到西双版纳的回民情况要相对好得多，由于早期傣回关系融洽，回民举事失败后，部分人逃到西双版纳勐海地区，傣族土司舍命将他们收留，并娶傣女为妻，发展成今天的曼赛回(引自《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第52页)。部分回民则逃到东南亚各国，尤以缅甸、老挝、泰国居多。部分回民则被逐出家园，指定搬迁，有的押回原籍，有的与汉民杂居(引自吴乾就《云南回族的历史与现状》。

关于回民财产的处置，可见岑毓英于一八七三年七月二日奏疏：“叛产较多之处，安置无业勇丁，酌量分给耕种，照纳钱粮，并酌提变价，为该处昭忠祠、书院各修费，其余招佃耕种，每年收获租息，除纳钱粮外，分作该处膏火卷金之资，并分给阵亡伤废、各弁勇家属养赡……其叛产较少之处，毋庸安置丁勇，惟酌分为修理昭忠祠、书院，并留各膏火卷金之资，其余招佃纳租，分济伤亡各弁勇家属。”清军攻下大理后，城内汉回房屋，都被鹤庆、丽江、剑川、邓川、浪穹等地清军军官所占据，从提督署之南，至南城门及苍坪街上下，深家巷、阮家巷、福寿里上下，南城脚青云里、塘子口上街至城墙脚，卫市上街及响水关南北，上至城墙脚，又四牌坊上街至街口等处，所有房屋均归蒋宗汉、丁槐、苏开先、邵洪顺、迤西道陈席珍和各地会馆所有……一八七三年，大理设清查局，名义上清理民间不动产，实际上是在法律上肯定了新主人的所有权。城外肥田好地也多赏赐给军官，明文拨归书院的，多数是荒芜硗瘠的田地。其他如巍山、永平曲硐、保山、腾冲、凤庆、楚雄及乡村都如此，返乡回民只分给少数田地，每5户分给八亩田，共用一张地契，靠租耕公田，走夷方、走缅甸做小买卖，帮人洗衣服，上山砍柴，从事薰皮、制革、打线、洗染、跑堂、搬运、屠宰、腌菜、做鞋、卖凉粉等职业谋生。

大理政权失败后，清政府对于幸存的回民采取既压又拉的政策。光绪二、三年间，对迤西回民上控要求“归业”作出札付：“具呈各情均悉，仰侯饬各地方官认真清查妥为安置，毋使流离失所，该士民即自行前往归籍可也(引自《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83至184页。”可以说政府原则上对回民作了一些让步，回民通过合法斗争陆续索回部分产业，可落实政策却没有那么简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地官绅对官样文章置之不理，大多回民仍然流离失所，能够“复业”的仅有少数地方。就全省情况而言，自杜文秀举事失败后，除滇南一部分村寨保全外，其余回民的生命财产均遭受了毁灭性的损失。但回民毕竟是一个富于开拓，勇于吃苦的民族，在生存压力下，他们把目光转向了国外，千里跋涉进行跨境贸易，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经济逐渐复苏，出现了一批资金雄厚、经营灵活的商号和马帮。如保山马应才、闪春福、李行兰等，每个马帮有上百匹骡马，往来于昌宁、镇康、耿马、缅甸间贸易；文山邱北赛宝章有二百多匹驮马，进出越南贸易；玉溪兴泰和、兴顺和、信昌商号，专由泰国清迈购运洋靛到昆明等地销售，又经营汇号遍及国内口岸及香港；永平曲硐罗汉彩，往来于泰国、新加坡、南洋群岛一带经商，声望颇高。经过数十年努力，云南回民终在民国时期实现了经济和文化上的复苏和发展。

注：本文参考文献《云南回族史》《云南回民起义史料》，岑毓英等清廷将领奏折《平定云南回匪奏疏》‌……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笔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