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洛甫同志交出实权，主席沉默后定下一条规矩，至今仍在沿用

1945年中共七大闭幕后，洛甫同志（张闻天）当选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看似还是核心领导人物之一，实际上已经将所有实权交出。

从1935年遵义会议后实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到1945年彻底退出中枢，张闻天顺利完成了党内权力过渡，开始退居二线，到东北主管财经和剿匪等工作，此时他不过45岁。

这件事发生后，毛主席沉默良久，之后定下一条规矩，至今仍在沿用。

要弄明白毛主席为何沉默，我们要从长征开始时说起。

1934年10月，随着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当时，李德、博古等人掌握红军实权，毛主席只能靠边站，长征出发前他还差点被留下，好在周恩来等人据理力争，说他在党内和军队威望很高，必须参加长征，他这才赶上末班车。

当时，毛主席身染疾病，需要担架抬着走，而同样患有疾病的还有王稼祥和张闻天，他们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还是仅次于博古的“二号人物”，此二人都曾是李德、博古等人的追随者，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结束后觉醒，开始支持毛主席的正确主张。

在与毛主席一路同行途中，张闻天、王稼祥深受其思想影响，对“左”倾错误路线认识越发深刻，最终与毛主席一起组成了反对李德、博古的“中央队三人团”。

在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下，毛主席的主张逐渐被采纳，通道会议是个重要转折点，当时红军刚经历湘江战役，人数从8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李德、博古仍坚持去湘西与贺龙和萧克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主席却主张去敌人相对薄弱的贵州，由于得到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毛主席的意见最终被采纳。

紧接着便是“橘林谈话”，红军在去贵州途中，张闻天在一片橘林与王稼祥密谈，首先提出拥护毛主席成为红军最高领导人的想法，后来王稼祥将此事告知彭德怀，彭德怀又转告毛主席，一些将领得知后纷纷表示支持。

对于这件事，耿飚曾有过这样的评价：

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来，遵义会议就不可能开。

事实上，张闻天提出这个问题，是冒着很大风险的，过去许多同志因为提出不同意见而遭到严厉批斗，他知道自己如果不提，就没人敢提，如果最后没人提，那毛主席就无法领导军队，红军还会在错误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又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博古、周恩来作报告后，他首先作反报告，旗帜鲜明地反对李德、博古，为会议定下了论调，王稼祥则紧跟其后，提出由毛主席指挥红军。

遵义会议开了三天，最后取消了李德、博古的军事领导权，毛主席增补为政治局常委，会后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决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总书记，毛主席则全权负责军事。

可以说，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而张闻天作为最关键的那个人，是促成遵义会议成功召开并使其落实的第一主角，也是毛主席的“大贵人”。

对于张闻天的贡献，毛主席一直铭记于心，遵义会议后他与张闻天紧密配合，克服重重困难并最终长征抵达陕北。

此后数年，张闻天一直主持党内日常事务，所有重要决策都要他拍板，所有核心文件都要先拿给他看，总之一切大事都必须他过问，他却常常态度诚恳地征求毛主席的意见，表现得非常大度和顾全大局，完全没想过要大权独揽。

事情在1938年发生变化，就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共产国际下达指示，确认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张闻天在会上提出由毛主席担任党中央总负责人，毛主席却对他说：

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党中央总负责人继续由你担任吧。

张闻天很清楚，自己在历史上犯过一些错误，这些暂且搁置不谈，单说自己的能力和威望就远不及毛主席，理应由毛主席取代自己。

正因如此，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开始逐渐放权，关于这件事，他在自己的“反省笔记”中是这样说的：

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同志留延安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的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

这其实不是张闻天第一次让贤，早在遵义会议结束后，以及张国焘率部南下搞“分裂”时，他就曾两次提出让出总书记之职，理由是从党的事业出发，谁更适合就由谁来干，但都被毛主席拒绝。

毛主席不接受张闻天的“让贤”，是出于多方面考虑的，总的原则是为了维护党内团结和军队稳定。

不过，对于张闻天的这些举动，毛主席还是感触颇深的，曾说：

洛甫这人很民主，不争权。

时间来到1941年，延安广泛开展整风运动，目的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彻底清算“左”倾路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运动开始后，张闻天带头自我批评，并再次提出辞去总书记，还说：

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

张闻天自我批评完之后，还主动下到基层去实践。

1942年1月，张闻天化名“张晋西”，率领由他担任团长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奔赴陕北和晋西北农村深入调查，在随后一年两个月时间里，他走遍了数个县城的几十个村子，走访农民、地主和商人，以了解农村的真实面貌。

在此过程中，张闻天严格恪守纪律，亲近百姓，待人真诚，与农民同吃同住，农忙时还跟农民一起下地劳作，真正将自己扎根农村。

这次调查对张闻天的触动很大，回来之后便撰写了《出发归来记》，写下了一句很深刻的话：

任何共产党员，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

事实证明，用脚底板“补课”比任何自我批评和检讨都管用，张闻天得以迅速成长。

时间来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此时距离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已经过去了整整17年。

此次会议出现了一些混乱，与会同志发言时存在很大随意性，有些同志没有准备书面材料就滔滔不绝发言，完全没有目的性和逻辑性；还有些同志虽然用犀利发言批评别人，却没有事实根据。

不过，这次会议有些人做了书面发言，比如毛主席，他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就前后反复修改了七八次才向大会提交；还有张闻天，他也作了详细书面报告，由于他身份特殊，曾是党内最高负责人，所以特别引人关注。

张闻天作了好的示范，却没有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只当选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自此丧失“中枢实权”。

对于这个结果，毛主席感到有些意外，沉默良久后认为发言制度存在很大问题，是影响选举结果一个重要因素，于是在七大结束后开始逐步规范发言制度，要求重要会议的发言，事先必须准备发言稿并交存备查。

到了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毛主席更是下达了党委员的工作办法，其中一条规定：

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早作准备。

毛主席这么做，不是为了弥补什么，只想通过经验教训来健全制度，他知道七大的选举结果正是张闻天希望看到的，因为张闻天觉得自己仍然有很大缺陷，必须进一步“补课”，抗战一胜利就主动提出到东北工作，他对此感到非常欣慰。

1945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挺进东北，中共中央东北局也随之成立，张闻天也从延安来到东北任职，担任合江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

这一次到东北，张闻天不仅仅是为了“补课”，他还想为党多做些实事，所以他的工作热情很高，又是建立根据地，又是发动群众，还积极进行土改，并直接参与剿匪工作。

张闻天在东北的一些工作经历，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转变。

红军时期，张闻天曾在路线上出过问题，经过十几年的成长，他早就脱胎换骨。

张闻天抵达东北后，曾召开先期抵达的干部和将领开会，指出某些人幻想通过与国民党谈判，从而取得和平的思想是错误的，应该及时放弃幻想，做好斗争的一切准备，这一想法与毛主席不谋而合。

而在剿匪工作上，张闻天对“收编加委任”的做法提出严肃批评，并亲自起草剿匪工作指示，提出了剿匪的具体工作办法，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合江省的40余股土匪两万余人很快就被消灭殆尽。

从这两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张闻天已经走出阴霾，可以独立自主地在工作中找到正确路线并努力实现了，这对他个而言是可喜可贺的。

回头再说张闻天从权力中心退下来这件事，看似他从中央来到了冰天雪地的东北，实则这次转身对他而言，重点不在选择位置，而是找一个做事的地方。已经享受过权力的滋味了，他人生唯一的缺憾就是弥补失去的东西，东北给了他机会，并且他最后做得很好。

毛主席的沉默，不是在为张闻天感到伤心，而是在思考如何解决一个深层问题，即如何从依靠个人经验和临场发挥，转向依靠制度的规范。

这种制度上的缺失，在党和军队的发展历史上造成了许多不可挽回的损失，张闻天作为亲历者和践行者，也是感触颇深的。

中共七大对毛主席和张闻天而言都是重大事件，前者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完全定型，后者则顺利完成权力过渡，从权力中心走下去，用自己的脚步寻找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