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出租车、换电站、高铁、大模型,中国科技的变化正在让外部世界重新审视这个国家。澳大利亚一家长期被中方批评立场偏颇的智库在2024年发布评估称,在其追踪的64项关键技术中,中国在57项上居全球首位,而约20年前中国领先的只有3项。
即便出自这样的机构,这一结论也足以让不少西方观察者坐立不安。

英国第四频道新闻国际编辑琳赛·希尔森,十多年来第一次重返中国。她说,此行最令她惊讶的,是独自乘坐一架无人驾驶的载人飞行器,在广州上空俯瞰整座城市。
她并不太害怕,理由是如果真有危险,对方不会让她坐,但这段经历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当地人谈起“低空经济”,设想这类空中出租车将来可以把乘客直接送往机场。
让她留意的还有日常生活的变化。空气比过去干净得多,街上多了大量电动汽车,而她当年在中国工作时,这些车还很少见,高铁也刚刚起步。
这一次她从杭州坐高铁去北京,1200公里只用了4个半小时。她坦言,这些变化让她不得不佩服。

西方习惯把中国看作“世界工厂”。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中国同时也是“世界实验室”,正在发明一些原本可能出自美国硅谷的东西,而欧洲恐怕已很难做到。
经济学家、《Breakneck》一书作者王丹认为,中国眼下既是工厂,也是实验室。太阳能光伏板和半导体都是美国人发明的,美国人却已经不太擅长制造它们。
王丹在硅谷时常反问美国人:在历史书上宣称发明了第一块光伏电池,和在当下真正掌握这个产业,哪个更光荣?光伏领域的数字可以作为注脚。
有报道指出,中国2023年一年新增的太阳能装机量,超过了美国有史以来累计安装的总量。中国的锂电池和电动车以价格低、好用著称,5G基站的铺设密度也高于欧美。
在王丹看来,中国模糊了“发明”与“制造”的界限。工厂本身往往就是前沿实验室,一线工人能接触最新技术,由此判断技术下一步往哪里走。
至于发明者的动机,他认为赚钱和报国兼而有之。中美创业者都很有拼劲,都想赚大钱,但中国社会的民族情绪更强一些。

许多人觉得落后太久,希望先追上,再超越美英。
希尔森在深圳最大的感触,是供应链和配套体系的完整。中国掌握稀土,稀土用于电池,电池装进电动车。
比亚迪这样的企业掌控了整条链条,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如今常见的那种割裂。深圳街头满是绿色车牌。
她去了一个充换电站,车开进类似车棚的位置,地面在车下打开,旧电池卸下运走,新电池随即装上,3分钟完成换电。
她还提到,比亚迪最大的车型充一次电可以行驶620公里,选择充电的话大约需要一小时。在她看来,这套体系运转顺畅,是因为各个环节紧密相连。

英国的电动车产业没有串成这样一条线,她认为美国也是如此,所以推广起来更难。体系是否完整,直接决定了一项技术能否真正进入大众生活。
美国并非没有稀土。本世纪初,美国在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有过稀土矿,但这些矿接连破产,美国于是觉得直接从中国购买更省事。
另一个原因是环保人士提起诉讼,导致矿山关停,或者维持运营的成本过高。资源摆在那里,如果缺少持续投入和产业配套,最终也只能拱手让出市场。
王丹说,他一个月前参观了美国唯一的稀土磁体工厂。工厂位于得克萨斯州沃斯堡,既生产稀土磁体,也在研发新电池。
它可以使用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交界处、拉斯维加斯附近的一座矿。王丹认为那是世界上自然条件最好的矿之一,稀土几乎都露在地表。
资源条件如此优越,美国的稀土产业却没有做起来。

那么中国的优势在哪里?王丹认为,首先是中国有强烈的意愿开发本土矿产。
其次,稀土开采和加工能耗高、污染重,在他看来,中国愿意为赢得技术优势承担这些代价。更重要的是,顺着整条供应链看下去,中国考虑的不是某个单一环节,而是方方面面,思维方式更具系统性。
希尔森补充,她2011年去过内蒙古的一座稀土矿,当时污染极其严重,她推测之后工艺已有改进。但那次最让她震动的是中国的长远眼光。
早在那时,中国就在规划主导全球稀土市场,并着手推进,政府资助和扶持承担这项任务的企业。美国的稀土业则起起落落,加州的莫利矿业公司破产时没有得到政府支持。
王丹在书中把美国称为“律师之国”,把中国称为“工程师之国”。被问到哪种体制更持久时,他认为两者都很持久,各有长短。

他也替“律师型社会”说了句好话:美国西海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诞生了多家市值数万亿美元公司的地区。富人在美国感到受保护,愿意在那里创业,他认为中国在这方面还做得不够。
谈到中国,王丹认为国人致富的愿望依然强烈,小规模创业随处可见。政府有时会提供非常有用的产业补贴,有时也会整顿科技企业。
在他看来,身处“工程师国家”意味着一定的不确定性:政府决定为你建厂,事情可能一帆风顺,但政策方向也可能调整。这是这种体制效率背后的另一面。
在被视为“中国硅谷”的杭州,希尔森见到了不少做AI初创企业的年轻人。杭州有“六小龙”,其中的DeepSeek今年1月震惊世界,以远低于美国竞争对手的成本做出了非常出色的大语言模型。
游戏科学公司推出了一款以中国神话传说为题材的热门游戏,另一家企业做AI眼镜,她还亲自试戴了。

她发现,不少创业者曾在硅谷工作,觉得在那里没有得到足够的机会,于是回国,正在获得或寻求政府支持。他们认为国内环境有利于初创企业成长,能施展创造力,机会也比在美国多。
人才回流的背后有更大的基数支撑:中国人工智能专利数量居全球首位,有统计称中国每年培养的理工科博士约为美国的两倍。
王丹说,中国国内竞争异常激烈。业内有个经验法则:日本、德国、美国车企从构思一款新车到推向市场大约要6年,中国则接近18个月到两年,速度约为三倍。
这并非美国人刻意放慢,而是中国的市场逻辑十分残酷。如果产品质量不过关,比如空中出租车很快出故障,企业在市场上就撑不了多久。

希尔森补充,18个月就能从构思走到量产,也得益于产业体系的无缝衔接。深圳市中心有座巨大的电子市场,楼层在五层以上,面积约三平方公里,像一个工业园区,从耳机到各类半导体都能买到。
想做一个小装置或AI产品,可以直接买来十种零件逐一试验,一天或一周就能判断哪个可行;美国人可能还得从中国订货。王丹回忆,大约十年前他去那里买手机壳,摊主问他要一个还是一千个。

希尔森提到,最近一项调查显示,83%至87%的中国人对人工智能抱有很高热情,而西方普遍对AI心存担忧。
她在杭州遇到的年轻人中,有人在开发面向抑郁青年的AI应用,有人做了一款名为“Second Me”的应用,让用户的AI分身与他人的AI分身相互交流。即便是有些消极的年轻人,也对AI很感兴趣。
王丹指出,美国人寄望于AI和自动化解决制造业的难题,但中国的自动化程度已经高得多,在算法和机器人应用上更擅长,也不排斥用AI完成关键任务。希尔森参观了宁波的一家吉利汽车工厂,那里几乎已经完全自动化。
她认为这样的工厂不会给美国带回就业岗位,但这类制造业对一个国家来说很重要。

希尔森认为,技术竞争真正的关键在军事领域。尖端芯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用于精确制导武器,在这方面美国正在研发的武器更先进;但中国人民解放军规模庞大,中国也在建设庞大的海军舰队。
她称高科技战争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一点令她担忧。这是她作为西方记者的个人观感。
王丹引用斯大林“数量本身就是一种质量”的说法,并称中国目前正在建造约1500艘船,美国只在建造3艘左右。他认为如此悬殊的差距将对“工程师国家”有利。
有分析也认为,中国的造舰速度位居世界前列。高性能计算、量子传感等军民两用技术,正在越来越深地影响各国的防务能力。

技术格局的变化也牵动着大国关系。中俄在军事、人工智能、芯片等多个领域保持合作,两国经济体量差距较大。
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在数字化、智能化方面存在短板,与中国的技术合作对其意义日益上升。中国还通过“一带一路”在南方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并积极参与6G、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标准制定,而这些规则过去主要由美日德等国主导。
“工程师之国”与“律师之国”的竞赛,眼下谁占上风?王丹的回答是,目前没有人在赢,这场竞赛也不会有赢家,终点没有金牌。
它不会像冷战那样以“我们赢、他们输”收场,人们也不知道赢得AI竞赛究竟是什么样子。他希望中美各自成为最好的自己,更好地造福民众,在他看来这才算赢。

谈到美国政府削减对顶尖学术与科研机构的资助,王丹认为,从北京的角度看,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替中国“做工作”。但中国年轻人也看到,美国仍在不断涌现优秀的科技公司。
希尔森说,她此行接触的中国人普遍觉得自己正处在技术上升期,她推测这一进程会相当漫长。王丹则提醒:永远不要低估“律师们”。
从广州上空的空中出租车,到深圳3分钟完成的换电;从内蒙古的稀土矿,到杭州的“六小龙”和宁波的自动化工厂,中国的技术跃升建立在完整的产业链、系统性的规划、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强烈的追赶意愿之上。
芯片和航空等需要多学科深度整合的领域仍是短板,但追赶的步伐没有停下。对美国和俄罗斯来说,这样的变化都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
更新时间:2026-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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