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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巩汉

编辑| 时光

初审| 方园

前言

1997年，一个从日本回来的男人站在中国男排的训练场上，没有人知道他能撑多久。

三年后，他辞职了。

又三年后，他消失在商场的人群里，再出现时，已经是上海滩身家过亿的能源大亨。

而那个曾经跟他一起在日本生活的女人，还留在东京，独自过日子。

两条路，从某一个节点开始，再没有交汇过。

"世界第一飞人"的诞生

1955年9月27日，汪嘉伟出生在上海。

这个日子本身没什么特别，但后来的事情证明，这座城市和这个人之间，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牵连——他从这里出发，绕了大半个地球，最后又回来，扎根在这里，变成另一种人。

1966年，他随家人迁居福建。

十一岁，换了个地方，这在当时算不上什么大事。

真正的转折在1972年，他开始接触排球。

那一年他十七岁。接触，然后迷上，然后练，练到第二年就进了福建省队。

速度之快，放在今天也叫人吃惊。

1976年，他入选中国国家男子排球队，身高1.93米，场上位置副攻。

副攻，在排球场上是吃苦的位置。

打副攻的人要快，要准，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起跳、击球、落地，一套动作连贯下来，容不得一点拖泥带水。

汪嘉伟偏偏把这件事做出了花样。

他发明了"前飞"和"背飞"。

什么叫前飞？就是二传手把球传出去之前，攻击手就已经起跳了，用身体位置和跑动轨迹来迷惑对手的拦网，在球还没飞出去的那一秒，攻击手已经腾空。

背飞更极端——攻击手背对来球方向起跳，在空中完成转身扣球。

这两个战术，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常规，但在1970年代的排球场上，是没有人见过的东西。

对手不知道怎么防，只能眼睁睁看着球砸下来。

1977年，这一切爆发了。

那一年，第二届世界杯男子排球赛开打，汪嘉伟跟着中国男排出征。

他在网前打出的一系列快攻，让整个世界排坛看傻了眼。

赛后，他被称为"世界排坛第一飞人"，被评为世界最佳快攻手，入选世界杯组委会评出的六人"世界明星队"。

这个荣誉，中国男排历史上，只有他一个人拿到过。

一个从福建练出来的副攻手，站到了世界排球的顶点。

1980年，中国男排再战世界杯，汪嘉伟和队友把第5名带回了国内。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男排在世界大赛上走得最远的一次。

排名不算最高，但放在那个年代的中国体育里，这已经是了不起的事。

然后，事情急转直下。

1983年，中国男排在西班牙的奥运会预选赛上连连失利，没能拿到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一连串的败绩。然后是沉默。然后是解散。

中国男排宣告解散，1984年重新组建，但新的名单里，没有汪嘉伟的名字。

他三十岁不到，巅峰期的运动员，忽然发现自己没有队了。

这种感觉，不用经历过才能明白——站在人群里，却发现自己是多余的那一个。

转机来自日本。

一位来自日本的北村医生，是汪嘉伟的"超级球迷"。

这个细节听起来有点离奇，但后来的走向证明，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就是这样说不清楚。

北村夫妇主动出手，帮汪嘉伟办好了日本体育大学的入学手续。

1984年，汪嘉伟踏上了去日本的路。

他成了中国第一个远赴日本参加职业男子排球联赛的人。

没有先例，没有经验，一个人扛着行李，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用一项运动重新证明自己。

在日本体育大学，他读的是排球技术学和体育心理学的研究生。

打球，读书，两件事同时压着。

他一打就是将近十年，直到1993年才退役。

退役之后没有离开，转型做了东丽排球俱乐部男排的主教练，继续待在日本。

这十年，他在异乡扎下根来，也在异乡遇见了他后来的妻子。

邓星——名门后代与银幕新星

邓星的出身，放在任何年代都算显赫。

她是秦怡的外甥女。

秦怡是谁，稍微了解中国电影史的人都清楚——那是几十年横跨新中国银幕的大明星，"中国最美女演员"这个称号，在那一代人里，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她。

邓星的母亲是秦文，秦怡的亲妹妹，北影厂的演员，父亲叫邓蜀生。

但邓星从小跟着秦怡长大，和姨妈之间的关系，比和亲生母亲秦文还要亲。

这种家庭关系听起来复杂，实际上在那个年代的文艺圈里不少见——大家庭，孩子跟着长辈，跟着亲戚，彼此之间的感情线有时候比亲子关系还深。

邓星就是这样长大的，在秦怡身边，在电影的光影里，耳濡目染。

1979年，机会来了。

珠影厂要拍《海外赤子》，邀请秦怡出演女主角林碧云。

年轻时候的林碧云怎么找？秦怡推荐了邓星。

于是邓星第一次站到了摄影机前。

那是一张明眸皓齿的脸，端庄，秀美，有几分秦怡年轻时的影子。

但初次登上银幕，非科班出身，表演有些青涩——这是难免的。

这条路走起来，需要时间磨。

大约1982年前后，北影厂开拍《孔雀公主》，邓星在其中饰演公主之一。

两部戏，两个角色，邓星的名字开始出现在观众视野里。

家庭背景给她打开了一扇门，但她自己没有全力推进去。

因为她的心思从来不在演戏上。

比起背台词、对镜头，邓星更痴迷的是写作，是服装设计，是那些充满创造性的工作。

演戏是被推着走的，是秦怡推荐的，是母亲秦文争取的。

但那些充满创意的事情——写字，设计，做出一件让自己满意的东西——是她自己想要的。

这种性格，决定了她后来在银幕上的轨迹不会走太远。

但也决定了她是一个很难被外部环境定义的人。

就在她在银幕上若隐若现的那几年，有一个人正在福建省队和国家队之间反复穿梭，用排球改写着自己的人生轨迹。

两个人，各自在各自的世界里转动。

然后，他们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撞在了一起。

日本十年、婚姻与归国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的一场聚会上。

大约是1983年前后，他们认识了。

一个是刚刚从排球世界出局、准备去日本的运动员，一个是在北京的银幕边缘站了几年、对演艺圈兴趣不大的名门之女。

这两个人之间有什么共鸣，外人说不清楚。

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这场聚会不是终点，而是开头。

1984年，汪嘉伟去了日本。邓星后来也去了日本。在日本，两人重逢。

这一次不是聚会，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两个同样异乡的中国人，找到了彼此。

大约1987年前后，他们在日本结婚。

婚后的日子，不是那种光鲜亮丽的旅日生活。

汪嘉伟在打职业联赛，在读研究生，在适应一个完全不同的体育体系。

邓星没有固定的舞台，日子靠自己撑着。

两个人在异国他乡拼凑出一个家，有过儿子——汪崎。

1986年，一个意外的插曲打断了这段日子。

中国男排再次征召汪嘉伟回国，要他重披战袍。

三十一岁，已经在日本扎下根的人，接到这个电话，他没有犹豫。

毫不犹豫地回去了。

雄心这个东西，不会因为换了个地方就消失。

他打了，而且打出了结果——汉城亚运会，中国男排夺冠，汪嘉伟是其中一员。

夺冠之后，他又回了日本。

继续打球，继续读书，继续那段旅日的生活。

1993年，他退役。

留下来执教，做了东丽排球俱乐部的男排主教练。

这段时间里，日子是平稳的。

但平稳不等于没有裂缝。

裂缝在1997年扩大了。

那一年的3月，中国排球协会找上汪嘉伟，请他回国执教国家男排。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他已经在日本生活了将近十三年，语言、习惯、人际关系，全部都在那里。

更重要的是，他的妻子邓星，不想走。

邓星想留在日本。

两个人之间有了分歧。

不是吵架，不是决裂，而是两个人站在同一个路口，看向了不同的方向，谁也没办法说服谁。

汪嘉伟只考虑了三天，就决定回去。

他后来说，当初决定回来执教，只考虑了三天。

这三天里发生了什么，他没说，外人也无从知晓。

但三天之后，他买好了机票，把家安在了中国，把妻子留在了日本。

回国之后，他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1997年，他率领中国男排在亚洲锦标赛上夺冠。

这是中国男排沉寂十五年之后，第一次重新站上亚洲之巅。

1998年12月，第十三届亚运会，曼谷，中国男排再次夺冠。

汪嘉伟成了中国男排历史上唯一一个，既作为运动员拿过亚运会和亚锦赛冠军，又作为教练员拿过同样两个冠军的人。

这个纪录，到今天没有人打破。但荣耀和挫折从来不会单独行动。

1999年，一切开始崩塌。

先是世界杯，中国男排被挤出前八。然后是奥运会资格赛，悉尼的门关上了。

两次失利，一前一后，把他砸在了原地。

他考虑了六十天。六十天，和当初的三天，形成了一种残忍的对比。

三天决定回来，六十天决定离开。越是艰难的选择，越需要时间。

2000年，汪嘉伟辞去国家男排主教练职务，正式卸任。

而他和邓星的婚姻，也在这前后走到了终点。

浙江在线后来的报道里，记录了汪嘉伟自己的说法——1997年他回国之后，邓星留在了日本，两个人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状态；回国几年后，"由于理念上的巨大分歧，友好分手"。

"友好"这两个字，说起来轻巧，背后是多少来回的沟通、多少次试图弥合，最终没有弥合。

一个人选择了回去，一个人选择了留下。

两种选择，两种生活，越走越远，直到再也无法拉回来。

两条岔开的路

汪嘉伟：从排球场到商场

2000年，汪嘉伟离开了排球。

他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从中国男排主教练的位置上走下来之后，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开了公司，下海了。

下海，这个词在那个年代带着一种特殊的气息——它意味着你离开了体制，离开了稳定，跳进一个完全不确定的水里，不知道能不能游起来。

汪嘉伟游起来了，但过程不好看。

创业初期，他被熟人骗走了一百多万。

这个细节，是他自己说的。

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采访时，他没有避讳——骗走了，后来追回来了，但那段时间是真的难。

他用了这样的原话："在商场上我是个白丁，得从头学起"。

一个曾经被世界排坛称为"第一飞人"的人，站在商场门口承认自己是白丁。

这种落差，不是每个人都能撑得住的。

他撑住了，而且摸索了将近三年。

三年里，他陆续做了一些小生意，试错，失败，再试。

通过朋友引荐，他接触到了能源项目，具体来说，是石油。

石油这条路，他走通了。

如今，他是上海博琨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坐拥亿级资产。

从世界冠军到创业白丁，再到能源大亨，这条路走了大概十年。

排球给了他在高压下决策的能力，给了他在失败后站起来的习惯，也给了他看懂人心的眼睛——这些东西，在商场里同样管用。

2004年，他在经营石油生意的过程中，认识了一个人。

那个人叫刘超英，是刘华清将军的长女，担任国企高管。

汪嘉伟后来接受采访时说过一句话——"我们是2004年认识，2006年决定在一起组合家庭的"。

那一年，他五十一岁。

两年的了解，然后是决定。

这一次，他考虑的时间，比当年那三天和六十天都要长。

但走到最后，他选择了开始。

2006年，汪嘉伟和刘超英结婚。

婚后的生活，外界知道的不多，因为他没有主动把自己的家庭推到公众面前。

真正让这段婚姻被记录在案的，是一件事——2019年，他携妻子刘超英，专程赶赴杭州，探望病重的弟子郑亮。

郑亮是他当年执教时带过的队员，病了，很重。

汪嘉伟自费邀请医学专家为郑亮会诊。

夫妻两人一同出现在病床前，这个细节被浙江在线的记者记录下来，写进了报道里。

这是一个退出排球将近二十年的人，用这种方式，和那段岁月保持着联系。

2015年，中国女排在世界杯上夺冠。

据多方媒体报道，汪嘉伟听到消息，拿出了三百万，奖励女排，还带动两位朋友各捐了一百万，合计五百万。

那个曾经靠着男排打出名堂的人，在女排夺冠的时候，没有忘记排球。

如今，他是上海的商人，也是排球历史里那个"第一飞人"。

两个身份同时存在，互不干扰。

邓星：留在东京的那个人邓星没有回来。

1997年，汪嘉伟收拾行李回了中国，邓星留在了日本。

两人分居，然后离婚，然后各自走上了分叉的路。

离婚之后，邓星没有再婚。她一个人留在东京，抚育儿子长大。

儿子叫汪崎——不同的报道里有不同的写法，有写"汪崎"的，有写"汪琦"的，是同一个人。

他在日本长大，后来去了英国，学电影，做导演。

据多处媒体报道，汪崎执导了影片《离秋》，内容涉及九十年代中国夫妻在日本生活的故事。

这个信息目前主要来自娱乐媒体的转述，能否独立核实另当别论。

但这个题材本身就耐人寻味——一个在日本长大的孩子，父母曾经在日本生活、在日本结婚、在日本走散，他拍了一部关于九十年代中国夫妻旅日生活的电影。

素材来自哪里，不难猜。

邓星在秦怡身边长大，见过最好的光影，接触过最精彩的人。

她出现在银幕上，又主动退出银幕，去追那些让她真正投入的事情——写作，设计，自己的生活。

她没有成为秦怡，也没有把自己的人生变成另一部电影，而是安静地待在东京，做自己想做的事。

从名门之后到独居异乡，这条路不是谁逼她走的，是她自己选的。

或许这才是和汪嘉伟之间最根本的不同——汪嘉伟是一个永远在回来的人。

1986年被国家队征召，他回来了。1997年中国排球需要他，他回来了。

2000年辞职，他在上海重新出发，又是一种形式的回来。

邓星是一个选择了留在异乡的人。不是回不来，是不想回来。

两种选择，没有高下，没有对错。

但走到最后，它们变成了两条彻底不同的人生。

结语

时间走到2026年，这两个人的故事已经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历史材料。

汪嘉伟，七十岁，坐在上海某处的办公室里，运营着他的能源公司，偶尔被人提起"世界第一飞人"的往事，偶尔出现在某篇体育回忆录里。

那段在排球场上打出来的岁月，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邓星，留在东京，岁月给了她一段婚姻，又拿走了。

留下来的，是儿子，是自己的生活，是那些她一直在做的事情。

两个人，在某一年的某一场聚会上撞见，然后一起跨过大海，在异乡组成家庭，然后在两种不同的选择面前，走上了两条再也没有交汇过的路。

这件事本身不是悲剧，也不是励志故事。

它就是发生了，就是这样。

汪嘉伟说，当年只考虑了三天就决定回国，因为"雄心未泯"。

这四个字，解释了他人生里大多数的选择——1977年横扫世界排坛是雄心，1986年三十一岁重披战袍是雄心，1997年放弃日本的一切回来执教是雄心，2000年辞职之后下海创业还是雄心。

他是那种一旦认准了方向就要扑上去的人，不管前面是排球场还是商场。

邓星没有说过类似的话，至少没有被记录下来。

但她做出的每一个选择，背后都有一种清醒——她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不管外部的条件多么诱人，她都不会为了条件去改变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两种活法，在那个时代里相遇，碰出了一段婚姻，然后又各自散开。

1977年，网前的那个男人把球砸下来，全世界的排球人都看到了，没有人忘记。

但那个站在银幕边缘、内心早就飞向别处的女孩，选择了安静地消失在自己的生活里。

两种人，两种路，同一段历史。

历史不会评判谁对谁错。

它只是把这些都记下来，留在那里，等后来的人翻出来，看一看，然后各自去过自己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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