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往事

​父亲十八岁那年参加工作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那是1950年，百废待兴之际，土地改革如火如荼。他工作的起点，在老东流县。随后又去了安庆五纺厂。1959年，东流与至德两县合并后的第三年，他调到东至县委会。这片浸润着长江水汽的土地，也浸透了他大半生的辗转与沉浮。岁月悠悠，许多习惯在日子里慢慢沉淀。酒，渐渐成了他生命里一个沉默的印记。

父亲喜欢喝点酒。儿时的记忆里，黄昏的饭桌上，常看见他独自坐着。面前一只寻常的白瓷酒杯，斟得半满，液体清冽透明。他喝得极慢，抿一口，总要放下杯子，静静地咂摸着，目光有时落在空处，仿佛那辛辣的液体里，藏着一段需要细细反刍的时光。酒，成了他日复一日里一位沉默的、准时赴约的伙伴。傍晚时分，杯盏轻碰的微响，和着屋外渐沉的天色，构成我童年背景里一幅恒定不变的画面。

真正懂得这酒里浸泡的滋味，是许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老表曾偶然提起，父亲年轻时，其实是烟酒不沾的。我听了很是诧异。后来，是怎样的一段人生路途，让一个原本滴酒不沾的人，最终与酒结下了如此深厚、乃至相依为命般的缘分？

这要从那些年月说起。

那是些不太能细说的年头。父亲常被扣上高高的纸帽，押到老街县委礼堂的主席台上。他陪着那些被称为“牛鬼蛇神”的领导，站在台前，像一排被展览的罪人。台下是潮水般涌动的口号，是千百只挥舞的拳头，是炽热的灯光烤着脸，是唾沫星子几乎要溅到身上。一场接着一场，仿佛永无休止。他像一叶被骤然抛进惊涛的小舟，从原本平缓甚至可期的人生航道里，被蛮横地卷起，又狠狠地、反复地摔打在政治的礁石上。

​我无法想象他是如何熬过来的。一个生性耿直、心里只装着是非对错的人，一夜之间，忽然被推到了全世界的对面。他所信奉的、所持守的，忽然都成了罪状。那滋味，想来比肉体的疼痛更难忍受，那是一种信念被连根拔起、双脚悬空的恐慌与窒息。

大概就是从那时起，酒，成了他唯一能抓住的、一缕带着辛辣温度的微光。

灼热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一路烧灼，暖意慢慢在胃里化开，随着血液流遍四肢百骸。这暖意是虚幻的，却也是实在的。它能让他在那一刻，暂且忘了世间的寒冷，忘了那些刺骨的鄙夷与不公，忘了自己正赤脚站在悬崖的边缘，脚下是万丈深渊。酒，给不了他公道，却能在漫漫长夜里，偷来片刻心神的安宁；酒，改变不了那个扭曲的世界，却能让他在朦胧的醉意里，恍惚看见另一个或许不那么狰狞、不那么荒谬的影子。

父亲的性子，是出了名的耿直，甚至有些“迂”。他不通圆滑，不谙也不愿去理会那些所谓的人情世故。

曾听父亲一位早年的同事讲过一件旧事。那是六十年代的某个夜晚，县委书记与几位领导在办公室里打牌，兴致正浓。当时值班的父亲，到了规定的熄灯时间，便径直走进办公室，“啪嗒”一声拉了灯绳，屋里瞬间一片漆黑。他正色道：“熄灯时间到了，该休息了。”语气平常，全然不觉此举有何不妥。在他心里，规矩就是规矩，白纸黑字写着的制度，就该遵守，这与谁在屋里、在做什么无关。黑暗里，牌桌上的人一时愕然，面面相觑。后来有人小声提醒他，那是领导和县委书记。父亲在黑暗中只是“哦”了一声，没有惶恐的道歉，也没有刻意的解释。

在那个年月，这种“不懂事”，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危险的品质。但这“不懂事”里，恰恰藏着他一生未曾更改的底色。他不是不懂世故，而是不肯俯就；不是不知圆滑的好处，而是不愿让自己的脊梁为那点好处弯上一弯。他心里自有一把尺子，量的是“对错”，是“应该”，唯独不是“利害”。这把尺子，从青年时代用到白发苍苍，钢火极好，从未弯折过一寸。

然而，这样一个“不近人情”的人，对待公家的事情，旁人的难处，却又热忱得毫无保留，干净得没有半点私心。

六八年，香隅中学初建，百事待兴，师资、后勤，处处捉襟见肘。食堂尤其缺人手，父亲得知后，立刻在脑子里把认识的人过了一遍，马上想到了一位相熟的家属，为人勤快本分，正合适。他当即上门去说，当天就把人安排进了食堂，解了学校的燃眉之急。

可他自己，身为校长，唯独“忘记”了，或者根本不曾去想，去安排自己那位闲居在家的妻子。早在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号召精简职工，父亲二话不说，率先响应，将已有正式工作的妻子（我的母亲）送回了农村老家。此后母亲一直赋闲在家。即便后来学校这般缺人，他也从未动过“近水楼台”的念头，从未想过用手中的这点权力，为家人的生计行一点方便。

公与私，在他心里，隔着一条清晰无比、不可逾越的红线。那红线不是用笔画的，是长在骨血里的，是信仰的一部分。他可以为了公家的事情，为了同事的困难奔走操心，却绝不肯为自己家人动用一丝一毫公家的资源。母亲后来提起这些事，并无怨怼，只是常常轻轻叹一口气，说：“你爸呀，就是这样一个人。”那叹息声里，有多年操劳的无奈，也有深藏的理解。

父亲的性格的另一面，却是生动的、充满生活趣味的。他喜欢捕鱼，也善钓鱼。这大约是他严肃刻板的生活之外，一抹灵动的野趣。

那是七十年代初的一个秋日，天气晴好。父亲拿起一顶四四方方的罾网（我们叫它“罾子”），八九岁的我，提着一只小竹篮，欢天喜地地跟在他身后，去附近的河沟堰塘抓鱼。我们来到离家不远的汪堰。秋高气爽，凉风习习，水面漾着粼粼的波光。父亲卷起裤腿，下到不深的河道里，左手将方形的罾子沉入水底，右手用三角形的赶鱼干，从河岸草丛里或有鱼的地方，把鱼驱赶到罾子里，等鱼进了罾子，便稳健地提起。罾子离开水面的刹那，水花哗啦作响，时常就有银亮的鲫鱼、黄灿灿的黄辣丁、或滑溜的鲶鱼在网里跳动。父亲笑着，将鱼儿抛向岸上的我。我就在岸上蹦跳着，手忙脚乱地把鱼捡进篮子里，心里满是简单的、快要溢出来的快乐。

​忽然，河道中央的父亲停下了动作，朝我示意，神色专注，手指竖在唇边。我立刻屏住呼吸，只见父亲的目光，紧紧盯着水中一片游弋的黑影。他拿着罾子，极慢、极轻地向那黑影靠近，仿佛怕惊动一个易醒的梦。靠近了，他先用三角形的赶鱼竿，小心翼翼地将那黑影往罾子的方向驱赶。黑影似乎有些不情愿地挪动着，终于，游进了罾网的里面。说时迟那时快，父亲双臂用力，猛地将罾子提出水面！

“哗啦——”水花四溅中，一条大鱼在网中拼命翻腾，劲道之大，让整个罾网都摇晃起来。我忍不住在岸上叫出了声。待到父亲将罾子提上岸，只见一条体型颇大的鱼，身上有着鲜明的褐色斑块，嘴巴阔大——竟是一条大鳜鱼！我欢喜得不知如何是好。回到家里一称，足足七斤七两。

巧得很，刚称完鱼放下，亲戚来了——香隅枣林湾的桃英表嫂，带着我的小表姐养妹到了家里。小表姐一看见那大鱼，就惊叫起来：“好大的鳜鱼啊！”表嫂也笑着问：“母舅，这从哪里搞来的鳜鱼？”

父亲脸上还带着捕鱼时的兴奋红光，答道：“就在汪堰那条河里。你们来得正好，这鱼，带回去给姐夫姐姐尝尝鲜！”

说话间，父亲已找来一根绳子，穿过鱼鳃系好，又取来一根竹扁担，将绳子挂在扁担中间，对表嫂和表姐说：“等会儿就这么抬回去，省力。”

表嫂和表姐连忙推辞，说这么稀罕的鱼，该留着自家吃。父亲却不由分说，执意要她们带走。一方真心要给，一方诚心推却，来回拉扯了好几次。最终，表嫂和表姐拗不过父亲的固执，只得无奈又感动地接受了这份厚重的礼物。

于是，我目送着表嫂和小表姐，将那根竹扁担扛在肩上，扁担中间，那条硕大的鳜鱼随着她们的步伐一晃一晃，在秋日的阳光下，鱼鳞反射着点点银光。她们的身影沿着家边公路渐渐远去，那条晃荡的大鱼，也在我幼小的视线里，晃了很久很久，最终和她们的背影一起，消失在公路的尽头。但那幅画面，连同父亲那不容分说的慷慨，却深深印在了我的心头。

老家生产队的稻场边上，有一口荷叶塘，夏天荷叶田田，里面藏着不少野生的乌鱼。假期里，我和小伙伴们常去钓，可那些乌鱼极其狡猾，从不咬钩，让我们这群孩子束手无策。有一次父亲从单位回来，我跟他抱怨起这事。父亲听了，笑笑说：“乌鱼不好钓。等傍晚，我带你去看看。”

傍晚时分，父亲找了一根细长的竹竿，系上结实的麻绳，绳端挂了鱼钩。他让我跟在后面，轻声慢步，朝荷叶塘走去。到了塘边，他并不着急下钩，而是绕着塘边慢慢看了一圈，最后在塘的后梢，一处水草特别茂密、岸边树丛也浓荫蔽水的地方蹲了下来。他示意我别动，然后从草丛里捉了一只蚂蚱，穿在鱼钩上。他没有甩竿，只是蹲在草丛的遮蔽后，将系着蚂蚱的鱼钩轻轻垂到水草边的水面上，并不沉入水底，只是让蚂蚱在水面微微颤动，仿佛活物在挣扎。

水面起初平静。忽然，那浮漂附近的荷叶下，水纹一阵异常的搅动。父亲手腕极稳，依旧轻轻晃动着竹竿梢。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道黑影如箭般从水草中窜出，水面“啪”地一声炸响！父亲眼疾手快，腕子一抖，向斜后方一提——竹竿顿时弯成一道有力的弧线！一阵激烈的扑腾挣扎通过竹竿传来，父亲不慌不忙，控着竿，慢慢将猎物引到岸边，一把提了上来。一条将近两斤的乌鱼，在草地上兀自扭动，黝黑的身上斑纹狞厉。

我看得目瞪口呆。父亲这才对我解释：“这乌鱼性子凶，警觉，眼睛尖，侧线也灵，一点动静就钻到深水草里去了。所以钓它，人要藏好，不能让它看见影子，动作要轻。它爱呆在有遮挡、容易埋伏的地方，用水面的活物引它，它以为是小动物，凶猛劲上来，就会扑咬。”

我听着，看着那条挣扎的乌鱼，又看看父亲平静而略带笑意的侧脸。那一刻，我忽然觉得，父亲不只是我那个严肃的、爱喝酒的、耿直得有些“不近人情”的父亲。在生活这片深广的水域里，他同样有着洞察幽微的智慧，有着伺机而动的耐心，有着一击即中的果决。那份智慧与耐心，与他对待原则的坚守、对待世事的耿直，奇妙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他完整而丰富的生命。酒是他对抗寒夜的工具，而钓鱼捕鱼，或许是他从沉重生活里，为自己打捞起的一点活泼的生趣，一点与自然相处的、沉默的欢愉。

岁月如流，往事如鱼，大多已潜入记忆的深潭。但关于父亲的这些片段，却总在某些时刻，清晰如昨，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与温度，在我心头轻轻摇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