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之旅 1：天津的三次相逢

天津之旅 1：天津的三次相逢世新说/文

过去我从武汉到北京无数次。北京的胡同、长安街的风，早就是熟得不能再熟的老相识。

可隔着一百多公里的天津，却像个藏在雾里的老朋友，很久都只是神交。直到这趟第三次踏足，才终于来得及好好看清它的模样。

2011年的深冬，我揣着一沓厚厚的文件袋，从北京南站跳上城际高铁。车厢里暖气开得足，玻璃窗上凝着薄薄的水雾，外面的华北平原在灰蒙蒙的天色里迅速后退——那时候我心里只装着教育局的业务对接，连天津站的样子都没来得及细看，就被接站的人领进了市教育局。

正事办得顺利，出了办公大楼天已经擦黑。市教育局的同事说：“来都来了，去滨江道转转吧。”我们裹紧大衣，顺着人流拐进那条著名的步行街。海河的风从街口灌进来，带着北方冬天特有的干冷，直往领口和袖口里钻。但奇怪的是，那风并不刺骨，因为满街的灯火和人气把它烘得软了几分。

路边的糖炒栗子摊支着大铁锅，黑色的砂粒裹着油亮的栗子，在铲子下哗啦啦翻滚，焦甜的香气混着白气升腾起来，像一堵暖融融的墙。我忍不住买了半斤，纸袋烫得手心发红。剥开一颗，金黄的果肉绵密香甜，咬下去满口都是冬天的馈赠。

劝业场的霓虹灯在头顶亮得晃眼，红红绿绿的光映在湿冷的柏油路面上，像碎了一地的宝石。铛铛车慢悠悠地沿街驶过，车身上的彩绘在夜色里模糊成一片光晕，车轮碾过轨道的声响——咯噔、咯噔——混着街边店铺的吆喝和流行音乐的鼓点，汇成一种奇特的、属于北方冬夜的喧闹。

我们走得不快，但脚步终究是急的。心里惦记着晚上的返程票，眼睛便不敢在一处多停留。只记得路边有卖熟梨糕的小推车，有挂着大棉帘子的老字号，有橱窗里摆着泥人张彩塑的工艺品店——它们像走马灯一样从眼前晃过。我伸出手，只来得及把两条步行街的浮光掠影揣进大衣口袋里。临走时回头看了一眼，劝业场的钟楼在夜空里剪出一个沉静的轮廓，楼下的车流人流依然涌动着，仿佛这座城市的夜晚永远不会疲惫。

上高铁回北京的路上，我靠着车窗睡着了。袋子里剩了几颗凉透的栗子，手指尖还残留着那甜香的余温。那是我第一次与天津相逢——说不上深入，也说不上疏离，就像在寒夜里偶遇一位热心的陌生人，彼此交换了一个温暖的眼神，便匆匆别过。

我以为跟天津的缘分，怎么着也得像那京沪高铁似的，隔三差五就能跑一趟。一百多公里的路，打个盹儿的工夫就到了，还能真把它冷落了不成？可人算不如天算，这话搁谁身上都灵验。我这边厢还盘算着“改日再会”，那边厢光阴它老人家可不等人，眼皮子一眨一合，五年就跟变戏法似的从指缝间溜走了。

再次踏上天津的地界，已经是2016年的秋天。这回是领着同事一起，先武汉到北京，再北京转天津，一路高铁倒腾得人头昏脑涨，满脑子装的都是武清和北辰两个开发区里那些冷冰冰的数据和硬邦邦的指标。满眼是规划图纸上密密麻麻的线条，耳朵里灌的是开发区同志滔滔不绝的介绍，整个人像被上了发条的陀螺，滴溜溜转个不停。至于天津长什么样？抱歉，那会儿就算把五大道的老洋房搬到我跟前，把海河的波光铺在我脚下，我怕是也没工夫抬一下眼皮。

好在天津人讲究，办事利索，待人也热络。项目谈罢，一桌子人坐下，主人拍着胸脯说：“来天津，别的不敢讲，狗不理包子得让各位尝个地道！”好家伙，热气腾腾的笼屉往桌上一墩，白面皮儿捏着十八个褶，跟一朵朵含苞的白菊花似的。一口咬下去，鲜汤汁水在舌尖上炸开，油气直冲天灵盖——说句实在话，那味道确实甩北京前门那几家分店好几条街。只是这顿饭吃得也像打仗，嘴里嚼着包子，脑子里转的还是会议纪要上的条款，宾主尽欢是尽欢了，可那份热闹里终究透着股子公事公办的味道。

等车子把我们送回车站，夜色已经深得化不开了。回程的高铁车窗上，印出一张张倦意浓浓的脸。我靠在椅背上，迷迷糊糊地想起五年前滨江道那片碎宝石似的霓虹灯火，想起那袋烫手的糖炒栗子——可还没来得及在记忆里把那些画面翻捡清楚，眼皮子已经不争气地合上了。五年呐，好容易再来一趟，连劝业场钟楼的长针短针指向几点都没瞧上一眼，就这么又匆匆地跟这座城市擦肩而过。说起来，倒比头一回更显得没出息了。

再一次去天津又是一年，差不多十年了。今年端午节一大早，天还没全亮，我从武汉天河机场登了机。舱窗外是长江平原尚未散尽的晨雾，跑道两旁的灯在灰蓝色的天幕下连成一条细碎的光链。飞机加速滑行时，机翼抖落了武汉初夏的潮气，一头扎进云层之上那片耀眼的日光里。

这回是第三次到天津，我们这次真的不急。五大道的老洋房、棉三的老厂房，还有夜色里的摩天轮，我都有的是时间，慢慢看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