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版本问题引入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宋司马光奉敕编撰，历时十九年而成。元祐元年（1086），哲宗下诏于杭州镂版刊行，是为《通鉴》最早刻本，后世称“杭州本”或“元祐本”，今已不存。

版本目录学上，《资治通鉴》的版本问题涉及两条并行线索：其一，无注本系统——从北宋元祐官刻到南宋诸刻，保留了司马光原书面貌；其二，胡注本系统——宋末元初胡三省为之作音注，此后《通鉴》的传播多赖此本。以下就无注本系统中最重要的宋绍兴刻本与胡注本系统中最重要的清嘉庆胡克家仿元刻本依次考述。

二、宋绍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现存最早全本

（一）刊刻背景

北宋元祐杭州本亡佚后，南宋绍兴二年至三年（1132—1133），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公使库于绍兴府余姚县重刻《资治通鉴》。此为现存最早且最完整的《资治通鉴》刻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二）版式特征

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四字（亦有“行二十四至二十五字”之异文），白口，左右双边。字体方整端重，为南宋初期浙刻典型风格。版心下镌刻工姓名，皆南宋初杭州地区习见良工。宋讳缺笔至“构”字，“慎”字间有剜去末划痕迹，当为孝宗朝稍后印本。书末附有元丰七年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奖谕诏书，及元祐元年杭州镂版诏书等文字。

傅增湘称誉此本“版式字体犹存北宋古茂遗矩，缘公使库开版，例宜进御，故写官削氏必选精良，校勘监修又皆时彦，且时属南渡之初，旧工犹在，用是详审齐整，迥然不同”。此本为存世浙本系统《通鉴》中最早刻本，最大限度保持了元祐年间国子监原刻本的面貌。

（三）递藏脉络

此本钤有明清著名藏印。清初经泰兴季振宜（号沧苇）收藏，继归昆山徐乾学（号健庵）传是楼。入清内府，钤“天禄琳琅”“天禄继鉴”“乾隆御览之宝”等印，著录于《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此本为存世全帙孤本。

另有傅增湘“双鉴楼”旧藏百衲本一种，约三分之二为绍兴浙东茶盐司刊本，余卷配补其他宋刊六种。傅增湘因藏有这部宋百衲本《资治通鉴》与一部元刻本《资治通鉴音注》，名其书斋为“双鉴楼”。

三、清嘉庆胡克家仿元刻本：胡注系统之善本

（一）刊刻背景

宋末元初，宁海胡三省以三十年之力为《通鉴》作音注，成《资治通鉴音注》二百九十四卷，附《通鉴释文辩误》十二卷。元刻本胡注本传世极稀。

清嘉庆十七年至二十一年（1812—1816），江苏布政使（后任巡抚）胡克家得一部元刻本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据以覆刻。设局于金陵孙星衍家宗祠。胡克家（1756—1817），字果泉，乾隆年间进士，以刻书精审闻名。

（二）版式特征

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四周双边，双鱼尾。书口上端镌每页字数，下端镌刻工姓名。书名页镌篆书“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附释文辨误十二卷”。

胡刻本卷首牌记背面题“元初本重雕/鄱阳胡氏藏板”。卷首有元王磐“兴文署新刊资治通鉴序”。胡克家延请著名校勘家顾广圻（字千里，号涧薲）担任校刻。顾广圻被誉为“清代校勘学第一人”。雕版由金陵著名刻工刘文奎、刘文楷、刘文模三兄弟操刀，使元版风貌展卷毕现。

（三）后世流传与修补

胡刻书成行世，学人奉为善本。后因太平天国战乱，书板缺损。清同治间莫友芝任职江苏书局时，以胡刻旧版修补重印。此修补本流传较广。

（四）学术影响

此本翻雕极精，是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的最好版本。1956年中华书局出版《资治通鉴》排印点校本，即以此胡刻本为底本。此后数十年间，中华书局点校本成为海内外最通行的《资治通鉴》读本，胡刻本的文本面貌遂通过这一整理本广泛传播。

四、两本比较

宋绍兴本与胡克家仿元刻本代表了《资治通鉴》版本的两个不同传统：

宋绍兴本为白文无注本，保留了司马光原书未经胡注增删的文字面貌，是现存最早且最完整的《通鉴》刻本，在浙本系统中地位最高。

胡克家仿元刻本为胡三省注本，在元刻本稀见的背景下，以精良的校勘与刻工再现了元刻胡注本的面貌，并成为近现代最通行的《通鉴》读本之祖本。

二者不可偏废：治《通鉴》者，欲求文本之源流，当溯宋绍兴本；欲得胡注之完帙与通行之定本，当依胡克家本。

五、版本鉴定要点

鉴定宋绍兴刻本与胡克家仿元刻本，可从以下三项入手：

第一，看行款。绍兴本为半叶十二行二十四字，白口左右双边；胡克家本为半叶十行二十字，黑口四周双边。行款是区分两本最直观的依据。

第二，看序跋与牌记。绍兴本卷末必有元丰七年进表、元祐元年杭州镂版诏书及绍兴二至三年刊板题识。胡克家本卷首有牌记“元初本重雕鄱阳胡氏藏板”及王磐序。此为两本最直接的标识。

第三，看避讳字。绍兴本避宋讳至“构”字缺笔；胡克家本为清刻本，不避宋讳。

六、馀论

《资治通鉴》的版本传承，经历了“元祐杭州本（已佚）→绍兴茶盐司本（现存最早全本）→元刻胡注本（胡注之祖，传世极稀）→清胡克家仿元刻本（胡注系统通行本）”的完整链条。宋绍兴本以年代之早、校勘之精、递藏之绪，为现存《通鉴》版本第一；胡克家本则在元刻胡注本稀见的背景下，以精良的校勘与刻工再现了胡注本的文本面貌，并藉中华书局点校本而影响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