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Z世代 直面人工智能的未来

来源：商业周刊

从18世纪纺织工匠在新技术冲击下败下阵来，到印度终于重新找到突破口，整整用去了250年。那么，在人工智能时代，印度又要花多久，才能找到下一个增长突破口？

历史上的那场剧变，是分批次到来的。最先登场的是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spinning jenny)。它可以同时牵引、加捻并缠绕16根甚至更多纱线，其产量超过了那些手工纺出全球最精细纱线的纺纱工人。接着，手摇织布机又被动力织布机所取代。一个世纪之后，圣雄甘地将这个曾经代表着民族伤痛与屈辱的符号变成了印度反殖民斗争的象征。

如今，类似的故事情节很可能会再次上演:人工智能正在削弱印度在现代“手艺活”上的优势，也就是为全球企业维护商业软件系统。自主运行的人工智能代理，已经在不断压缩班加罗尔和海得拉巴的程序员为全球企业创造的价值。技术服务业是一个规模达2500亿美元的出口引擎，支撑着600万个就业岗位。如今，印度地方政客正通过慷慨的土地划拨和补贴太阳能电力，极力拉拢西方云计算公司前来落户，这或许能让印度成为廉价“算力代币”(衡量人工智能计算能力的一种单位)的重要供应来源地。但数据中心方面的投资，能够创造的新增就业岗位却十分有限。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曾提出，要在2047年之前将印度建设成一个发达经济体，这一目标即便在Anthropic公司的Claude、OpenAI的o3等编程工具问世之前，就已经要求印度人均美元收入实现9%以上的年增长率。而如今，随着星巴克(Starbucks)这样的全球企业，纷纷谋求自主开发软件、以此取代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微软(Microsoft)和甲骨文(Oracle)等公司提供的全公司级应用系统。而这些应用系统，恰恰正是印度程序员长期以来最擅长维护的领域。莫迪的这一宏伟目标，如今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实现。

2026年夏天在新德里街头与警方发生冲突的愤怒年轻人，并不是在对人工智能发起一场“卢德主义”式的技术抵制运动。他们表达的，仅仅是对政府未能确保大学入学考试公平性的不满情绪。尽管如此，教育与优质就业机会之间日益松动的联系，依然是这场自称为“蟑螂”(cockroach)运动背后一条清晰可辨的潜在线索。这一称呼，源自印度首席大法官此前被外界解读为贬低部分失业青年的一番言论。对于一个人数接近4亿的Z世代群体而言，这件事所牵涉的利害关系是巨大的。如果印度人均美元名义收入继续按照过去十年5.5%的速度增长，那么这个国家很可能会“未富先老”。

一个国家要想跻身富裕国家之列，就必须在面向出口的产业部门中创造就业机会，尤其是薪酬水平更高的就业岗位。

然而，尽管过去五年间印度政府已经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财政补贴，印度在全球商品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却始终徘徊在不到2%的水平。与此同时，越南在制造业领域的发展势头正在不断超越印度。那么，新德里方面究竟应该做出哪些不同的政策选择?

目前，印度的政策制定者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产业政策上，也就是通过政府力量，将投资引导至被认定为重点扶持的产业部门。问题在于，如今几乎所有国家都抱持着完全相同的思路。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印度政府，还是印度的企业家群体，目前似乎都还不太具备承担这一使命所需要的能力。

印度本土企业往往更热衷于争抢各类财政补贴，比如针对电子产品和智能手机生产环节的补贴。但使用进口零部件来组装iPhone，所创造出的就业岗位月薪仅为1.8万卢比(约合188美元)。正如印度储备银行前行长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近期所指出的那样，这一薪资水平，与金奈这类大城市中一名司机或家政工人的收入，其实并没有太大差别。

低技术含量的组装代工，只有在能够逐步迈向更高附加值的制造业环节时，才真正具有意义。这才是通向一个稳固中产阶级社会的真正路径，但这一过程既需要正式的研发投入。

这种“干中学”的过程，往往最初发生在某一家工厂的车间里，随后才逐渐扩散到同行企业以及相关联的上下游产业当中。这也正是印度政府最新推出的、规模达134亿美元的半导体制造业扶持计划背后的逻辑所在。

与其试图说服一个本身并不掌握核心技术的本土私营部门，去独自构建一整条完整的产业供应链，印度或许更应该善加利用全球科技巨头已经在印度境内设立的现有研发中心。目前，超威半导体(AMD)、英特尔(Intel)、英伟达(Nvidia)以及高通(Qualcomm)等大型科技公司，已经在印度雇佣了数以千计的工程师，从事前沿技术研发工作。

印度政府可以考虑，为这些企业向本国资金长期匮乏的公立大学进行投资的行为，提供相应的税收优惠。同时，也应允许这些企业在印度设立先进的测试、仿真与验证实验室。而且不应仅仅局限于少数几所顶尖院校，而应将范围扩大至更广泛的工程院校网络当中。如此一来，这些企业完全有能力培养出自身所需的全部科学家与研究人员，甚至绰绰有余。而由此产生的“富余人才”，也将进一步推动新一轮创业浪潮的兴起，而这批创业者的雄心壮志，也理应超越“十分钟送达外卖”这类层次的商业模式。

类似的逻辑，同样适用于数据中心领域。那些利用本地土地与电力资源运营的“算力代币工厂”，或许可以考虑将其生产的高带宽内存芯片中，拿出大约5%的份额，贡献给一个面向大学及科研机构开放使用的国家级科研云平台。由此可能催生出的各类科研突破，最终或许也能反过来推动本土产业真正加大对研发领域的投入力度。

然而，真正承担起这项重任的“主力军”，很可能还是跨国企业。目前，跨国企业已在印度雇佣了240万名专业人才，每年创造近1000亿美元的营收规模。真正值得政策制定者思考的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将这一数字进一步提升至1万亿美元规模。相比单纯依靠出售一行行代码来获取报酬，将本土研发能力直接嵌入到这些跨国企业销往全球市场的产品与服务当中，无疑将带来远为可观的经济回报。

这也正是为什么，印度的年轻一代如此看重大学入学考试公平性问题的原因所在。即便身处人工智能时代，他们依然能够清楚地看到，一份优质的教育所蕴含的巨大力量，而他们并不希望自己被剥夺获得这份教育的机会。倘若能够大幅提升印度每年培养的300万名理、工、科、医类本科及研究生毕业生的数量与质量，那么从理论上讲，印度完全有可能在未来十年间，将其前沿尖端人才储备规模，扩大十倍之多。

这些研发专业人才，如果能够获得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薪资水平，便能够为印度创造出国家财政急需的税收资源，进而用于支持公共部门就业岗位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随着教师、医生以及一线医疗工作者群体的薪资水平逐步提升，印度的就业结构金字塔，也将逐渐在“中间层”得到充实。翻译/孟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