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家梁建章曾警告:如果不尽早干预,40年后印度人是中国3倍

曾几何时,无数普通母亲为了生育不得不东躲西藏;如今,她们却频繁收到鼓励生三胎的短信通知。即便各地纷纷发放现金补贴、极力延长产假,预想中的生育潮依然没有到来。

年轻一代女性愈发清醒,她们渴望将人生的方向盘握在自己手里,拒绝让生活仅围绕家庭打转。生育率的急跌已成为横亘在发展面前的严峻挑战,人口学家梁建章曾郑重警告:如果不尽早干预,40年后印度人口可能是中国的3倍。

这绝非危言耸听。我们把时间线拉长来看,过往各省份的人口变动数据,恰恰从侧水印证了梁建章担忧的困局。十三个省份发布了2024年人口数据,人都去哪了呢?

截至目前,已有山东、江苏、四川、浙江、安徽、广西、江西、福建、贵州、甘肃、海南、青海和陕西等十三个省份发布了2024年人口数据。其中,浙江常住人口增加四十三万人,而一些中西部省份常住人口呈现常住人口负增长。

人们开始探讨这些人口的流动情况,以及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先来说说基本情况,在这十三个省份中,浙江、福建、海南、安徽和陕西常住人口分别增加四十三万、十万、五万、两万和一万人。

江苏与去年持平。山东、广西、江西、甘肃、贵州、四川和青海分别减少四十二点八万、十四万、十三万、七点一五万、五万、四万和一万人。

省市间的人口争夺看似热闹,但放在“印度人口未来或是中国3倍”的宏大警示下,这种内部流动其实掩盖了整体生育意愿的低迷。中小城市研究院院长刘凤瑞分析表示,当前人口流动过程中,农村人口持续流向城镇。

从人口在全国的空间分布来看,一方面,人口继续向东部沿海发达城市集聚。另一方面,在省域内部,人口向省会城市等中心城市集聚。虽然部分省份常住人口在减少,但省会城市人口则保持持续增长态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四川省人口学会会长、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陈锦安表示,现在人口变化首要驱动因素还是经济因素。各地都在做大人口基数,但有的地方发展更快,就业机会更多,对劳动力需求更大。

沿海地区虽然受到一些国外经济影响,但是经济体量和增长惯性仍大,市场经济更灵活,因此对人口的吸纳更多。经济的确主导了机械迁徙,可梁建章强调的生育干预才是长远之计,因为沿海发达地区同样面临着自然人口锐减的尴尬。

具体来说,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统计局三月一日发布的2024年人口主要数据公报显示,2024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为六千六百七十万人。和2023年末常住人口六千六百二十七万人相比,增加四十三万人。

在城乡构成方面,数据显示,2024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为五千零三十三万人,农村人口为一千六百三十七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百分之七十五点五,比2023年上升一点三个百分点。

这也是浙江城镇化率首次超过了百分之七十五。对一个省份来说,人口增长包括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口净流入。其中,在自然增长方面,2024年,浙江全省出生人口为四十一点零万人,死亡人口为四十三点四万人,自然减少人口二点四万人。

出生率为千分之六点一七,死亡率为千分之六点五三,自然增长率为负千分之零点三六。也就是说,去年浙江机械增长人口,也就是新增跨省净流入人口为四十五点四万人,再次凸显浙江近年来的人口吸引力。

当时很多人认为只要经济好就不缺人,但现实是全国出生率持续触底,靠跨省流入来粉饰人口基数的模式终将成为无源之水。分城市来看,浙江各大城市的人口变化如何?数据显示,去年浙江十一个设区市的常住人口全部增长。

杭州、宁波、温州三大市分别增长十点二万人、八万人、九点一万人,合计二十七点三万人。浙江省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汤海茹分析,浙江以民营经济为主导,涉及面比较广,对吸收劳动力比较有利。同时,浙江的区域经济发展比较均衡,城乡差别小。

浙江所有设区市人口都保持增长,其中杭州是浙江十一个设区市中唯一一个增量超过十万人的城市。汤海茹说,杭州这些年非常重视吸引人才,为鼓励年轻人就业创业,杭州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力度非常大。

比如清河计划等,通过提供创业补贴、人才补贴、房租减免等礼包,尽可能减少人才就业创业的困难,打造青年发展型城市。汤海茹还表示,杭州之前抓住了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机会,通过消费互联网发展已经占据了一个高地。

同时,杭州的智能制造发展也比较好,之后也在不断从消费互联网拓展到产业互联网,又进一步发展到人工智能大模型等,这些都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数据显示,2024年,杭州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六千三百零五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七点一,占全市gdp比重达百分之二十八点八。

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实现营业收入两万零四百零亿元,增长百分之四点九。

通过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厚积薄发,今年以来,由云深处科技、语数科技、dtc游戏科学、巡河科技、强脑科技组成的杭州六小龙火爆出圈。杭州之外,浙江省内冲刺千万人口城市的温州、宁波,去年末常住人口分别为九百八十五点二万人和九百七十七点七万人。

去年,温州、宁波常住人口增量分别为九点一万人、八万人。数据显示,2024年,温州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九千七百一十八点八亿元。

2024年,宁波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一点八一万亿元,占全省的比重为百分之二十点一,比上年提高零点一个百分点,经济总量跃上新台阶。要避免人口学家警告的那种不可逆危机,仅靠产业吸引力根本无法解决人们“不想生”的深层痛点。

除了浙江省对人才的吸引大,江苏省也是如此。江苏省2024年常住人口与上一年持平。但是,2024年江苏人口出生率千分之五点零,人口死亡率千分之七点五,人口自然增长率负千分之二点五。在人口自然减少的情况下维持常住人口不减,则说明江苏吸纳了外地人口,填补了这个缺口。

再比如安徽省。三月十日,安徽省统计局发布2024年安徽省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公报显示,2024年末,安徽全省常住人口六千一百二十三万人,比上年增加两万人。公报还发布了十六市常住人口及城镇化率数据,其中合肥市常住人口为一千点二万人。

合肥成为我国第十八座常住人口破千万的城市,也是第十六座同时实现万亿gdp与千万人口的城市。人口向经济发达的地区流动,这种变化趋势在第七次人口普查就表现明显。

普查结果显示,省会城市、东部沿江沿海地区人口十年来增长迅速,而一些经济发展较慢的地区人口不断流失,出现人口空心化现象,人口地区分布不均衡进一步加剧。

表面上看这是人口向经济高地聚集,实质却是各省在存量池里的极致内卷,这与梁建章呼吁的尽早干预战略背道而驰。不止沿海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处于区域中心的省份也在吸引外地人流入,比如在西北和西南处于中心位置的陕西和四川。

三月十八日,陕西省统计局发布的2024年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末,陕西全省常住人口三千九百五十三万人,比上年末增加一万人。此外,出生人口为二十九点一万人,出生率是千分之七点三六,死亡人口三十一点八万人,死亡率为千分之八点零五,自然增长率为负千分之零点六九。

也就是说,陕西人口自然减少了二点七万人,但是陕西实际增加了一万人,说明外地净流入陕西人口达三点七万人。三月十七日,四川省统计局发布2024年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根据2024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资料测算,年末全省常住人口八千三百六十四万人,比上年末减少四万人。

年末全省户籍人口九千零六十点五万人,比上年末减少十点九万人。虽然四川常住人口在减少,但根本原因可能还是由于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下降了。

根据2024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资料测算,2024年四川省常住人口出生人口五十三点六万人,人口出生率千分之六点四一,死亡人口七十八点九万人,人口死亡率千分之九点四三。

也就是说,人口自然减少二十五点三万人,但是四川实际只减少四万人,说明四川吸纳了外省二十一万多人。连传统人口大省的基数都要靠外省流入来强行维持,恰恰说明在生育率崩塌面前没有任何省份能独善其身。

从目前发布的省份来看,人口净流出的省份主要是中西部省份。在出生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人口增长已经主要来自机械增长,而不是人口出生带来的自然增长。在经济、就业等因素影响下,中西部省份应该如何应对人口负增长和人口流失的情况呢?

事实上,中西部省份一直都面临着人口流出的影响。以四川为例,四川省常住人口总量走势从2000年的八千三百二十九点一万人下降到2010年八千零四十一点八万人,劳务输出是其中重要的因素,大量劳动力转移到东部沿海地区。但是,当时的情况与现在的状况已经具有明显不同的背景。

在本世纪初,人口众多、自然增长率高、本地就业机会较少、农村居民收入较低等是中西部省份普遍面临的问题。但是现在面临更多的问题是出生率的下降,自然增长率转负,中西部省份开始面临人口负增长的状况。

面对自然增长全面转负的严酷现实,如果我们不尽早干预,未来面临的将不仅是劳动力短缺,更是人口结构的深层断层。面对这种现状,陈锦安表示,现在中西部省份一方面面临产业转型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又对低技能人口产生挤出效应。

中西部省份需要对自身人口结构、劳动力结构做仔细的研究,在做产业结构调整时,要与自身劳动力结构进行匹配。陈锦安还认为,中西部地区要务实进行产业布局,需要结合本地劳动力等条件。

否则劳动力在青壮年时在外省打工,本地无法获得人口红利,当这些人年老后返回本地,本地又要承担养老负担。其实,最近几年,中西部省份大都采取了强省会的发展战略,通过做大做强省会吸引包括资本、劳动力等要素资源的集聚,同时带动全省发展。

中西部一些省会城市出台积极政策手段吸引人口集聚。比如,2021年4月,贵州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支持实施强省会五年行动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确保贵阳到2025年生产总值达到七千亿元以上,首位度达到百分之二十七以上,城区常住人口超过五百万,建成特大城市。

这些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收到了积极效果。2023年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3年末,全省共转移输出农村劳动力两千六百五十九点三七万人,比上年末增加二十九点五六万人。

其中,省内转移一千五百四十七点五九万人,增加三十四点九八万人;省外输出一千一百一十一点七八万人,减少五点四二万人。回看各地的应对策略,单靠强省会虹吸周边并不能真正化解生育危机。靠“抢人”维持表面繁荣的省际游戏,终究无法抵御全国性生育衰退的寒冬。

正如梁建章所言,真正的出路绝非单纯发放微薄的补贴,而是需要大刀阔斧的系统性改革,切实减轻家庭在各个维度的重重负担。

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时间赛跑。如果我们今天依然缺乏果断干预的魄力,不能营造出真正尊重女性、让人安心生育的环境,那么40年后,当印度人口真达到我们的3倍时,失去的将绝不仅仅是规模红利,更是整个国家经济与创新的长远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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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6-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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