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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巩汉

编辑| 时光

初审| 方园

前言

一个粉丝不到四十万的草根模仿秀账号，靠着模仿一个男歌手，硬生生把自己送上了北京互联网法院的被告席。

赔了31.5万，发了道歉视频，最后那笔钱还全捐出去了。

整件事从头看完，你很难说清楚，谁才是那个真正赢了的人。

从地下室到聚光灯——这个人值得被你记住

1994年3月，内蒙古包头市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拎着行李，买了一张北京的火车票，就这么出发了。

他叫杨坤。

没有人知道他能走多远。

但他自己大概是豁出去了——北漂期间，他搬了超过五十次家，住过地下室，睡过公共澡堂旁边的小隔间。

媒体后来问他那段日子怎么过的，他说"没什么好说的，就是熬"。

熬了整整七年。

2001年5月，杨坤签约北京竹书文化唱片公司，发行首张专辑《无所谓》。

那把沙哑嗓子，不像当时流行乐坛的主流路线，却偏偏戳中了一大批听众。

2002年，《无所谓》登上中国歌曲排行榜第二十期冠军。

从地下室到排行榜冠军，这条路，他走了将近十年。

2004年，他第一次登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唱了一首《天下父母心》。

站在那个舞台上，他已经不是那个在北京街头找不到落脚地方的年轻人了。

但真正让杨坤出圈到另一个层面的，是综艺。

2012年，他以导师身份登上《中国好声音》第一季。

这个节目当年有多火，不用多说，几乎全国人民都在盯着。

杨坤坐在那把大椅子上，嗓子依旧沙哑，眼神犀利，一句"我有32场演唱会要开"，莫名其妙成了全网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

后来他又去了《中国好声音》第二季，《中国好歌曲》第一季。

两档综艺加在一起，给他积累了一个以前单靠唱歌很难积累起来的庞大受众群体。

有人喜欢他，有人拿他当梗来玩，有人模仿他的动作、他的表情、他的嗓音。

这件事，本来是娱乐圈正常生态的一部分。

直到2024年10月，"四川芬达"这个账号横空出世。

"模仿秀"，何时越了界？

蒋某和李某，两个四川人，自2021年开始做自媒体，前几年没什么水花。

2024年，两人决定转型——李某负责模仿，蒋某负责在旁边配合烘托气氛。

账号名叫"四川芬达"。

模仿的对象，是杨坤。

一开始，两人的内容其实踩在了"娱乐与侵权"之间那条极其模糊的线上。

谁都知道，模仿秀这个行当本来就是灰色地带。

你模仿一个明星的声音、动作、台词，到底算不算侵权？法律上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全世界的模仿表演者都活在这道缝里。

但"四川芬达"做的事情，超出了那道缝。

他们复刻了杨坤《中国好声音》导师时期的标志性穿搭，在直播背景板上P制了跟节目LOGO高度相似的图形，反复使用"32场演唱会"那个梗，然后——这是关键——开始对杨坤的歌曲进行改词，把原本正经的歌词改成低俗滑稽的版本，配合夸张扭曲的唱腔和一些擦边动作，一起发出来。

2024年10月，第一条视频上线。

配文写的是："杨坤老师教我治疗咽炎的独家秘方。"

视频获得47万点赞。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条视频的曝光量，已经超过了无数普通创作者一年的总流量。

账号粉丝数开始快速攀升。

蒋某和李某发现，这条路走通了。

于是他们继续做。

内容越来越多，尺度越来越大。

到2024年11月，杨坤团队已经无法继续坐视。

11月3日，杨坤团队正式向平台提交侵权投诉。

然后呢？

平台审核，下架了几条视频。

"四川芬达"停更七天。

七天之后，账号重新开张。

这一次，他们以"杨坤模仿大赛"为名重启账号， 陆续开发出"坤式按摩"、"坤式唱歌教学"等系列内容，更新频率比之前还高。

粉丝量不减反增。

这个局面让杨坤团队意识到一件事：投诉平台，走不通。

事后有律师在接受采访时做了一个分析。

律师指出，"四川芬达"的视频里虽然没有明确提杨坤的名字，但从其造型、声音、以及内容中可以确认的特征，足以让所有观众识别出被模仿的对象就是杨坤， 这已经构成对其姓名权及名誉权的侵害，并非普通的娱乐模仿可以豁免。

法律上有据可查，平台层面又按不住—— 这件事的走向，几乎只有一个选项了。

对簿公堂——一场历时一年半的司法马拉松

2025年2月14日，北京互联网法院正式立案。

原告：杨坤。

被告：蒋某、李某（即"四川芬达"账号实名认证主体）。

案由：网络侵权责任纠纷。

这个立案日期，刚好是情人节。

有网友调侃说，杨坤给自己送了一份特别的"情人节礼物"。

但这份礼物要真正到手，还得走完整个司法程序——而这段路，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漫长。

2025年3月10日，"四川芬达"主动出手了。

蒋某和李某在账号上发布了一条视频，直接展示了收到的起诉状和北京互联网法院的传票， 标题大意是：我被明星杨坤起诉了。

这一波操作，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流量收割。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被明星告上法庭的一方，天然就是"弱势群体"。

尤其是在互联网语境下，"草根被大明星起诉"这个故事框架，自带情绪传播属性。

评论区里，迅速出现了"杨坤仗势欺人""明星不能开玩笑"之类的声音。

账号粉丝数开始暴涨。

从被起诉前的约35.9万，一路涨到超过170万。

不到一年时间，涨粉四倍多。

这个涨粉速度，"四川芬达"自己做内容做三年可能都达不到。

与此同时，两人还发布了一首歌曲——被网友普遍解读为含沙射影嘲讽杨坤的《你礼貌吗》。

这场诉讼在两人手里，活脱脱变成了一场流量狂欢的道具。

杨坤团队方面，在这段时间相对低调。

直到2025年4月24日，杨坤本人发了一篇长文。

内容直接，没有客套。

他在文中指出，对方"嘴上说和解，转头把自己包装成弱者道德绑架，靠争议涨粉百万、直播获利，早已透支信任"。

这是杨坤首次在这件事上公开发声， 也基本确立了他对整件事的态度：不谈和解，走完程序。

司法程序继续推进。

北京互联网法院经过两次开庭审理，于2025年10月30日作出一审判决。

判决结果：被告蒋某、李某二人，须公开向杨坤赔礼道歉；赔偿杨坤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31.5万元。

这个数字，在公众人物维权案件里不算最高，但意义清晰。

法院的判决传递出一个信号：模仿有边界，娱乐有红线，靠贬损他人形象涨粉变现，不受法律保护。

蒋某和李某不服，提起上诉。

2025年12月3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二审。

庭审推进，时间继续往后拖。

2026年2月11日，二审判决出炉。

结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到这一步，终审判决已经生效。

蒋某和李某该赔的31.5万、该道歉的道歉，都没有法律豁免空间了。

但执行，又是另一回事。

终审判决生效之后，因两被告未按期履行判决义务，杨坤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26年3月26日，强制执行案件正式立案。

从2025年2月立案，到2026年3月强制执行立案，这场官司前后历时超过一年。

期间经历了立案、两次开庭、一审判决、上诉、二审审理、终审判决，每一个节点都走得完整、扎实、不能跳过。

法律程序本来就是这样。

它不会因为一方名气大就加速，也不会因为另一方流量高就妥协。

尾声——道歉视频发布，那笔钱捐出去了

2026年9月11日。

距离"四川芬达"第一条模仿视频上线，过去了将近两年。

蒋某和李某发布了道歉视频。

视频里，两人承认"创作分寸失守，言语和演绎失当"，表示"发自内心感到愧疚和抱歉"。

这条视频下面的评论区，气氛复杂。

有人说终于等到了，有人说来得太晚，也有人说"你们在这两年里，已经把该赚的都赚完了"。

这些声音都有道理，也都只说对了一部分。

同一天，赔偿款项缴入法院执行账户。

待法院完成划付手续后，杨坤工作室公布：这笔31.5万元，将全额捐赠公益组织，用于帮扶孤独症群体及其家庭。

捐款完成后，将另行发布捐赠公示。

这个决定一出，舆论风向又动了一次。

很多人没想到这个结局。

诉讼赢了，赔款到手，然后全捐出去——这套组合拳打下来，杨坤拿到的，不是钱，是一份明确的法律判决书，和一次公开的是非厘清。

这件事值得被记住，不仅仅因为杨坤。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有一组数据：2024年，涉及明星模仿的侵权投诉同比增长217%。

两倍多。

这个增幅放在任何一个行业里，都是一个需要被认真对待的信号。

短视频平台的崛起，改变了内容生产的门槛，也改变了"侵权"这件事的发生方式。

以前，你要冒充一个明星，你得有资源、有渠道、有曝光度。

现在，你只需要一部手机、一盏补光灯，以及足够的胆量。

模仿，是最容易出圈的内容类型之一。

人类对"模仿"有天然的兴趣，看到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的特征复刻出来，会觉得好玩、有趣、想分享。

这种心理被流量逻辑放大，就变成了一门生意。

但生意的边界在哪里？

报道中引用的律师意见，给出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分析框架：喜欢还是厌恶一个明星，是个人态度；但无论是恶搞还是批评，都应当把握相应的度。

当模仿超出了单纯的娱乐范畴，开始对他人的形象进行有意识的丑化、低俗化处理，并借此获取商业利益，这条线就已经被跨过了。

作为公众人物，杨坤当然比普通人承担了更多被评价、被调侃的可能性。

这也是公众人物这个身份的"代价"之一——新周刊在评论这件事时指出，明星以高收入为回报，让渡出了部分隐私和形象权，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可供消费的"公共资源"。

但"可供消费"不等于"随意丑化"。

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就是"四川芬达"这个案子的法律价值所在。

回头再看整个事件的时间线，有一件事值得特别注意：

"四川芬达"在整个司法过程中，始终没有停止运营。

他们发道歉视频，也发《你礼貌吗》；他们接受传票，也开着涨粉超百万的直播。

账号在对簿公堂期间，以某种意义上说，是账号历史上的最高光时刻。

这不是他们聪明，这是流量逻辑的运作方式。

在流量的世界里，"争议"等于"曝光"，"曝光"等于"粉丝"，"粉丝"等于"变现"。

当一个账号把自己变成一场法律纠纷的主角，它就同时变成了一个几乎无限供应内容的自驱动话题机器。

杨坤的团队不是不明白这一点。

他们选择走完全部司法程序，而不是私下和解收场， 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不是为了那31.5万，而是为了让这件事有一个清晰的、被记录在案的结论。

一审、二审、强制执行，每一步都走完，就是要让所有人看到：这条路，是行得通的，侵权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不会因为你的流量有多高而减少。

把赔款捐给孤独症群体，是这件事最后的一个动作。

那笔钱转了一圈，从法院的账户划出去，最终落在了跟这场官司毫无关系的孩子身上。

但某种程度上，这个结局比简单的"我赢了你赔我钱"更难被反驳——它让整件事的意义，超出了一个明星和两个网红之间的私人纠纷。

2026年9月，距离杨坤1994年北漂北京，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二年。

那个搬了五十次家、住过地下室的年轻人，用后来的整个职业生涯，把"32场演唱会"从一个综艺梗，变成了一个被无数人熟知的符号；又用一场历时将近两年的司法程序，让这个符号多了另一层含义。

它现在也代表：你可以模仿，但你不能低俗化；你可以娱乐，但你不能靠贬损别人的形象来变现。

模仿秀不会消失。

流量的诱惑不会消失。

下一个"四川芬达"，已经在某个地方打开手机、调好补光灯了。

但这份判决书，已经在那里了。

#新锐领航权益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