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文明如何与中原王国发生联系？青年学子与考古名家共探文明脉络｜名人大讲堂

封面新闻记者 车家竹 摄影报道

6月16日下午，2026“名人大讲堂”第三场讲座在四川师范大学开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孙华以《三星堆-金沙与夏商周的关系》为题，系统阐释了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互动历程。

孙华为四位传习志愿者解答疑问

讲座互动环节，该校四位青年传习志愿者围绕文明交流、统治形态、权力演变提出自己的疑问，孙华结合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逐一细致解答，将整场讲座的探讨推向深入。

古蜀与中原的文化互动，是单向输入还是双向选择？2025级历史学专业学生蓝心率先抛出问题，关注二者互动中的“主动性”与“被动性”之分。孙华表示，这一状态随古蜀文明发展阶段不同而清晰变化。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尚未形成统一政权，聚落分散且各自发展，此时二里头文化等中原文明因素沿黄河、渭河西进，经关中、陇东地区南下传入四川，古蜀先民整体处于被动接受外来文化的状态。而随着三星堆国家崛起、金沙文明走向成熟，古蜀开始主动对外拓展：一方面通过长江三峡联结长江中游，引入青铜铸造技术与工匠，结合本地木雕传统形成独特的青铜艺术风格；另一方面主动与关中周人建立政治军事联系，参与周武王伐商之战，在这种积极互动中得到了周人的政治和军事支持，以及青铜技术和艺术等文化资源。

四川师范大学2025级历史学专业学生蓝心

伴随着对外交流的深化，古蜀自身的国家统治形态也在持续演进。针对2025级历史学专业学生黎天野提出的“三星堆-金沙区域控制力与中原方国制度的可比性”问题。孙华指出，从三星堆到金沙，古蜀的统治模式发生了本质转变。三星堆时期采用相对扁平的统治结构，权力高度集中于都城，缺少多层级的地方城邑体系，带有早期掠夺型国家的特征——其势力范围虽覆盖整个四川盆地及周边山地，但区域内聚落数量大幅锐减。发展至金沙时期，统治策略趋于成熟，成都平原乃至周边山区的聚落重新大量出现，密度甚至超过宝墩文化时期，形成了更接近中原夏商王朝的金字塔式多层级统治结构。二者对外拓展的方向也各有侧重：三星堆以长江三峡为主要通道向东与长江中游进行接触，金沙则以嘉陵江、古蜀道为纽带北向联结关中地区。

四川师范大学2025级历史学专业学生黎天野

统治形态的演变背后，是古蜀内部权力结构的深层调整。2025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江锦涵就此提问：从三星堆到金沙，祭祀与权力象征发生了哪些变化，是否与中原影响有关？孙华认为，这一演变的核心动力来自古蜀内部，是神权与王权长期博弈的结果。三星堆早期神权色彩浓厚，至晚期王权已占据主导；到金沙时期，王权进一步强化，从出土人像来看，掌握世俗权力的贵族同时兼具宗教祭祀职能，神权与王权走向融合。他同时强调，神权由盛转衰、王权逐步强化是古代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原商王朝同样遵循这一逻辑——安阳殷墟时期尽管祭祀体系发达，但占卜吉凶的最终决定权始终掌握在商王手中，二者在文明演进的底层逻辑上具有共通性。

四川师范大学2025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江锦涵

除了与中原文明的紧密互动，古蜀更广阔的对外交流网络也随着科技考古的推进逐渐清晰。2025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于安心结合最新研究成果发问：三星堆出土的11颗红玉髓珠中，7颗来自燕山造山带、3颗来自中亚造山带，这一发现对理解三星堆有何意义？孙华回应，这是古蜀跨区域贸易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证据。此前已知三星堆海贝源自南亚，而红玉髓珠的溯源结果排除了印度矿区来源，证实这类饰品经由北方路线传入四川盆地，与黄土高原同类器物的传播路径一致。这一研究突破表明，早在三星堆时期，古蜀就已建立起覆盖北方乃至更远区域的贸易网络，为理解古蜀文明的开放性提供了全新的实物佐证。

四川师范大学2025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于安心

从宏观文明互动到微观器物溯源，从国家统治形态到内部权力结构，孙华回应大家对三星堆-金沙文明的关切，进一步厘清了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