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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巩汉

编辑| 时光

初审| 方园

【前言】

威尼斯两届影后、国际公认的“巩皇”，这些称号加在巩俐身上谁都觉得理所当然。

可很少有人认真想过，这个站在全球最顶级电影颁奖台上的女人，回到家之后是什么处境。

父亲走了，姐姐走了，身边还剩下一位年届98岁、认不清人脸的老母亲。

所有光鲜的荣誉都挡不住这种现实的重量。

一个人在事业和至亲的生死之间反复承压，巩俐究竟是怎么撑过来的？

五个孩子一份工资，这个家给了她最朴素的底色

巩俐出生在济南，家里父母加五个孩子，开销全靠父亲和母亲两份收入维持。

父亲巩力泽在山东大学任教，是教授，在外人看来体面，可教授的工资养活七口之家，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母亲赵英负责管理家里的财务，精打细算是常态，省出来的每一分钱都有地方去。

这种成长环境塑造出来的人，对“责任”两个字的理解，往往比从小物质充裕的孩子要具体得多。

巩俐从小看着父母把钱掰开了花，看着哥哥姐姐互相帮衬，家庭里那种朴素的相互托举，是她最早接触到的人情逻辑。

这套逻辑后来一直跟着她，到她成名之后也没有变过。

巩俐高考的时候并不顺利。

两次落榜，这对一个想走艺术这条路的年轻人来说打击不小。

落榜之后，家里人没有劝她放弃，父亲四处托人给她找补课老师，姐姐巩雯那时候已经结婚，婚后自己的日子也紧，仍然把手里的积蓄拿出来帮妹妹缴学费、补生活费。

大姐比巩俐年长12岁，这个年龄差意味着巩俐小时候，巩雯已经是半个大人了，照顾弟弟妹妹是她很早就承担起来的事。

据相关报道，巩俐两次高考落榜期间，陪她一起复习的人里有姐姐的身影。

这种陪伴在当时看来是日常，事后想起来却是分量极重的支撑。

后来巩俐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这是她人生走向彻底转变的起点。

中戏出来的学生不愁没有舞台，关键是巩俐自己争气。

张艺谋第一次见她，是在为《红高粱》选角的时候，那个眼神里带着野劲的山东姑娘，一下子就钉在了他脑子里。

1987年，《红高粱》让巩俐的名字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开来，之后的路越走越宽。

成名之后，巩俐没有急着切断和济南老家的联系，媒体有过报道，她回济南陪母亲过年，态度低调，不大张旗鼓。

原生家庭那套互相承担的逻辑，在她功成名就之后没有消失，反而成了她处理家人关系的基本方式。

一年之内姐姐和父亲先后离世，33岁的她经历了什么

1993年是巩俐在事业上极为忙碌的一年，各方面的片约和宣传压着，档期排得很满。

就在这种状态下，一通电话打进来，是姐姐巩雯病危的消息。

巩雯已经在病痛里熬了一段时间，晚期乳腺癌是一种消耗极大的疾病，整个病程对患者和家属都是折磨。

巩俐赶回济南，据相关报道，她在这件事上中断了手头的工作安排，可赶到的时候，姐姐已经走了。

这种时间差带来的遗憾，没有办法用任何方式弥补。

年长自己12岁的姐姐，是她在求学阶段最实质性的支持者，那种亲情的分量不是用时间长短能衡量的。

这个打击还没有消化，第二年父亲巩力泽又因突发脑溢血离世。

脑溢血发病急，留给家人的时间很短，巩俐彼时在日本有拍摄任务，即便是第一时间处理签证、买机票，能做到的最快速度也赶不上生命消逝的速度。

父亲走的时候，她不在身边。

两件事叠在一起，时间跨度不到两年，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重量。

33岁的巩俐在那段时间里大幅减少了公开曝光，推掉了一部分工作安排，没有急着重新出发。

这种处理方式在明星圈子里并不多见，很多人选择用工作填满情绪的空间，巩俐没有，她需要时间。

对父亲走的那一刻，巩俐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及过母亲对自己的影响，间接透露出父亲去世对整个家庭的冲击程度。

父亲是家里的精神支柱，又是她进入艺术这条路时最早的推手之一，这个人的离开，对巩俐来说不只是情感上的缺失，也意味着她在原生家庭的位置从此彻底不同了——她开始成为那个需要支撑别人的人。

从1993年到1994年前后，巩俐在这段时间里所承受的，外人很难完整体会。

荧幕上的她依然是那个气场强大、让导演和制片方都高看一眼的演员，但私下里她正在消化一件极其沉重的事：至亲接连离开，家里只剩下一个越来越老、越来越需要人照看的母亲。

母亲确诊老年痴呆，她选择自己扛而不是交给护工

父亲和姐姐走后，家里的格局变了。

兄弟姐妹各有各的家庭要顾，据央视相关报道，巩俐的哥哥长期陪伴在母亲身边，而巩俐则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母亲晚年的生活她来负责托举。

这个表态不是说说而已，背后是实实在在的时间和精力投入。

母亲赵英年届98岁，这个年龄本身就意味着身体状况的复杂性。

老年痴呆的确诊，让照料这件事的难度又上了一个层级。

认知功能的退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早期可能只是忘事、重复提问，到了中后期会出现认不清人、情绪不稳定、生活无法自理等情况。

陪伴这个过程的家人，所承受的消耗是持续性的。

很多有能力的人面对这种情况，第一反应是请最好的护工、找最顶级的养老机构，这本来是完全合理的选择，何况巩俐的经济实力完全支撑得起。

据相关报道呈现的信息，巩俐的态度是亲力亲为，不把母亲的日常照料完全推给外人。

这个选择背后的逻辑，外人可能不容易完全理解。

理解这个选择，需要回到她的原生家庭。

父亲当年为她的求学四处奔走，姐姐婚后仍然掏钱支持她读书，这些付出都是没有条件、没有回报预期的。

巩俐在成长过程中接受的，就是这种不计算成本的家庭支撑。

面对年迈的母亲，她的回应方式和当年家人对待她的方式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青年网有过关于巩俐谈及母亲影响的报道，她在公开场合坦言母亲鼓励自己勇敢做自己，这个细节说明母亲对她的影响不只停留在物质层面，而是延伸到了她对自我和人生的基本态度上。

一个人在母亲面前，永远有某种程度上的退回孩子状态的倾向，无论外部的身份地位积累了多少。

母亲确诊老年痴呆之后，有时候认不清眼前的人，这对照料者来说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考验。

巩俐是国际知名的演员，在职业场上接受过无数的瞩目和认可，可在这个场景里，这些全部失效。

能不能让母亲感觉到被照顾、被陪伴，才是这段关系里唯一重要的事。

父亲和姐姐走的那种遗憾——没能陪在身边，没能见到最后一面——这种遗憾的重量，在她对待母亲这件事上体现得很明显。

她不想让同样的遗憾再发生一次。

这个逻辑不复杂，但在实际执行中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实实在在的时间、精力和情感投入。

红毯上的巩皇和病房里的女儿，是同一个人

巩俐的职业履历是中国电影界少有的厚度。

从1987年《红高粱》起步，到后来《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每一部都是在国际舞台上拿到过认可的作品。

两座威尼斯影后的奖杯，是目前中国演员在国际三大电影节上最高的个人荣誉之一。

这种职业高度，跟她在家庭里的处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站在威尼斯红毯上的那个人和守在母亲床边的那个人，是同一个巩俐，可这两种状态对她本人来说需要的东西完全不同。

红毯上需要的是气场、自信和对公众注视的承受力；陪伴老人需要的是耐心、细致和对自身情绪的管理。

2026年5月，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巩俐的出席依然受到广泛关注。

她的状态依然在线，公众场合的气场没有任何松散的迹象。

与此同时，她在家庭层面所承受的那些内容，外界能看到的依然很有限。

这两个维度并行存在，都是真实的，都是她的生活。

她主演的《任长霞》在很多观众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个剪短头发、素颜出镜的巩俐，跟《红高粱》里的九儿是完全不同的质地。

能在这两种风格之间切换自如，背后是对人物内在逻辑的深入理解，而不只是技术层面的演技调度。

1995年，她以制片人身份参与的《太阳有耳》在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得最佳导演银熊奖，这个荣誉不属于表演，而是属于她在幕后制作层面的判断力。

她在镜头前的那些年积累的对电影的理解，转化成了在幕后做选择的眼光。

这两件事是连着的。

从《红高粱》到《中国女排》，巩俐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有一种共同的气质——不服输，扛得住，在压力下不垮。

这些角色特质从来不是无中生有的，演员在某种程度上只能演出自己理解的人。

她理解这种气质，因为她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

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过母亲对她的影响，用的措辞是鼓励她“勇敢做自己”。

这四个字听起来简单，落到实处却是一种非常具体的人生态度——不用外部的标准来定义自己的选择，不因为别人的期待而偏移自己的方向。

她之所以敢在事业最忙的阶段放下工作陪家人，敢在公众面前坦言照顾母亲是她的责任，跟母亲当年给她的这套底气是分不开的。

98岁的赵英如今仍在，这个年龄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实。

老年痴呆的患者，照料质量对生存状态的影响极为显著。

有人持续地陪在身边，和完全交给机构，呈现出来的状态会有明显的差别。

巩俐在这件事上的选择，客观上对母亲的状态是有影响的。

外界对她的评价，有一部分人关注的是她在荣誉上达到了什么高度，另一部分人关注的是她和张艺谋的那段感情，还有一部分人谈她的第一段婚姻和后来与让-米歇尔·雅尔的结合。

这些都是她人生的组成部分，可她自己在公开场合最直接表达过的，是家人这个维度。

父亲、姐姐、母亲，这条线贯穿着她的整个人生，而且是她本人愿意主动谈及的部分。

荣誉和责任往往被人们拆开来看，觉得是两件事。

在巩俐这里，这两件事是叠在一起的。

她在职业上的那股劲，和她对家人不回避、不推卸的态度，来自同一个地方——认准了的事情，就扛到底。

这是她从原生家庭里拿走的东西，也是她反过来用行动给家人的回应。

【结语】

巩俐这个人，从外面看是荣誉加身的巩皇，往里看是姐姐走了、父亲走了、还剩一个98岁认不清脸的母亲需要她托举的普通女儿。

这两层身份从来不矛盾，都是她。

一年内两次至亲的生离死别，她选择的不是逃进事业里麻痹自己，而是扛起来继续往前走。

这种踏实劲，比任何一座奖杯都更能说明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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