掏粪工人感动刘少奇，而后亲自与他握手，称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1952年冬天，北京城的风格外硬。崇文门一带新成立的清洁队里，一个瘦高的中年人正围着几口大粪桶比划着路线，嘴里反复念叨着：这样走能多拉几趟，那样排队能少等一会。谁也没想到，这个整天与粪桶为伴的掏粪工，几年之后，会走进人民大会堂，与国家主席并肩而立。

这个人，就是时传祥。看懂他的一生，离不开他身前身后的两个时代。

一、旧社会的“臭行当”：从山东走到北平城

时传祥1915年9月20日出生在山东一户贫苦农家。家里地不多，债不少，父亲长期被地主逼债，劳累成病，没多久就撒手人寰。家里顶梁柱没了，穷日子一下子塌了半边。

14岁那年，也就是1929年前后，家里再撑不住，时传祥被迫离乡谋生。那时的北方农村，像他这样“打发”出门的孩子并不少，只是大多去给地主扛活、给店铺当学徒，他却一步步走到了“掏粪”这个行当上。

1930年前后，他来到北平。城市在很多人眼里是繁华所在，但对于一个赤手空拳的农村少年，能找到的，多半是别人看不上的活。掏粪，就是典型的“下九流”。

当时的北平，粪便清运管理远没有后来的制度化，很多地方被所谓“粪霸”把持。谁想干这活，得先“投门路”，交份子、听吆喝。一些人干了一阵就熬不住，躲了；他没地方可退，只能咬牙接下。

他被分在城里一处粪场，天天推着粪车，从六部口一带一路走到广安门方向，来回要走二三十里路。冬天，铁桶冻手，车轮在结冰的地面上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夏天，粪车在太阳底下散着热气，人还得在味道里跑动、装桶。

活路不光累，还常常受气。那时社会对这种行当极为轻视，有人见他穿着打满补丁的衣裳，就像躲瘟神一样往一边走。偶尔到人家院里干活，连喝口水都有讲究，有的主人甚至不给正经碗，随手用下人用过的碗或边角器具打发一下。这类细节，放在那个年代，算不上稀奇，反倒是一种普遍的冷漠。

住的地方更谈不上条件，多是简陋棚屋，有风没暖，褥子薄得几乎挡不住地气。吃的是剩饭剩菜，肚子填饱就算不错。掏的是粪，挣的是勉强糊口的工钱，中间还难免被扣这扣那。日子一天天过去，人却像被磨在车轮底下，又脏又累，还看不到头。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处境艰难，他并没有把这工作当成“混日子”。别人嫌脏躲远，他却硬着头皮干，活交出去要干净、要利索。有人问他：“这活你怎么下得去手？”他只闷声说了一句：“总得有人干。”

这种朴拙的想法，在旧社会并不被当回事。那时候的城市卫生，更多依赖零散承包，掏粪工只是最底层的一环，他们的辛苦很少被看见，反倒常常成为笑谈和歧视的对象。

二、解放后的新起点：同一条街，不一样的身份

1949年，北京解放。对于已经在粪车前后折腾近20年的时传祥来说，一开始他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眼前仍是车、桶、街道和味道。只是慢慢发现，城里一些事情在悄悄改变。

旧有的“粪霸”势力逐渐被整顿清理，掏粪工作不再由少数人暗中操控，而是纳入公家统一管理。这在当时各大城市中，是市政建设的一部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民生基础保障。

1952年，北京崇文区成立清洁队，原来零散的掏粪工被集中起来，成了有组织的“公家人”。时传祥也在其中，被分到一个小组。与旧社会不同的是，现在有了固定工资，有了队长、组长，有统一安排的作业路线。

新环境下，他的干劲慢慢显出来。别人习惯“按老法干”，他却琢磨着：一条街上的粪桶怎么排，拉的路线怎么规划，才能既省力又多干。原来一组7个人干的任务，他思前想后，试着改成5个人分工清晰、相互配合。通过合理安排，原来每天运50桶左右的粪，竟然能提高到七八十桶，效率明显上来了。

有人说他傻，“这么拼干嘛？”可是他心里有杆秤。旧社会里没人拿他们当回事，如今组织把这活交给他们，是信任。他常对工友说：“咱干的是脏活，可是少一桶不拉，别人家就多一地的脏。”

新中国成立后，对城市清洁、环境卫生的重视一步步提升。掏粪工不再是边缘行业，而是市政系统里的一环。工资在当时虽说算不上高，但比旧社会的被克扣要稳得多，也有了劳动保护的概念，衣物、工具逐渐配齐，不再完全靠个人“自备家什”。

有意思的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原本粗糙的想法开始升华成一种很坚定的信念。有一次，街道干部来了解情况，问他怎么看自己干的就是“脏活”。他想了想，说出了那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

这话不复杂，却很实在。一头连着他多年的工作经历，一头连着新社会提倡的“劳动光荣”。也正是这种观念，让他的工作不再只是糊口，而是慢慢变成一种自觉坚守。

在同事眼中，他除了肯干、能干，还有一点与众不同——喜欢学。因为童年家穷，他几乎没受过正规教育，认字不多。解放后，单位组织扫盲班，他总是第一个到。有时候干完活，手上还带着味道，就坐在那一笔一画描红。有人打趣他：“你这年纪，还学这个？”他却挺认真：“文化多一点，心里亮一点。”

就是在这样的日常中，他从普通工人，逐渐被推选为组长、队长，后来又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1950年代中期开始，“劳动模范”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出现，他的名字，也悄悄走出了崇文区的街巷。

三、人民大会堂里的握手：1959年的那一刻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为了表彰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人物，国家召开了全国群英会。那一年，时传祥44岁，早已是一名有口皆碑的掏粪工劳模。

群英会的背景，在当时意义重大。全国各行各业的代表齐聚北京，从工人、农民，到科技、教育、解放军战士，都是各自领域里干出成绩的人。掏粪工这样“冷门”的行业代表能进入名单，本身就说明一个问题：分工不同，但都是建设新中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59年10月26日，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时传祥穿着干净的工作服，被安排在工人代表的队伍中。他没有太多豪言壮语，一路上心里反而有些发怵——这是他第一次走进这样庄严的大厅。

会议期间，国家领导人同代表们见面交谈。轮到工人代表时，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走了过来。刘少奇出身工人，对劳动者的境况有着切身体会。在介绍中，他听到“北京掏粪工人时传祥”的名字，特意停下脚步。

面对这位国家领导人，时传祥一时有些局促。刘少奇却主动伸出手：“你是掏粪工？很不简单。”时传祥连忙把满是老茧的手在衣服上抹了抹，小心翼翼地握了上去，嘴里憋出一句：“我就是干这个的。”

有史料记载，在简短的交流中，刘少奇问了几件事：工作任务重不重，生活有没有困难，认字学文化进展怎样。话不多，却都落在实际点上。时传祥回答得有些紧张，但核心意思很明确：只要党和国家需要，脏一点、累一点，都能坚持干下去。

这时，刘少奇说了一句后来被广泛引用的话，大意是：不管是做国家主席，还是掏粪，这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工作，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只是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这一句话，用很朴素的方式，把“劳动平等”的理念点得很透。对于一位出身工人阶级的领导人来说，这不是客套，而是他长期形成的工作观念。而对站在他面前的掏粪工来说，这种公开、明确的肯定，分量极重。

刘少奇还从口袋里拿出一支钢笔，递给时传祥，表示希望他好好学习，有情况可以写信反映。一支普通的钢笔，在当时的生活条件下算是比较珍贵的物件，但更重要的是隐藏其中的期待：劳动者不只是“出力气的”，也可以通过写信、反映情况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来。

会议结束后，两人握手的照片刊登在1959年10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照片里，一边是身着中山装的国家主席，一边是穿着工装的掏粪工人，两只紧握的手处在画面中央。这一画面很快在各地被传阅、张贴，成为当时许多工人读书会、政治学习时的典型教材。

从宣传角度看，这是一张标志性照片；从时传祥个人经历看，这却是几十年默默低头干活后的一次“抬头”。他并没有因为一次握手就改变岗位，反而更加坚定地留在粪车旁。但不得不说，这种来自最高层的肯定，让基层劳动者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尊严：原来自己做了一辈子的“脏活”，在国家眼里同样重要。

四、走进中南海：1966年国庆前后的特殊邀约

1960年代，国家形势经历了不少波折，经济、政治都面临复杂挑战，但尊重劳动者、树立劳模典型的做法仍在延续。时传祥作为全国知名劳动模范，陆续被邀请参加不同层级的会议和活动，与各地劳模交流经验。

1966年国庆前夕，他接到一个出乎意料的通知：受邀到中南海小住一段时间，并参加国庆活动。中南海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办公、居住所在地，一名掏粪工人能住进去，这在当时确属破格安排。

根据公开报道，他在中南海居住期间，生活起居由工作人员统一照料，但并没有为他刻意营造什么特殊“身份”，吃饭、参加活动，都以普通劳模的标准对待。有工作人员出于“安全、礼节”的考虑，对安排一名掏粪工住进中南海略有顾虑，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赞同这种“等级”划分，认为劳模是人民中的优秀代表，理应受到尊重。

国庆当天，他被安排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观礼活动。对于一个在街巷里推车一辈子的工人来说，从城门洞下走到城楼之上，是截然不同的视角。过去，他常常在城根下推车而过，忙着赶时间；此时，他站在高处，看着受阅队伍从天安门前通过，心中感受自不相同。

相关记载中提到的一些细节，还原出当日的气氛：在城楼上的集体合影、观礼间隙的简短交谈，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在宴会时与劳模们逐一握手、敬酒，夹菜招呼。对于习惯了粗茶淡饭的基层工人来说，这种面对面的平等交流，不是形式上的“照顾”，而是一种态度：无论是什么工作岗位，只要干得好，都值得尊敬。

这些安排背后，折射出当时国家对劳模群体的重视。在那个强调“劳动最光荣”的年代，时传祥所在的行业虽然冷门，却被当作新中国价值观的一个生动注脚。他没有脱离原来的岗位，却一次次被带到政治生活的中心现场，这本身就是一种鲜明的信号。

1971年前后，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他曾被送回山东老家。具体原因和过程，多数资料中并未展开，只能确认的是，不久后，他又被有关方面接回北京，继续从事熟悉的清洁工作。这段经历多少带有时代的烙印，也说明在风云变幻中，普通劳动者很难完全置身事外。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他的岗位没有变。“掏粪工人”这五个字，一直跟了他大半辈子。他没有利用名气转行，也没有借荣誉谋私，始终在清洁系统里干着本职工作。这种长期坚守，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

五、一生只干一件事：从遗言到家风

时间推到1975年。那一年，60岁的时传祥病重住院。5月19日，他生命进入最后时刻，把子女叫到病床前，说了几句后来被多次引用的话——意思很明确：这个班不是他个人的班，而是党和国家的班，希望儿女能接过去，把这份工作干好。

这段话，被后人记录为他的“临终嘱托”。不难看出，他已经不再把“掏粪”简单当作谋生手段，而是当成一项承接国家、社会信任的职责。这里有时代观念的影响，也有他个人几十年工作经历沉淀下来的认知。

从事实看，他的后代确实走上了类似的道路。1990年，他的三儿子时纯利因在清洁岗位上的表现，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06年，他的孙女时新春同样获得这一荣誉。三代人先后在城市清洁系统中工作，这在一般家庭中并不多见。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不让下一代“跳出来”，去找更“体面”的工作？这里面有现实考虑，也有观念传承。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城市清洁事业逐渐制度化，工作稳定、有保障，不再是旧社会那种被人嫌弃的“臭行当”；另一方面，在这个家庭里，“干好手上的活”已经变成一种约定俗成的价值判断，职业选择背后，带着对长辈精神的一种认可。

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70年代，对各行各业劳动者的肯定，并不仅停留在口号层面。从政策、宣传再到具体的表彰制度，都在不断强化一个理念：无论是钢铁工人、铁路工人，还是清洁工人，只要在本职岗位上做出贡献，都值得写进荣誉簿。

时传祥的经历正好落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中。他原本只是北平城中成百上千掏粪工中的一员，如果没有新中国建立后的制度变迁，他很可能就这样在歧视和艰难中干到老、消失无闻。而在新中国“劳动光荣”的价值导向下，他的坚持被看见、被肯定，进而被树立为某种典型。

从某个角度看，这既是个人命运的改变，也是时代逻辑的体现。一个掏粪工人的工作被当作“建设城市、服务人民”的重要一环，这本身就是一种观念革命。1959年那次握手，1966年那次邀请，都不是孤立事件，而是这种观念在政治实践中的集中展现。

如果再把时间线拉长，从1915年到1975年，这60年中，中国经历了旧中国、抗战、解放、新中国建设等一系列波澜起伏。时传祥从少年到老年，一直没有离开过粪车和粪桶。他的一生几乎被锁定在“掏粪”二字之中，但正是这条看似单一的轨迹，折射出社会制度变迁对普通劳动者命运的深度影响。

工作还是那份工作，人却不再是那个被人避之不及的“下等人”。这是时传祥一生的真实落点，也是1959年人民大会堂里那句“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背后更耐人寻味的历史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