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9月,晋察冀军区阜平,耿飚接到一项看似属于军事、实际带有外交意味的任务:护送美国观察组进入根据地。
这时的耿飚,还是八路军将领。他熟悉的是行军、作战和部队管理,对西方礼仪、国际交往并没有系统经验。可在抗战后期,中美之间需要通过观察组了解敌后战场情况,怎样接待、怎样沟通、怎样保证对方安全,都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
观察组成员带着不同的生活习惯来到根据地。道路难走,交通条件有限,双方语言也不完全相通。耿飚没有把这些事情交给别人,而是亲自安排路线、住宿和警戒,尽量让对方看清根据地的真实状况。
有一次,几名美国人对骑马不太适应。耿飚没有训斥,也没有摆出将领架子,只是耐心示范动作,帮助他们熟悉当地出行方式。一个小细节,却让陌生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
这段经历的意义,不在于耿飚掌握了多少外交辞令,而在于他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对外工作既要讲原则,也要处理细节;既要维护立场,也要让对方愿意继续沟通。

多年以后,他从军队走进外交岗位,靠的正是这种在复杂环境中把事情办成的能力。
一、军装之外,外交官还要处理另一种战场
1950年春节后,耿飚被调往北京,开始参与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对于一名长期在战场上工作的将领来说,这不是简单换一个职务。
军队强调命令统一、行动迅速,外交则要面对不同国家的制度、礼仪和利益。很多话不能直说,很多事不能急办,一份文件、一场宴会、一次会谈,背后都可能牵涉国家关系。
周恩来了解耿飚的特点。这个人办事干练,执行力强,遇到问题不绕弯子,而且长期在艰苦环境中工作,能够承受压力。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队伍正在建立,需要这样既有政治判断力、又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
耿飚并非一开始就熟悉外交场合。与外国使节见面时,服饰、称谓、座次,甚至一份礼品的分量,都有相应规矩。军人出身的他没有刻意掩饰自己的生疏,而是边做边学,把外交工作当成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

这也形成了他后来鲜明的风格:少讲空话,多看实际;不轻易表态,但一旦发现事情与事实不符,便会认真追查。
1950年代初,耿飚出任驻瑞典大使。瑞典是西方国家,中国与瑞典建立外交关系后,他承担的不只是日常联络,更有展示新中国形象、增进相互了解的任务。
当时西方社会对新中国的认识并不充分,许多人既有疑问,也有距离感。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接待各界人士,耿飚十分重视现场秩序和交往尺度。他希望外界看到的,不是一个只会宣传口号的国家,而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正在建立现代国家制度的中国。
宴会不是战场,却同样考验组织能力。来宾身份不同,话题各异,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误解。耿飚凭借军队工作中形成的严谨作风,把每个环节安排得井然有序。
二、从欧洲北部到南亚,外交不能只有一种办法
驻瑞典期间,耿飚面对的是西方国家的制度环境;1956年初调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后,他面对的则是一个处在复杂地区格局中的亚洲国家。

巴基斯坦地处南亚要冲,安全和经济压力都很大。中国当时自身建设任务繁重,但对友好国家的困难并非视而不见。巴基斯坦遭遇粮食紧张时,中方提供了平价大米,并安排应急粮食援助,数量包括6万吨大米和4000吨应急粮。
这件事看起来是粮食贸易,实际却远不止于此。粮食能不能及时到达,价格是否合理,交接过程是否顺利,都会影响两国关系。耿飚在其中承担的,是把中央决定落实到具体环节。
他特别注意一点:援助不能变成单方面炫耀,更不能让受援方感到难堪。对一个正在承受困难的国家来说,保住体面同样重要。
据有关回忆,耿飚曾强调,帮助朋友要把事情办好,不必把每一件事都变成宣传材料。话不复杂,却体现出一种务实态度。
中巴关系的发展,并不是靠一次援助就能决定的。双方还要在边界、交通、经贸和地区安全等方面不断接触。援助可以打开沟通的大门,但真正维持关系的,仍是长期信任和相互尊重。

有意思的是,耿飚在不同国家面对的工作方式完全不同。在瑞典,需要通过礼仪和公开交往增加了解;在巴基斯坦,则要更多处理现实困难和具体合作。他没有把一种经验机械套用到另一种环境中,这正是军人外交官逐渐成熟的表现。
三、阿尔巴尼亚的宴会背后,问题并不在餐桌上
1969年5月6日,耿飚当选中共九大中央委员,随后调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中阿关系当时较为密切,两国都处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政治联系和经济合作不断加深。
耿飚到任不久,使馆便承担了大量接待和联络工作。1969年9月30日,驻阿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一个多月后,阿方又发来宴请邀请。
表面看,这是友好往来。可在耿飚看来,真正需要观察的并不是宴席上的气氛,而是合作项目能否产生实际效果。
当时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不少援助,涉及工业、农业、交通、水电以及技术设备等领域。阿方有困难,中方愿意帮助,这种立场有政治和道义上的原因。但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后,项目管理、设备维护、技术人员配合等问题也逐渐显现。

一些设备运到后,因保管或使用不当出现损坏;部分项目建设周期拉长,配套条件却没有及时跟上;有的工程反复提出追加要求,原先的计划因此被不断改变。
耿飚没有只听汇报。他走访德林河上游、爱尔巴桑等地,查看工程现场,询问中方人员和当地工作人员,核对设备、进度与实际产出。
现场情况让他很不安。
援助不是越多越好。没有相应管理能力,设备越多,维护压力越大;缺乏完整规划,项目越大,浪费的风险也越高。中方人员付出了大量劳动,但有些项目并没有达到原定效果。
这类问题牵涉两国关系,处理起来尤其敏感。若只从友好角度出发,可能对困难视而不见;若只强调投入产出,又容易忽略当时的政治环境。耿飚面对的,正是这种两难。
四、十九页报告,写的不是牢骚而是事实

经过调查,耿飚向中央写出一份长达19页的报告,详细反映援助项目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他没有停留在“对方要求太多”这种笼统判断上,而是把项目名称、建设进度、设备使用、人员安排和物资浪费等情况尽可能写清楚。
这份报告的分量很重。
在对外关系密切的情况下,驻外大使公开指出盟友的问题,需要承担政治风险。报告写得过于尖锐,可能被理解为破坏团结;写得过于含糊,又失去了反映情况的意义。
耿飚选择了实事求是。
他在报告中并非否定援助本身,也没有把全部责任推给阿方,而是指出援助项目必须与受援国的实际能力、管理水平和发展需求相匹配。只有把这些条件考虑进去,援助才不会变成沉重负担。
乔冠华等外交工作负责人看到了这份材料,中央领导也对此高度重视。李先念读到有关内容后,对耿飚说:“你胆子真不小。”

这句话不是简单责备。能把问题摆到桌面上,需要胆量;能把问题说准确,更需要调查。对外交官而言,真正的忠诚并不是把所有困难都遮住,而是让决策者知道真实情况。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对报告的重视,也说明当时对外援助并非只看政治热情,还需要根据实际效果作出调整。友好关系要维护,国家利益和建设效果同样不能忽视。
五、援助政策的变化,来自现实压力的累积
中阿关系后来出现明显分歧,与国际环境变化有关,也与双方对合作方式、发展道路和援助安排的认识不同有关。
中苏关系恶化后,阿尔巴尼亚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更加鲜明,中国与阿尔巴尼亚之间的政治联系一度加强。但关系越密切,合作中的问题越不能靠口号解决。大型项目需要规划、资金、技术和管理共同支撑,任何一项出现缺口,都会影响整体效果。

耿飚的调查,实际上把一个更大的问题摆了出来:国家之间的援助,不能只有政治承诺,还必须有可执行的计划和监督机制。
如果受援方提出的要求超出自身消化能力,援助方仍然不断追加,短期看似维持了友好气氛,长期却可能加重双方矛盾。援助项目一旦反复延期、设备闲置、物资损耗,政治关系也会受到牵连。
1970年代,中阿之间的分歧逐步加深。到1978年7月7日,中国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双方关系由密切合作转向冷淡。
这不是一封报告单独造成的结果,而是国际形势、双边分歧和援助矛盾长期积累后的政策变化。耿飚的作用,在于较早把基层看到的情况如实送到中央,为判断形势提供了材料。
从1944年护送美国观察组,到后来担任驻瑞典、巴基斯坦和阿尔巴尼亚大使,耿飚始终没有完全离开军人的工作习惯:到现场,查实情,讲结果。
外交场合需要语言,但外交决策更需要事实。对于当时正在建立并不断调整的中国外交体系而言,这种作风留下的价值,远不止一次任职经历。
更新时间:2026-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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