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壹号信封
编辑|壹号信封
浴缸陪睡、洗内裤接口水、跪地服务。
名气不大,脾气不小,这些小牌大耍的明星不把助理当人看!

网友直言:
难怪老祖宗叫他们“下九流”!

月薪三五千,买的不只是跑腿打杂,还得搭上膝盖、手心,甚至一张能睡觉的床。
娱乐圈已经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前段时间,热播剧《玉簟秋》的女主徐若晗因为耍大牌被骂上了热搜。

路透视频里,她站在片场等走戏,造型师正在给旁边的男演员整理衣领和妆发。
徐若晗对着那个工作人员皱眉,歪嘴,不耐烦的翻白眼,甩出一句:
“快点,冷” 。

语气中的不耐烦,隔着屏幕都让网友感到不适。
视频当天冲上热搜,词条叫“徐若晗 挂脸”。
粉丝试图用“2度穿单衣谁不哆嗦”来挡,但挡不住画面的杀伤力,你冷,工作人员不冷?

造型师的手也露在冷空气里,为什么挨骂的是他?
就因为是打工人,就可以随意呵斥?

徐若晗的反应算快的。
视频发酵不到24小时,她录了道歉,原话是:
“低温导致状态未调整好,无意将情绪外露” 。

她承认“做得不够好”,承诺加强情绪管理。
道歉有没有诚意,各人心里一杆秤。
《玉簟秋》播出后,徐若晗唐老鸭的台词和敷衍式演技,让她的口碑雪上加霜。

不少网友直言:
没演技还这么横,算是小牌大耍吗?

然而,徐若晗这种的“盛气凌人”,在内娱其他前辈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2026年6月2日,广西玉林,王祖蓝受邀到当地拍摄美食宣传片,进了一家空间不大的粉面店。
店里当时还有不少顾客在埋头吃粉。

然后一名工作人员——后来官方通报确认是文旅局的人,不是王祖蓝团队的——对着正在拍摄的食客说了一句:
“吃粉先出去。”

发帖的网友原话是:
“王祖蓝这么大排场,来玉林吃个粉都要清场。”

视频里那间粉店,桌挨着桌,人挤着人,被赶的食客碗里还有半碗粉。
“先出去”三个字的问题不在于清没清场,在于说话的人默认了一件事:
你的这碗粉,没有他的那个镜头重要。

后续的官方通报来了:
没有“清场安排”,本意是分区管理,但工作人员沟通方式简单、举措不当,已严肃批评教育,文旅局致歉。

逻辑上,王祖蓝本人没有被认定要求赶人,责任落在了那个执行沟通的基层工作人员头上。
但公众的怒火之所以烧到王祖蓝身上,是因为明星出场自带的“空间特权” 。

工作人员为什么敢说“吃粉先出去”?
因为在他的判断里,让食客端着碗站到门外,比让王祖蓝的拍摄受一点点干扰,成本更低、更“合理”。

那个被推出去的人,不是被王祖蓝推的,是被一整套“谁更重要”的隐形秩序推的。
通报可以澄清“不是他要求的”,但澄清不了的是:
如果那间店里坐着的是一桌普通游客,那个工作人员还会说出同样五个字吗?

如果说明星特权还只是让网友反感,那么把助理当私人奴婢就是道德低下!

浴缸陪睡、徒手接口水、跪地穿鞋,这些事放在任何一个正常职场都够上社会新闻,放在娱乐圈却成了“助理的日常”。
2017年前后流出的那张路透图,至今看依然刺眼。

刘涛在片场漱口,身边不是没有杯子,也不是没有垃圾桶,她仰头漱完,直接吐进了助理摊开的手心。
全程低头看手机,眼皮都没抬一下。

粉丝后来的解释是“烤瓷牙不方便低头”,但便利从来不是问题的核心。
核心是那个姿态:一个人伸出手,另一个人理所当然地把嘴里的东西吐进去,整套动作行云流水,熟练到像是重复过一千遍。

同样被反复提及的还有“递脏纸”的细节,擦完鼻涕的纸巾随手塞回助理手里,连一句“帮我扔一下”都省了。
这些动作单拎出来,好像都不算什么“大事”。
但恰恰是这种“不算什么大事”的日常,把助理从一个工作人员,慢慢降格成了一个移动的垃圾桶、一个不用看表情的工具。

再往下走一层,是手洗内裤。
这不是某一个明星的怪癖,而是圈内招聘助理时一条心照不宣的“隐形条款”。

狗仔刘大锤在直播里提过:
很多艺人招助理,明面上的要求是会开车、能剪辑、懂外语。
真正入职之后才知道还有一条:贴身内衣裤必须手洗,理由翻来覆去就是“机洗不干净”。

大冬天水冷得刺骨,手搓到通红,洗完还得摊开让艺人过目,不满意就重来。
而这份工作的月薪,大多在三千到六千之间,在一线城市连房租都勉强。
拿着这份钱,干的却是保姆都不一定愿意接的活。
当一个人的私密衣物被交到另一个人手上清洗,两个人之间就不再是雇佣关系。

而是一种被包装成“工作需要”的人身依附。
如果说接口水和洗内裤是在试探边界,那跪地服务就是把“谁高谁低”直接写进了身体姿态里。

2018年秦岚参加一场商业活动,采访环节,一位女性工作人员单膝跪地,举着话筒,一跪就是十几分钟。
周围全是镜头和记者,跪着的人胳膊发抖,站着的人面不改色。

事后秦岚的解释是:
“没注意,不是自己助理,是品牌方的人”。
这个解释在逻辑上说得通,但它恰好暴露了更让人不舒服的东西:一个大活人跪在脚边十几分钟,居然可以完全“没看见”。

看不见,有时候比看见了还让人心寒。
因为那意味着跪着的那个人,在她眼里不是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存在。

王子文拍广告时的画面是另一个版本。
她穿着白色高定西装往沙发上一坐,手机玩得专心。

旁边两个助理一个半蹲递水,另一个双膝跪地给她整理鞋袜,脑袋几乎埋到地面。

赵露思拍古装戏时坐在椅子上看台词,助理蹲在面前给她脱鞋换袜,手指刚碰到脚,她还皱着眉露出嫌弃的表情。

这些画面里没有人挨打,没有人被骂,甚至没有一句重话。
但恰恰是这种“安静”,把等级关系摆得明明白白:
站着的人不需要发号施令,跪着的人自己就知道该跪。

再看杨璐。
2012年,23岁的他刚入行,跟一位女艺人出差。
对方说怕黑,让他同住,然后嫌他打呼噜,给了他两个选项:浴室,或者走廊地毯。
一个一米八的成年男人,每天晚上蜷在酒店的浴缸里过夜。

第二天早上还要被艺人拍下狼狈的样子发出去取笑,嘲讽他像流浪狗。
有一次他忘了带对方指定的帽子,车开到高速服务区,艺人直接把他推下车,手机钱包全在车上,他一个人在冬天的漆黑路边哭到天亮。

杨璐在综艺里讲这些的时候,哭得说不出完整的话。
一个成年男性在镜头前为多年前的屈辱掉眼泪,那件事的重量,远不是“工作失误该罚”四个字能盖过去的。

日常的越界和身体的矮化,如果没有人制止,最后的终点一定是人格的彻底清零。

张大大对黄毛毛做的事,把这条路径走到了头。

因为脚本修改意见,他把人叫进酒店房间,枕头、茶几、玻璃杯轮番砸过去,保镖拦都拦不住。
暴力之后是羞辱:强制鞠躬九十度,反复喊“大哥对不起”。

逼她承认“自己是一条狗,连屎都不如”,哭着的时候还要被骂“你哭得让我恶心”。
四天之后,又有人出现在黄毛毛的出租屋砸门。

她去公司讨说法,等来的是逼签自愿离职、抢手机删视频、被安保架出去。
这一整套操作已经超出了“耍大牌”的范畴。

耍大牌是不讲理,这是把一个人从身体到尊严、从工作到住处,一层一层地碾过去。
更近的例子是短剧女演员左一。

2025年12月,她的助理上门讨要拖欠的2700块工资。
左一在录音里语气傲慢地让对方离开,助理则说自己曾被她打到头,左一的反问是:
“你有证据吗?”

事情闹上热搜后,左一承认打人,赔偿了5619元,公开道歉。
一个艺人,拖欠着助理不到三千块的工资,动了手,第一反应是“你有证据吗”。
这说明在她的认知里,打助理这件事本身不需要否认,需要担心的只是有没有留下把柄。

不少网友直言:
这些明星是什么清朝产物吗?

接口水和洗内裤,是把人当工具;
跪地服务和浴缸陪睡,是把人当垫脚的东西;
到了暴力和人格羞辱这一步,是把人当可以随意处置的物件。

每一步单独看,都有人替明星解释“行业特殊”“工作辛苦”“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但每一步连起来,指向的是同一种东西:权力彻底失衡之后,一方不再把另一方当人看。

六成助理月薪不到五千,一半以上没有正规劳动合同,请假一天第二天就可能被换掉。
在这种结构里,“不忍”的代价太大,“忍”就成了默认选项。
于是浴缸有人睡,手心有人伸,膝盖有人弯,耳光有人挨。

明星吃着社会的红利,却反过来说自己与民同乐?

这种趾高气昂的态度是谁给他们的勇气?
也难怪老祖宗在过去把他们定义为“下九流”。

那些让助理睡浴缸、接口水、跪着举话筒的人,未必真的把自己当皇帝。
他们只是在一个没有人说“不”的环境里,把“被伺候”当成了空气一样自然的东西。

但自然不等于正确。
当网友说出“下九流”三个字的时候,他们骂的从来不是职业本身,而是一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把服务变成服从、把雇佣变成人身依附的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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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6-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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