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尤祥斋

编者按：
2026年3月3日，是革命先辈尤祥斋诞辰114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她的儿子阎泽群和红船融媒读者分享其回忆母亲的文章。
在文章中，阎泽群回忆了其母亲94年的人生历程和80年的革命历程，也分享了自己出生在监狱里的特殊经历。

作者：阎泽群

▲1937年尤祥斋出狱后与本文作者在北京

2006年5月30日，是妈妈加入中国共产党80周年的日子。1996年，她向儿女们提出了一个要求：不过出生的生日，而要给她过一个入党的生日，她说她真正有意义的生命是从入党时开始的。她所在的单位——北京西苑医院为她举办了入党70周年的座谈会。那天，她的老战友，还有几个从延安到北京一直都叫她尤妈妈的老孩子都来了。

这真是一个别开生面的祝贺“生日”活动。在座谈会上，老战友们回忆起早年革命斗争的艰辛，缅怀牺牲的先烈，那一幕使我们这些后辈深深感动。

2006年，只有家里人为妈妈入党80周年举行了一个小型聚会，她自己重病在床，也不能参加。仍然在世的延安时期的几位老同志和一些后辈，都还记得十年前的情景，关心妈妈的健康，打电话向她表示祝贺。

投身革命

20世纪20年代，在贫穷落后的陕北米脂，封建势力非常顽固，不要说有钱人，穷人也一样，连女人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冲破强大的封建枷锁，毅然投身革命事业，这要有多麽大的勇气啊！

那时，她并不懂得多少马列主义大道理，只知道列宁、李大钊和陈独秀是革命领袖，而争取自由平等和妇女解放，是她最初参加革命的原动力。

从那时起，她认定了要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中国共产党。她积极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15岁就担任米脂县妇女协进会主席，带领群众走上街头，高喊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口号，还把残害妇女的劣绅妻子押到街上，揭露她的种种罪行，教育群众。这次斗争在整个陕北都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在广大妇女群众中。后来参加革命的许多“米脂婆姨”，或亲眼见到了这次街头斗争，或听她们的妈妈和奶奶讲过这生动的一幕，提起尤祥斋都说：“了不起啊！那时候她才十四五岁，就敢抛头露面领那么多人上街。”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许多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中，其中就有妈妈的入党介绍人，她一直念念不忘血染无定河的六烈士。在腥风血雨中，她没有丝毫动摇，转入了地下斗争的战场。她在安定（今子长县）创办了第一所女子学校，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可她办成了。

她以教师为掩护从事地下活动，把薪酬的大部分都交给党作为活动经费，这所学校有不少学生参加了革命，成为共产党的骨干。而那时她还不满20岁！

后来党又派她到平、津、张一带作地下工作，1933年党派她到张家口支持我党参与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抗战，她和高敏珍，杨克冰一起建立了“察哈尔省妇女抗战救亡会”，母亲任会长，那时她才21岁。在人地生疏的地方勇敢地发动群众缝军衣，做军鞋，筹军饷支援前线抗战。

1934年，由于叛徒出卖，母亲在天津被捕。在敌人的法庭上，她坚贞不屈,与敌人斗智斗勇。

被关在监狱里

1936年，母亲正在敌人监狱里。

在监狱里出生的我才一岁多，没有衣被和营养品，连阳光都没有。凭着坚定的信念和伟大的母爱，她决心要把孩子抚育成人，发动难友向反动派斗争，提出给孩子提供奶粉。

为反对迫害，她和战友们一起，几次绝食，为了表达爱国抗日的意志，还要求把省下的伙食费支援绥远抗战前线。敌人企图把政治犯押到张家口进行更残酷的迫害，难友们都带着手铐脚镣，到了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同志们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决定集体卧轨抗议，拒绝去张家口，她抱着一岁的儿子毅然躺到铁轨上，反动军警疯狂殴打他们，甚至开枪恫吓，同志们毫不畏惧，坚持斗争。

反动派怕把事情闹得太大，只得把他们关押在北平的监狱。

20世纪50年代，当年的难友韩庄和王洁清到家里来看母亲，对孩子们说：“别看尤大姐这么瘦弱，对敌斗争可一点也不怯懦。想想那个场面，一个女同志，还带着孩子和我们一起卧轨，对大家的斗争情绪是多大的鼓舞，我们这些男同志都非常敬佩她。”又对我开玩笑：“你也不简单嘛，在娘胎里就参加革命了，一岁上就和我们一起卧轨，咱们也算战友啦。你妈妈把你带这么大，真不容易啊！”

抗战前夕，妈妈走出牢狱，立即找到党组织，就住在安子文、刘竞雄夫妇家。抗战爆发在即，北方局决定让她回陕北。

历经艰难，母亲带着她在监狱里生的儿子回到延安，渴望新的战斗。后来，又服从党的分配到陇东环县。那是一个非常穷苦的地方，土匪横行，环境极为险恶，但她毫无怨言，为争取穷苦姐妹的解放而斗争。

抗日战争后期，母亲又回到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迎接新的战斗。

进入医疗战线

抗战胜利不久，母亲又到了晋绥根据地，从此一直在医务战线工作。

全国解放前后，革命事业大发展，特别是进北京后，各方面都急需干部。她的很多老战友都身居要职，以她的资历和关系，完全可以找他们调换到对自己更有发展的岗位上去，但她没有考虑待遇和名利，就在最基层的医疗单位为党工作。生活当然也就比较艰苦。

1955年以前，家里就一间房子。几个孩子都住校，周末很多同学家有小汽车接送，而她的孩子一直是坐公共汽车回家的。妈妈总是教育我们，别在生活上跟人家比，要努力学习，自强奋斗。几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学习上确实没让妈妈操心。

1953年后，妈妈在华北行政委员会工作，后来创建西苑医院，一直住在西苑，101中学就在附近，我和一些她老战友的孩子都在101中上学。

孩子们也常到家里来，其中有的父母牺牲了，有的北京没家，他们都叫她“尤妈妈”。只要到了妈妈这里，她总是要做点好吃的，为我们改善一下。她还非常关心孩子的成长，时常询问他们在学校的情况。她对离异家庭的孩子尤其关怀，1960年，那时侯粮食困难，有两个孩子假期就先后吃住在妈妈家二十多天。她不仅关心烈士和干部子女，孩子们带回来的一般家庭出身的同学，她同样热情招待。对家庭困难的孩子特别关心，儿女们帮助困难同学，都得到她的支持。我北大的一位同学，广东农村来的，家里很穷，现在是中科院院士，前不久还回忆起他到北京的第一个春节，在尤妈妈家里吃到了难以忘怀的年饭。

参与创建西苑医院

西苑医院创建时，妈妈参与其中，从规划到施工，从选调医护人员到行政管理，她投入了全部心血。

医院归属中医研究院后，她一直努力贯彻党的中医政策，探索中西医结合的路子，特别注意中西医的团结。她生活在基层群众中，无论是全国著名的老中医，还是普通工人，都愿意和她谈自己的思想、工作和生活。

▲尤祥斋与西苑医院的老中医们

经历了那么多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一直到现在，医院里很多老大夫、老职工仍然是她的朋友。他们常回忆起她参加过某职工的婚礼、看望过谁的老人、为谁的孩子过过满月……这些看来很小的生活细节都深深地留在他们的记忆中。因此，现在许多人敬重她、关心她，绝不仅仅是因为她资格老，而是在她身上他们看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始终和人民群众的心连在一起的品格。

蒙冤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妈妈被打成“叛徒”“走资派”、刘少奇的“黑爪牙”，被连续批斗，扫地出门。但她始终不屈服，坚决不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

后来，有人查到当年《天津益世报》刊登她在法庭上斗争的报道，才知道当时她根本没有曝露共产党员身份，一口咬定自己是家庭妇女，家里的宣传品是别人寄存的，反动法庭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刑，被捕时间、刑期、出狱时间和她本人档案中的记载完全相同。有些原来以为活着出狱就是叛徒的人，也佩服她的勇敢和机智，因此很多群众在各方面暗中帮助她。

由于母亲有62个“黑关系”，当时接待的外调人员很多。对来调查其他老同志所谓“罪行”的人，妈妈也从不按他们的要求作所谓的“证明”，绝不让他们得到任何迫害老战友的口实。

“文革”后期，母亲较早出来工作，很多被摧残致病的老同志找到她，不管当时他们是否恢复原来的待遇，她都尽自己的力量帮他们找大夫看病，安排住院。很多老同志和他们的家属都说：“真感谢尤大姐那时候的帮助啊！人在最困难的时侯得到的帮助，是终生难忘的。”

“文革”中，很多人全家都遭了殃，孩子中有的被打成“走资派”、“苏修特务”，有的被打成“反革命”，有的作为“黑帮子女”被取消了正常分配资格。但妈妈根本不相信自己的孩子是坏人，总是鼓励他们要坚强地面对严酷的现实。

1968年春节，当时在北京的全家人在妈妈那间十余平方米的小平房里团聚，她显得那样乐观平静，像往年一样做陕北老家过年的吃食，鼓励孩子们在困难时要挺得住。晚上就用木板把两张单人床连起来挤着睡，老少三代十口人哪！当时的情景，我们到今天还记忆犹新，都说那是一生中最难忘的春节。后来，我们几个先后到外地改造。在最困难的时候，妈妈又一次承担起了对第三代的本不该承担的养育责任，几个孙辈孩子在她那里，不知让她操了多少心。

停不下脚步

“四人帮”倒台时，妈妈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她又开始主持医院的业务工作，并使西苑医院的科研出现新局面。

在退出第一线前，为了医院今后的发展，她拄着拐杖四处奔波，争取建筑指标，落实建筑单位，使新楼得以早日建成，今天医院的建筑溶入了多少她的心血啊。

妈妈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时，不顾年事已高，积极参加会议和视察。有时，我们看她身体不好，希望她少参加些活动，她却说：我又不是要这个虚名，就是要到各地看看，反映真实情况。因此，从冰封雪飘的北大荒到风光旖旎的天涯海角，从东海之滨到天山南北都留下了她的足迹。这几年她的身体更弱了，活动少了，但仍然关心着国家大事，关心中医事业，关心妇女儿童的利益。

妈妈始终信守自己的誓言，不愧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

我不知道，像妈妈这样经历过大革命的洗礼，土地革命的锤炼，抗日战争的烽火，白色恐怖，牢狱之苦，“文革”折磨，到今天仍然活在世上的老党员在全国还有多少。在我们缅怀追忆那些为新中国建立而流血牺牲的英烈时，也不应该忘记那些默默无闻为革命而奋斗了一生，尚且在世的老人。

尤祥斋简介

尤祥斋，1912年3月3日出生于陕西榆林，13岁便投身革命。1926年，尤祥斋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成立米脂县妇女协进会并担任主席。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尤祥斋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先后在榆林县、安定县任教，并创办当地第一所女子学校。1933年10月，尤祥斋受党组织委派，赴北平、天津、张家口一带从事地下工作，担任察哈尔省抗日妇女救亡会主席。因叛徒出卖，她在天津被捕并被判处监禁两年半。在入狱时她已身怀有孕，后在狱中生下一子（即本文作者阎泽群 ）。出狱后，她重返革命队伍。抗战胜利后，她辗转晋绥边区，历任行署卫生科副科长、门诊部副主任、晋南工委妇委书记、临汾人民医院院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尤祥斋积极投身国家建设。1954年，参与筹建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离开工作岗位后，她以极大的热情关心下一代成长，资助烈士、战友子女，支持家人在陕北办学，并拿出个人积蓄捐助延安希望小学、子长县谢子长希望小学、红彦希望小学建设。

2006年9月18日，尤祥斋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注：本文曾署名杜后生发表在2006年7月1日的《中国妇女报》，原标题是《尤妈妈》。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编辑：李秀平

统筹：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