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落幕：哈梅内伊被斩首，精神分裂的伊朗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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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于公众号《校尉讲武堂》

友情提示：

伊朗的事，估计有很多朋友会关心，后台也确实有朋友催问。

不过要想说清楚，却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解决。

怎么说呢？作为自封的非著名战略分析人员，校尉始终还是不适应短平快的国际时事自媒体风格，请各位多多包涵，允许校尉按照自己的节奏，从历史到今天、从逻辑到现实，一一慢慢道来！

对了，好久不写长文，喜欢长文的朋友不要错过。

引子：

人们常说，中国乃是唯一绵延几千年不绝的古文明，这也是中华文明最大的唯一性。

相比一以贯之的中华文明，虽然波斯帝国与波斯文化存在明显的历史断层，但波斯民族却跟中华民族一样，同样绵延几千年不绝，保持了高度的生物基因稳定性，以及仅次于中国的信史纪录。

穿插一句，这样一个民族，有点自己的小傲娇很正常，但傲娇的程度，一定要控制在别人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否则就会引发严重的反噬。

在处于亚欧大陆交通要道的西亚、中东一带，相比到处认祖宗的土耳其人，相比已经消散在历史尘埃之中的古巴比伦人、古埃及人，相比种族基因大杂烩的欧洲白人，波斯民族人种基因的稳定传承堪称奇迹。

而波斯之所以能够创造这样的奇迹，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阿拉伯帝国与伊斯兰教崛起之后，采取了一种既向现实妥协又坚持民族气节的策略——信奉伊斯兰教的小宗什叶派。

虽然在强势的阿拉伯帝国与同样强势的伊斯兰教面前，波斯无法阻止民族文化的伊斯兰化，但通过高举什叶派大旗，又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空间。

这种相对的精神独立与地理上相对独立的伊朗高原互相配合，在中东地区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为波斯民族支撑起了一个难得的物理生存空间。

封闭的什叶派信仰+封闭的伊朗高原，这就是波斯民族生物基因能够稳定传承的生存密码，也是古波斯帝国的历史纪录能够断断续续流传下来的根本原因。

封闭的伊朗高原为波斯民族提供了珍贵的庇护所

从七世纪的萨珊王朝被阿拉伯帝国征服开始信奉伊斯兰教，到十六世纪重新崛起的萨法维王朝将什叶派定为国教并与信奉逊尼派的奥斯曼土耳其争夺宗教主导权，再到巴列维王朝精英层的大举西化，再到霍梅尼时代源自社会底层的伊斯兰革命，伊斯兰教信仰、什叶派信仰，始终都是影响波斯民族历史走向的决定性因素。

而到今天，随着哈梅内伊的死去，波斯民族或者说伊朗再次来到了一个重要的岔路口。

这个路口可以通往三个方向：一是诞生一个新的宗教强人，继续坚持神权统治；二是诞生一个西化的政治强人，重新拥抱美西方；三是宗教势力与西化势力陷入胶着，进而将伊朗弄成一盘散沙。

在校尉看来，前两种选择的可能性非常小，尤其是继续维持神权统治。

随着哈梅内伊的死去，属于宗教强人的时代，大概率将会在伊朗落幕。

伊朗未来的十到二十年，更可能是一片难以言表的混乱。

壹：干嘛要打伊朗——美国人的行为逻辑

美以联合打击伊朗，并成功对哈梅内伊等伊朗最核心的高层领导集体斩首，确实令人震惊。

不过校尉震惊的，不是美以对伊朗动武，而是经历过美以的多次背信弃义、突然袭击之后，伊朗高层依然如此麻痹大意甚至是对所谓的和谈抱有幻想。

历史文章中，包括在关于伊朗局势的分析文章中，校尉说过无数次，美国人的承诺，从来只是人类的气体排泄物，谁当真谁就是莎士比亚——简称莎比。

正如老人家所言，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老人家还说过，美帝国主义是个纸老虎，它的强大是表面的、暂时的。

这两个观点，看似矛盾实则统一，准确地描述了美国人最为真实的行为逻辑——丛林规则主导下的动物行为模式——没有道德与是非，只有弱肉强食、欺软怕硬的生存本能。

因此，当你比美国弱的时候，牠一定是傲慢的、不讲理的、不要脸的；当你比美国强的时候，牠一定是懂礼貌的、讲道理的、遵守规则的。

抗美援朝之前，美国自以为强大，对中国的警告置若罔闻；可到抗美援越的时候，中国人说不让过17度线，美国人就打死都不敢过，因为中国在朝鲜半岛展现了自身的强大。

面对猛兽，转身逃跑等于刺激它的兽性，用大棒猛敲它一顿，才是正确的相处方法。

伊朗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内部精神分裂，半边身子挥舞棍棒不断向猛兽发起挑衅，半边身子却又不由自主地躺下亮出肚皮试图换得猛兽的谅解。

对于奉行丛林法则的美国来说，既然猎物都主动露出了柔软的肚皮，自然就会忍不住上去狠狠咬一口。

而具体到懂王身上，这也符合他第二任期的施政方针与个人行事风格，因为懂王就是最典型的美国人。

在施政方针上，懂王第二任期开始大举推行战略收缩。

但校尉也说过，战略收缩并非全线溃败，尽管从战略层面，美国将向美洲收缩，可与此同时，美国一定会尽量维持在亚欧大陆的战略支点。

位于中东核心区的以色列，就是一个优先级相当高的战略支点，当美国力量逐步从亚欧大陆撤走的时候，为了稳住这个战略支点、为了维持对中东的影响力，提前为其拔掉伊朗这根最具威胁的尖刺，逻辑上完全说得通。

当然，前提是风险有限。

因为懂王兼具色厉内荏与极限施压的盎撒典型性格特征，也就是说，你表现得越软弱，懂王就会表现得越凶残。

另外一个现实原因，就是由于懂王的肆意妄为，美国内部矛盾包括共和党内部矛盾被加速激化，关税争议、移民争议、爱泼斯坦案等等，都给懂王的中期选举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向外转嫁压力，乃是政客的必备技能，这个时候，既然伊朗主动躺倒，懂王自然不会错过。

这也符合盎撒人一以贯之的大陆制衡战略——搞乱亚欧大陆，终归是有利于美国的，尤其是去工业化的美国——中东的乱局、能源供应的中断，给中国、欧洲、日本等生产型经济体造成的损害，要远远大于消费型的美国。

还是那句话，既然精神分裂的伊朗一边向美国狂吠、一边又主动露出柔软的肚皮，正在造神路上狂奔的懂王，又怎么忍得住不狠狠咬上一口？

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归根结底，这还是伊朗自身精神分裂导致的结果。

贰：澄清一个问题——伊朗真的是以小制大吗

说伊朗的精神分裂，首先必须澄清一个问题。

网上有很多人都在说，伊朗内部分裂是因为以小制大，也即以阿塞拜疆族为主的少数民族高级教士统治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波斯民族，并将此类比于满清对汉人的高压统治。

这种观点，校尉从来都不认可，理由有三。

其一，波斯人与阿塞拜疆人有过长期有效的融合

早在公元前六世纪，波斯第一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就将阿塞拜疆地区纳入了统治范围，这个时候，甚至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阿塞拜疆民族。

此后，在灿烂波斯文化的熏陶下，当地土著逐步波斯化。如果历史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延续，世上也许根本就不会有阿塞拜疆人，因为他们大概率会与代表先进文化的波斯民族彻底融合。

但在地处亚欧大陆地理要冲的外高加索，阿塞拜疆注定难以保持平静。

尤其是随着阿拉伯帝国与伊斯兰教的崛起，阿塞拜疆地区先后被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统治，然后逐步突厥化、伊斯兰化，大概到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说突厥语、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民族正式形成。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阿塞拜疆人视为已经吸纳了部分波斯人种基因、文化基因之后的当地土著，又大量吸纳突厥人种基因和文化基因而突厥化、伊斯兰化的民族。

到波斯第三帝国萨法维王朝时期，也即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同样被伊斯兰化的波斯人重新统治阿塞拜疆地区，并将什叶派信仰推广到了这里。

此后，在什叶派的大旗下，波斯人与阿塞拜疆人再次融合，虽然未能形成统一的民族，但经历过统一信仰的前期阶段后，双方的关系一直比较融洽，因为在宗教先导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拥有共同的宗教敌人——逊尼派。

注：统一宗教信仰的过程自然是残酷的，这个就不展开说了。

其二，强弱易势

满清之所以对汉人采取高压统治，是因为他们是外来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并且长期保持外来者心态，一边不得不融入汉文化，一边又对汉人保持着高度的戒心。

宁赠友邦、勿与家奴，这句名言虽然并非慈禧的原话，但却充分表明了满清统治者矛盾而扭曲的心态。

但不管是古代的波斯帝国，还是近现代的伊朗帝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都是波斯人建立的政权，波斯人才是主导性的政治力量，阿塞拜疆人只是被统治者。

只是出于统战需要，选择了什叶派小宗的波斯当权者，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因而对皈依了什叶派之后的阿塞拜疆人表现得非常宽容。

而在逊尼派的威胁下，接受了什叶派信仰的阿塞拜疆人，也只能彻底倒向波斯人。

在历史上，波斯人对阿塞拜疆人打压、同化最为激烈的时代，除了统一信仰的初期，就是外界公认最为西化、最为开明、宗教色彩最为淡薄的巴列维王朝，也即伊斯兰革命之前的伊朗帝国。

初代国王礼萨・汗在位时（1925–1941），便大力推行强制性的波斯化政策，禁止阿塞拜疆人使用民族语言，修改阿塞拜疆地名、压制阿塞拜疆民族文化，同时严格限制阿塞拜疆人参政。

伊朗国王礼萨・汗

出现这种吊诡的局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校尉强调过很多次的基本原则：一个国家，如果要想保持长期稳定，就必须建立一种强势的意识形态来凝聚国民共识。

历史上的波斯帝国，为了凸显自身的民族独立性，选择了什叶派信仰来凝聚共识，因而可以包容阿塞拜疆人的民族特性。

但礼萨・汗试图通过淡化宗教信仰、融入西方世界来发展经济，底层民众一时却又难以接受西方的政治理念与文化，这个时候，礼萨・汗只能选择民族主义作为凝聚国民意识的载体，因此才会用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甚至是种族主义色彩的伊朗来取代波斯，以尽可能地整合内部少数民族、尽可能地亲近欧洲白人尤其是希特勒执掌的德国。

到今天，虽然伊朗境内的阿塞拜疆人在日常交流时依然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阿塞拜疆语属突厥语系，波斯语属于印欧语系，两者的差异很大——但却没有自己的文字，稍微正式一些的场合，就只能使用波斯语。

补充点相对生僻的知识，伊朗一词，源自古代伊朗语的 Aryan（雅利安），两者的发音高度相似，伊朗也即雅利安人土地的意思。

由于祖上既穷且矬，甚至连信史都没有，工业革命之后暴富起来的欧洲，开始满世界疯狂认爹。

其中一个流派，便将带有部分血缘关系的雅利安人追封为祖宗之一，希特勒正是借这股东风搞出来的雅利安种族主义。

实际上，从上图就可以看出，雅利安人与欧洲白人虽然都是古印欧人后裔，但前者是古印欧人南下时与西亚土著民族融合形成的，后来分裂为伊朗与印度两个支派，后者则是古印欧人西进时与欧洲土著民族融合形成的，两者之间并没有直系血缘关系，顶多算是堂兄弟。

德国人与伊朗人的差异，其实还要大于伊朗人与印度高种姓之间的差异。

注：关于雅利安种族优越论在德国、伊朗、印度的表现形式，参见《印度难为兄，伊朗难为弟：国际政坛的难兄难弟》《伊朗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棋手的命，却得了棋手的病》

二战期间，因为长期与纳粹德国眉来眼去，礼萨・汗引发了英法等国的强烈不满，被迫流亡海外，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位。

补充一句，巴列维是他们家族的姓氏，不过大家习惯将儿子叫做巴列维，父亲叫做礼萨・汗。

虽然在英法的压力下，巴列维不得不疏远德国，但依然继承了推动民族融合、淡化宗教属性的国策。

比如巴列维发动的土地改革运动，其实就是在挖教士阶层的墙角，因为教士就是伊朗最大的地主，农民则是最为庞大的信众群体，是教士阶层的基本盘。

搞土地改革，既可以拉拢农民，又可以打击教士。

伊朗土地革命期间，伊朗农民亲吻巴列维的鞋子

这一点，与中国当年搞土改是一样的道理。

不管是古代波斯帝国以宗教信仰为道具进行的软同化，还是现代伊朗帝国以民族属性为道具进行的硬同化，最终结果就是，在伊朗内部，波斯人与阿塞拜疆人的民族关系相当融洽。

网上盛传阿塞拜疆人控制了伊朗的神权政体，并拼命欺压波斯人，纯粹属于臆想与夸张。

说白了，就是个别不负责任的自媒体作者，看到哈梅内伊乃是阿塞拜疆人，伊朗高层之中，阿塞拜疆人也占据了一定的比例，因而联想到满清的惨痛历史，就想当然地给伊朗的神权政体戴了顶以小制大异族统治的帽子。

这又引发了广大国人的历史情感共鸣，很快在互联网蔓延开来，进而误导了更多的人。

简单列举几个实际数据。

以什叶派最为尊贵的大阿亚图拉为例，伊朗境内31人，只有哈梅内伊与贾法尔・苏巴尼是阿塞拜疆人，其余29人都是波斯人。

随着哈梅内伊被炸死，伊朗的大阿亚拉图之中，就只剩下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个阿塞拜疆人了。

在次一级的阿亚图拉中，阿塞拜疆人也只占13%，远低于人口比例的25%。

再以伊朗最具代表意义的五大教士家族为例，也只有哈梅内伊是阿塞拜疆族，其余霍梅尼、拉夫桑贾尼、贾纳提、拉里贾尼四大家族均为正宗的波斯人。

即便自媒体热炒的哈梅内伊族别，其实他是混血，母亲是纯正的波斯人。虽然伊斯兰教是典型的父权结构，但也不可能断绝母族的影响。

实际上，伊朗的波斯族与阿塞拜疆族大量通婚，尤其是在城市精英与高层人士之中，这也可以从侧面印证双方并不存在民族矛盾。

其三，阿塞拜疆族并没有形成与波斯民族对立的利益集团

前面说了，自从选择了什叶派信仰之后，波斯就形成了宗教属性大于民族属性的基本国策与文化氛围。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唯一试图用民族属性压制宗教属性的巴列维父子，最终也都碰了一鼻子灰，只能灰溜溜流亡海外。

伊斯兰革命之后，霍梅尼喊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重新将宗教属性列为伊朗最基本的意识形态共识。

虽然关于哈梅内伊的上位过程，外界存在诸多猜测，但不管怎么说，在礼法上，哈梅内伊继承了霍梅尼的衣钵，因而根本不可能用民族属性压制宗教属性、用少数民族压制主体民族。

虽然在哈梅内伊任内，在至关重要的革命卫队之中，其任命了许多阿塞拜疆高级军官——比如大家熟悉的苏莱曼尼，尤其是总司令、总参谋长、圣城旅、情报局等核心岗位，阿族人士占比超过了70%，被外界称为大不里士帮。

但大不里士帮的名字就说明了，它更像一个以地域、家族关系整合起来的小集团，依然属于教士集团的一部分，在最根本的利益上，大不里士帮与波斯族裔的高级教士并没有结构性的冲突，否则哈梅内伊就坐不稳宗教领袖的位置。

关于这点，看看犹太资本控制的西方主流媒体就知道了。

为了贬低、抹黑伊朗当局，挑拨伊朗当局与民众的关系，西方媒体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如果伊朗真的存在所谓的阿塞拜疆人欺压波斯人，真的存在激烈的民族矛盾，西方媒体早就闹得举世皆知了，又怎么可能轮到国内的自媒体自作聪明？

伊朗最大的矛盾，伊朗精神分裂的真实原因，其实乃是混杂着宗教矛盾、意识形态分歧的阶级矛盾，是蛋糕不足引发的经济危机。

叁：伊朗真正的矛盾是什么

今天的伊朗，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分别为处于金字塔顶的教士阶层，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与城市贫民，处于两者之间的行政官员、城市白领与知识分子。

而在伊斯兰革命之前，伊朗的阶级构成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级，处于金字塔顶的是王室与部分亲西方的高级政客，处于第二层级的是行政官员、高级知识分子与教士阶层，处于第三层级的是城市中产，处于底层的则是城市贫民与失地农民。

这里面，官僚集团、知识精英与城市中产等倾向世俗化的民众，一起构成了巴列维王朝的基本盘，而处于底层的贫民尤其是失地农民，则大多为虔诚的宗教信众，乃是教士阶层的忠实拥趸。

也就是说，伊斯兰革命之前的伊朗，是王室、行政官员、知识分子、城市中产所组成的世俗化力量，对抗教士、底层信众组成的宗教力量。

这种矛盾是纵向的，既有高层的对抗，也有底层的隔阂。

面对这种主要矛盾，巴列维父子选择了相同的施政思路，一是通过发展经济做大蛋糕，以巩固自己的基本盘，二是通过打压教士阶层、发动土地革命改善分配蛋糕的方式，将属于教士的蛋糕分给农民，分化对方的基本盘。

但在改革的过程中，巴列维并未掌握住局势。土地改革的成果被各级官僚和资本侵吞，农民的生存状况并未得到足够的改善，很快由善政变成恶政。

而官僚阶层的贪腐，不仅让农民愤怒，同时还引发了知识分子与城市居民的不满，将他们赶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伊斯兰革命的主力，正是那些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大学生。

为了控制局势，巴列维不得不依靠秘密警察搞高压统治，这又进一步激化了伊朗的内部矛盾。

在伊朗内部亲西方知识精英的激烈反对下，美英等国也主动放弃了巴列维，转而试图通过扶持霍梅尼来保证自身的利益，尤其是至关重要的石油供应。

霍梅尼上位，不仅是伊朗国内的民意所向，也得到了美国的纵容甚至是支持。

但在推翻巴列维之后，那些激进的大学生们，却又把矛盾指向了美国，因为美国才是巴列维最大的后台——1953年，在中情局与军情六处的支持下，巴列维发动政变，逮捕了坚持收回石油产业的首相摩萨台，这也为巴列维推行强权统治奠定了基础。

这个历史大背景，决定了霍梅尼的执政思路。

为了安抚激进势力，为了尽可能地团结世俗化力量与宗教信众两大基本盘，一方面，霍梅尼需要一个外部敌人来凝聚共识，反美便成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正确与政权合法性来源，另一方面，霍梅尼很难对世俗化力量做出彻底清算，因为他们也是自己的支持者。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霍梅尼提出了“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也即既不全盘西化、也不倒向苏联，而是试图以伊斯兰宗教文化为核心，来融合内部的世俗化力量。

正是基于这种理念，霍梅尼发明了伊斯兰共和国这么一种奇特的政治体制，一边沿袭了西方的普选制度，一边又通过高级教士的共和体制来指导、约束民选政府。

正因如此，伊朗并未对世俗化力量进行大规模清洗，这既是伊朗革命最人道的地方，也是伊朗革命最不彻底的地方。

但历史告诉我们，短期的人道，往往意味着长期的代价。

新鲜出炉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保留了原本被世俗化力量控制的政府、国防军，同时也保留了现代教育制度，但为了保证宗教权威，他们又建立了凌驾于政府、正规军之上，只听命于最高宗教领袖的宪法监护委员会与革命卫队。

前面说过，任何一个国家要想维持长期稳定，必须建立一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来凝聚国民共识。

霍梅尼试图融合传统宗教思想与现代民主理念，将其打造为伊朗的主导性意识形态，但宗教与民主天然就是冲突的，即便是采用高级教士共和体制来充当宗教权威与选民情绪之间的缓冲，矛盾依然不可调和，尤其是蛋糕不够分的时候。

尽管伊朗经常推出温和派总统缓和与西方的关系，但在美国的长期制裁下，伊朗经济依然一落千丈。

蛋糕小了，分蛋糕的人反而更多了，不管是世俗化力量体系之中的知识分子、政府官员，还是宗教力量体系之中的教士、革命卫队军官，都需要巨大的财力供养。

在这个过程中，资源必然会向宗教领袖的直属力量倾斜。

尤其是哈梅内伊上台后，由于其上位过程存在巨大争议，必须设法稳固自己的地位，不得不向教士集团和共和国卫队让渡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对国家财政与民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而牺牲最大的，就是有一定财产却又缺乏话语权的城市中产。这就是前面划分社会阶层时，伊朗帝国有城市中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却没有的根本原因。

啰嗦一句，任何乱世，最先被斩杀的就是中产阶级，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

因为蛋糕不够分，伊朗以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主导的纵向矛盾，逐渐向以经济地位分层的上下矛盾演化，这就是所谓的阶级矛盾。

由于财源枯竭，不仅世俗化力量开始离心离德，即便是宗教势力最为稳固的基本盘——城市贫民与普通农民，也开始对现实感到不满。

这种趋势，正好与伊斯兰革命前后相反：伊斯兰革命之前，世俗化力量之中的知识分子、城市中产、大学生对集权、贪腐的巴列维政权极度反感，主动把霍梅尼推上了神座；而到今天，则是底层宗教信众对同样集权、同样贪腐的神权政体极度反感，逐渐站到了现行体制的对立面。

结语：

说到这里，可以点题了。

本文起名《一个时代的落幕：哈梅内伊被斩首，精神分裂的伊朗向何处去》，主要基于两点。

一是一个时代的落幕

哈梅内伊被斩首，不仅意味着伊朗暂时失去了最高宗教领袖，更重要的是，伊朗的总体民意已经发生转变，催生伊斯兰革命的社会环境已经消失。

即便伊朗依然存在大量的宗教信众，即便伊朗社会的宗教氛围依然浓厚，但发展经济已经成为伊朗社会的主流认识，霍梅尼、哈梅内伊又证明了神权体制无法发展经济。

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伊朗很难再诞生霍梅尼、哈梅内伊这样的宗教强人。

属于宗教强人的时代，不说一去不复返，至少短期内难以复现。

二是精神分裂的伊朗向何处去

读懂了全文，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很明显了。

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伊朗既不太可能诞生宗教强人，也很难诞生可以彻底压倒宗教力量的政治强人，将伊朗彻底引入世俗化道路。

此外，由于伊朗民族充满了源自雅利安人的骄傲（反骨），外部力量，不管是美国或是其他什么国家，也很难通过扶持代理人的方式稳定伊朗的局势，巴列维就是最好的例证。

因此，今后一段时间的伊朗，依然还会在世俗化与宗教体制之间摇摆。但失去强人的控制后，这种摇摆会比哈梅内伊时代的伊朗更加混乱。

属于伊朗的春秋战国时代，正在缓缓拉开大幕。

将来的伊朗，是变成叙利亚，还是变成利比亚，是变成伊拉克，还是变成黎巴嫩，是变成埃及，还是变成也门，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