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憋屈，其实是宗教对世俗的憋屈，中国的世俗化有两千五百年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害，加上之前阿拉伯世界相对西方的一系列憋屈，让很多国人越发确信：伊朗、阿拉伯世界之所以长期这么憋屈，最根本的原因，不是他们的武器不够先进，经济不够发达，而是他们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与行为方式落后于人家。

人家美西方早早就挣脱了宗教的束缚，走进了世俗化，他们伊朗、阿拉伯世界却至今还被宗教神权深度捆绑、举步维艰。

但这里有个极易被忽略的关键点：美、西方的世俗化，说白了就是个“半吊子”水平，根本就没做到底。

就说以色列吧，表面上是光鲜亮丽的现代国家，骨子里却依旧是个彻头彻尾的宗教化社会。

从饮食禁忌到婚丧嫁娶，甚至深度影响国家决策、左右对外博弈，犹太教的规矩渗透到以色列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再看欧美那些所谓的“世俗化国家”，虽然教堂早已不再是权力的中心，宗教也不再直接干预政治，但是，宗教文化依然是他们社会的底色，一旦遇到重大议题，总能扯出与宗教相关的争论，甩不掉历史遗留的宗教包袱。

真正把世俗化玩到极致、玩得最彻底的，其实是我们中国人，是我们中华民族。

很多西方人包括中国的公知，总是带着偏见说“中国人没有信仰”。

这话纯属胡扯——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而是我们早就跳出了“神权信仰”的低级层次，把信仰扎在了更实在、更接地气的地方：敬祖先、守土地、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

这种深入骨髓的世俗化，从来不是凭空出现的，也不是近代才有的产物，而是刻在我们文明基因里的印记，是从八千年前就开始一步步铺垫、演变，花了整整几千年时间，才彻底定型、融入血脉。

今天咱们就来好好扒一扒，我们中华民族世俗化的完整进程——从部落混战的血腥融合，到神权统治的兴起与崩塌，再到世俗化的最终定型。

看完你就会明白：我们今天的“不信神、信自己”，绝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华文明最硬核、最独特的优势之一。

先搞清楚一个核心前提：中华民族并不是天生就团结成一个整体的。

在采撷、狩猎、渔猎时代，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大家只能靠天吃饭，哪里有猎物、哪里有野果，就往哪里迁徙。

这种居无定所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我们的族群必然是以分化为主——你守着一片山林打猎，我盯着一片河谷捕鱼，彼此互不打扰，也没有抱团的必要，只能各自为战，各玩各的。

但是，随着农业时代的到来，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农业的核心是定居，是靠土地吃饭。一片肥沃的平原、一条稳定的河流，就能让一个部族或部落繁衍壮大。

可土地是有限的，河流是固定的，优质资源就那么多，想要活下去、活得更好，就必须争夺这些资源。

于是，分散的部落开始被迫走向融合——但这种融合，从来不是温情脉脉的握手言和，而是“弱肉强食”的碾压与屈从，是带着血腥味的资源吞并。

赢者占地为王，输者要么被吞并，要么被迫迁徙逃亡。

距今8000年到6500年，是中华民族的“孕育期”，也是中华民族世俗化的种子开始悄悄埋下的时期。

那时候的中国大地上，至少分布着四个主要的部族，各有各的地盘，各有各的生存方式，就像四个互不打扰、各自发展的“小联邦世界”。

东北辽西地区，有兴隆洼文化族群，史称庖牺氏，大概就是咱们后来所说的“伏羲氏”的前身。

渭水流域一直延伸到晋南、豫西，有大地湾文化族群，史称女娲氏，也就是传说中“炼石补天”的那位所在的部族。

中原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河北一带，有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族群，史称燧人氏，传说中钻木取火的发明者，算是早期农耕文明的代表。

还有山东地区的后李文化族群，这帮人的后裔、也就是蚩尤氏在后来的逐鹿之战中吃了败仗，导致他们整个部族彻底失去了历史的话语权，所以连个正经名号都没留下，咱们姑且叫他们东夷氏。

这四个部族里，庖牺氏因为属于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机动性强，也最不安分。

从距今8000年到6500年这一千多年里，他们没事就往中原跑，一门心思要抢占燧人氏部族肥沃的土地，来扩大自己的部族势力。

可几次仗打下来，他们都输了，输得一败涂地。

输了咋办？

只能跑路——他们分两次逃到了江南地区。

到了江南，他们也没闲着，凭借着自身的实力，征服了当地的土著部落，建立起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文化，比如高庙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

这些咱们中学历史课本里都学过的古文化，本质上都是庖牺氏逃到江南后，与当地土著融合，搞出来的“分支”，也是他们逃亡之后的生存印记。

距今6500年左右，庖牺氏终于迎来了逆袭，一举入主中原，“代燧人氏继天而王”——说白了，就是推翻了燧人氏的统治，自己当起了霸王。

那时候的人们还没有“皇权”的概念，也没有成熟的统治体系，只能靠“神权”来给自己的统治确立合法性，让各个部族服从统治。

而当时有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一套“石木水火土”五行运化逻辑（这里要注意，不是后来我们熟知的“金木水火土”，那时候生产力水平还达不到冶炼金属的程度，还没有“金”的概念），他们就沿用了这套逻辑，自命为“木德王”，给自己取了个名号叫“祝融氏”。

而燧人氏的后裔，就被他们贬称为“共工氏”，相当于被统治、被压迫的族群，失去了往日的话语权。

为了让自己的江山稳固，按照“木居于东”的五行逻辑，祝融氏认为，自己部族的保护神木神，居住在东方的泰山，所以，他们必须去“东封泰山”、祭祀木神，让得到供奉的木神更加有法力保佑他们部族所得到的江山。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山东的东夷氏，比中原地区的燧人氏还要难打。

这时候的东夷氏，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后李文化族群了。

在距今7400年左右，北方的兴隆洼文化族群因为侵略中原战败，分裂成了南方的高庙文化支系和北方的赵宝沟文化支系，东夷氏也同时发生了转变，从后李文化族群转变成了北辛文化族群。

他们也懂“石木水火土”的五行逻辑，知道石能克木，而他们的神山——泰山上有的是石头，也就肯定有石神，他们坚信泰山上的石神能够保佑他们抵抗祝融氏的入侵，所以，就有了“泰山石敢当”的底气。

这里要说明一下，“龙马”是当时祝融氏部族的图腾，“海鹤”是当时东夷氏部族的图腾，他们双方因此就“龙马精神海鹤姿”，打得是不可开交，正所谓旗鼓相当、势均力敌，谁也赢不了谁。

就在他们这边僵持不下的时候，那边的共工氏，又趁机“乃与祝融战”，而渭水流域的女娲氏，也赶来“杀黑龙以济冀州”，黑龙氏是当时祝融氏部族的一个部落，说白了，就是女娲氏到河北地区帮助共工氏一起打击祝融氏。

腹背受敌之下，祝融氏战败，不得不逃出中原，北方的庖牺氏部族再次分裂，形成了南方的大溪文化和北方的红山文化两个支系。

而东夷氏也从北辛文化族群，转变成了大汶口第一期文化族群。

战争结束后，以实力和功绩取得话语权的女娲氏，就向各个部族提出自己“断鼇足以立四极”的主张，说白了就是劝说四大部族摒弃前嫌，放下恩怨，相互结盟，和睦相处，不要再为了争夺资源而相互残杀。

就这么着，各个部族有了共同的和平理念，我们中华民族才算初步形成，神农时代也就正式到来。

这是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中国大地上分散的各个部族和部落，变成了一个有着共同意识形态认同的族群联盟。

而支撑这个联盟的，就是以祖先神和自然神为基础的神权体系。

当时的中国社会神权结构，跟后来世界各地的神权结构都不一样，它是两层架构：祖先神在下，自然神在上。

简单说，神农氏代表太阳神，负责联络各个部族、协调各个部族之间的关系，相当于“天下共主”，但不插手各个部族的具体事务；而各个部族的领袖们，代表自己部族的祖先神，负责管理自己的族人，凝聚部族内部的人心。

这种神权结构，既保住了各个部族的主体性，让部族内部能够依靠祖先神凝聚共识、团结一致，又能通过太阳神这个“共同信仰”，约束各个部族，确保维持天下和平、部族之间不随便打仗。

但咱们都知道，人性是复杂的，权力和资源的诱惑，远比神权的约束更有力量，也更能让人迷失，决定战争的根本因素，从来都不是神灵的意志，而是资源的分配，以及各方力量对比的消长。

当一些部族慢慢强大起来，手里掌握了更多的土地、人口和粮食，就会产生吞并其他部族、扩大自己势力的冲动——这时候，维系和平的神权，就开始一步步被挑战、被瓦解，慢慢失去了约束力。

最明显的信息，就是神农氏八代炎帝的八个名号及其含意——“魁生帝承，承生帝明，明生帝直，直生帝氂，氂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

这八个名号的含意清晰地显示，八代炎帝就是九斤老太太——一代不如一代。

这是他们自身的原因导致他们一代不如一代吗？

绝对不是，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强势者越来越多，对他们的挑战越来越大，这才使他们越来越不被各个部族所尊重，他们所拥有的神权，当然也就跟着一步步失去威力。

还有共工氏部族，他们三代领袖的名号分别是后土、信、夸父。

这三个名号的变化，不仅反映了这个部族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更反映了这个部族的神权，是分阶段一步步地衰落：

后土就是司土，是侍奉土地神的人。这个名号表明这个时候的这个部族的领袖是神的仆人和代表，是接近神的人，当然就是受人尊重的。

信，就是值得信任的意思。值得信任等不等于值得尊重呢？肯定不等于。

这说明到了信的这个时期，这个部族的领袖就离神很远，基本上就不再受到尊重，而仅仅是一个可以相信、可以依靠的人。

夸，是夸夸其谈；父，是男人；夸父就是夸夸其谈的男人。这就不仅没有尊重，甚至连信任都没有了。

从后土到信，再到夸父，可见这个部族的神权是在一步一步地衰落、直到崩塌。

还有一个最硬核的信息就是：东方的东夷氏部族，先是夙沙氏“不用帝命”，公然不服从神农氏的神谕、不把神权放在眼里；后来又有蚩尤氏，不仅“不用帝命”，更是直接地与神农氏炎帝开战，彻底地打破了神权的束缚。

说白了，当人类的实力足够强，当部族的势力足够大，神灵的约束就变得一文不值。这就是中国人最早的现实，也是世俗化的种子，开始了生根发芽的标志。

而蚩尤氏与神农氏炎帝的开战，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距今5500年左右。

这里要澄清一个误会：蚩尤氏并不是真正地和炎帝开战，而是和炎帝所支持、夸父氏所领导的共工氏部族开战。那是一场以争夺资源为目的的部族战争。炎帝作为当时天下的领袖，只是为了制止战争，而并不是战争中的一方。

不过，蚩尤氏完全不给神农氏炎帝的面子、坚持与神农氏炎帝所支持、夸父氏所领导的共工氏部族开战，就等于神权的衰落，到这时是迎来了一个划时代的高潮。

这个高潮，彻底地淹没了神农氏炎帝，也带走了一个历经千年的“神农时代”。

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蚩尤氏不给神农氏炎帝面子，大举侵犯共工氏部族所占据的中原地区，强烈地显示着由神农氏炎帝的神权所维系的整个天下秩序，到这时已经是山崩地裂了。

而这种形势，就像是一把从地狱里窜出来的野火，将分散在江南和东北地区的伏羲氏部族（也就是当年的庖牺氏部族）那熊熊的心中野望，给点燃了。

当年被赶出中原的庖牺氏的子孙们，一直没有忘记他们的祖先曾经入主中原、东封泰山的辉煌，一直在等待着一个机会重返中原，夺回他们部族失去的江山，重铸他们部族当年的辉煌。

如今，机会终于来了。

于是，他们的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支系、安徽东南部的凌家滩文化支系、湖北西部的屈家岭文化支系，相互联络、达成共识，首先发动了“阪泉之战”，目标直指被压缩在山西和陕北地区的共工氏部族。

这里有个小知识点，咱们得好好扒一扒。

神话故事里的“夸父逐日”，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夸父氏追逐太阳的那种荒诞神话，而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其真相就是共工氏部族的首领夸父氏，面对部族生死存亡局面时的艰难求救。

当时，炎帝一直站在共工氏一边，所以，共工氏的首领夸父氏，在实力不济、快要战败的情况下，就以维护炎帝威望的名义，前往渭水流域去请求炎帝的本族出兵帮忙，却并没有如愿。

夸父氏不甘心就此失败，回头又想去联络先前攻打自己、占领了自己的逐鹿地区的东夷氏部族，想和他们握手言和、结成同盟，共同对付他们两个部族的千年宿敌伏羲氏部族。

可没想到，双方还没有完成结盟，东夷氏部族就已经战败，其首领蚩尤氏被杀。

夸父氏独木难支，最终也被伏羲氏部族彻底打败，中原和山东地区，就此彻底被伏羲氏部族重新统治。

这就是“夸父逐日”的真相，全程与天上的太阳毫无关系，而只是地上三个部族之间生死存亡的博弈。

伏羲氏部族凭借着阪泉之战和逐鹿之战的胜利，统一了除女娲氏部族所占据的渭水流域及其周边以外的整个中国，历史就正式进入了少昊氏时代。

在少昊氏时代，神权又进一步衰落了——各个部族不再信奉共同的自然神，不再有统一的神权信仰，而是各自崇拜自己的祖先神和各自地方的自然神。

距今5000年左右，东北地区的小河沿文化取代了红山文化，这一变化意味着，入主中原的伏羲氏部族，遭遇了新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挑战。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机动性极强，经常南下掠夺中原的粮食和人口，而伏羲氏部族因为内耗严重，矛盾重重，统治越来越难以支撑，实力也一步步衰退。

距今4800年左右，少昊氏实在扛不住了，只能逃到山东偏居一隅，再也无力掌控中原地区。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关键部落、关键人物——从陕北地区南下的少典氏后裔轩辕氏，也就是咱们后来所说的黄帝登场了。

少典氏其实就是当年被女娲氏“杀黑龙以济冀州”所打败的黑龙氏。

当年的女娲氏参战，是为了以战止战，化干戈为玉帛；所以，为了保护被打败的黑龙氏部落不被共工氏部族所报复，女娲氏就将他们带回了陕西，安置在陕北地区。

后来，因为黑龙氏在女娲氏和伏羲氏之间传递书信有功，这就有了“少典氏”的名号。

这就是说，少典氏其实也是伏羲氏的后裔。

但是，关键在于，他们没有参加之前的阪泉之战和逐鹿之战，而且，长期生活在女娲氏的地盘上、和女娲氏部族联姻，这样，他们和中原地区的共工氏、渭水流域的女娲氏，就都没有什么深刻的矛盾。

相对所有的矛盾重重的中原地区各个农耕部族和部落，他们是处于一种超然、中立的状态。

这种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就让他们拥有了能够团结各方、凝聚共识以共同抗击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资本。

于是，他们就扛起了“协和万邦、共同抗战”的大旗，把中原地区的共工氏、渭水流域的女娲氏、山东地区的少昊氏，还有伏羲氏部族的其他各个支系，都团结起来、组成一个抗敌联盟，一起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华民族就进入了“政教合一”的时代——这是神权衰落的又一个关键节点。

轩辕氏被各个部族推举为黄帝后，任命四方之官，分别是青云氏、缙云氏、白云氏、黑云氏。

这些四方之官，本质上还是各个地方的主体部族的神权领袖，但是，他们同时又担任着黄帝任命的行政职务，不仅要领导本部族，还要代表黄帝领导本地方的其他部族，就是既掌神权，又掌政权。

黄帝自己以“云”为号，这个“云”由黑龙氏的黑“水”而来，表示“水”上升为“云”，本身就是代表神，这说明他还是在借助神权的名义，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

但这时的统治核心其实已经变了——神权不再是主导天下的最高权力，而只是服务于帝权（或者说，服务于部族联盟的统治）的工具。

从神农氏时期的“神权统领天下”，到黄帝时期的“政教合一”，神权的地位明显地大大下降，世俗权力开始崛起，成为了主导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

而真正让神权“碎了一地”，彻底地失去主导地位的，是颛顼大帝的“绝地天通”。

颛顼就是南方良渚文化的主人，原本是黄帝的夏官缙云氏，后来因为北上成为抗击游牧民族入侵的中坚力量，直至打败游牧民族，立下了赫赫战功，就被推举继位为帝。

为了促进天下人心的统一、便于令行禁止的领导，他就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绝地天通”运动。

这场运动的本质，就是强迫所有的部族和部落，共同信奉古老的蛇神和他们伏羲氏部族的龙神，而禁止各个部族和部落继续信奉各自的祖先神，同时统一各种自然神，以彻底揉碎之前分散的神权体系，做到万神归一。

为了推进这件事，他和共工氏部族展开大战，也让女娲氏部族“有鱼偏枯”——就是让女娲氏部族不能信奉自己的鱼神。

表面上看来，颛顼这是在强化对神权的利用；但实际上恰恰相反，他是在打破大家对神灵的信仰，摧毁神灵的神圣性，从而使神权无法得到利用。

道理很简单：以前，各个部族或部落的祖先神，都是和自己的生活环境、历史发展、血缘传承紧密联系的，是大家心中真正的精神寄托，是刻在骨子里的信仰；而他强行给大家硬塞一个与大家的生活环境、历史发展严重脱节的闯入者，那其实就是在告诉所有人，所谓的神灵，根本不是什么不可亵渎、至高无上的存在，而是可以被统治者随意捏造、随意改换的工具。

既然神灵可以被捏造、被替换，那它还有什么神圣性可言呢？

从这以后，中国人对神灵的态度，就彻底地改变了——不再盲目迷信神灵，不再把神灵当成至高无上的主宰，而是把它看成一种统治者用来凝聚人心、巩固统治的工具。

这种认知，正是世俗化的核心：不迷信、不盲从，不信仰虚无缥缈的神灵意志，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看重现实利益。

到了夏朝，夏王孔甲为了遏制王道的衰落，提高天下诸侯的凝聚力，就频繁地举行敬神活动，却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

大家早就不信这一套了，谁也不会因为所谓的“神灵”，就放弃自己的现实利益。

夏朝之后，商朝、周朝的神权虽然还没有彻底消失——比如商朝人喜欢占卜，做任何事都要占卜问神、祈求神灵的保佑；周朝人讲究“敬天保民”，表面上尊崇上天，但神权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再也不能左右世俗权力。

而且，从文化遗址的都城布局，就能清晰地看出夏、商、周神权的逐渐衰落：夏朝二里头宫城、商朝偃师商城，都有“双轴线”布局，一边是宗庙（代表神权），一边是宫殿（代表王权），两者地位相当，可见当时神权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到了周朝之后，宫殿的规模越来越大，宗庙逐渐退居次要位置，说明王权的地位越来越高，神权的影响力一步步衰退。

真正让神权在主流社会彻底失去合法性，让世俗化彻底定型的，是春秋战国时代。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世俗化的收官之时，也是神权彻底退出中国社会主流舞台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天下大乱，各个诸侯国之间相互攻伐，拼的是实力、是粮草、是军队。

谁的实力强，谁就能占地为王，谁就能主宰天下，根本没有人会在乎神灵的意志，神权在战争和争霸面前，变得一文不值。

这一时期，各种思想流派纷纷涌现，百家争鸣，却没有哪一家把神灵当回事。

儒家讲“仁者爱人”，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秩序的构建；法家讲“以法治国”，注重用法律来规范人的行为、巩固统治；道家讲“道法自然”，注重顺应自然规律，追求人的自在与安宁——这些思想的核心都是“人”，都是对现实世界的治理，而不是对神灵的崇拜。

最具代表性的两个事件，就是孔子杀巫和西门豹治邺。这两件事，彻底敲响了神权在中华民族主流社会的丧钟。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他一生都在倡导“克己复礼”，想要恢复社会秩序。但他从不语怪力乱神，对那些神神叨叨、假借神灵名义招摇撞骗的人，都是零容忍。

他在担任鲁国大司寇兼相礼时，曾随鲁定公去与齐景公举行夹谷之会。

会谈过程中，齐景公命人奏宫中之乐，由随行的优倡侏儒上前跳舞（这些人平时在王室从事宗教活动，靠装神弄鬼混饭吃）。

孔子见状，以“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为由，命令手下当场将这些优倡侏儒斩杀，用最直接的方式，否定了宗教迷信的合法性。

西门豹到邺县任职时，听说当地的巫婆和官吏相互勾结，假借“河伯娶媳妇”的名义，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还把年轻女子丢进河里，残害百姓，搞得当地民不聊生。

西门豹没有直接下令禁止，而是等到巫婆们再次举行“河伯娶媳妇”活动时，以地方执政官的名义前去参加，然后，当着全城百姓的面，以“河伯不满意新娘”为由，把巫婆和三老（与巫婆勾结的乡绅领袖）一个个丢进河里，用最严厉、最直接的手段，揭穿了他们的谎言，告诉全城百姓：根本没有什么河伯，那些都是巫婆和官吏用来骗钱害命的把戏。

这两件事，看似是针对从事宗教活动的职业人员，其实是对神权的彻底否定，是对宗教迷信的彻底清算。

从那一刻起，神权在中原主流社会，就彻底失去了合法性，再也没有人敢假借神灵的名义，干预世俗事务，中国正式进入了纯粹的世俗化时代。

那时，距离今天大概是2500年。

2500年后的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是神权社会。

即使那些号称是“先进文明”的地方，依然是与宗教有着深度捆绑的“半吊子”世俗化，那却被中国的一些公知们吹成了人家有“信仰”，我们中国人没有“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