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朔县人打小就听过一句老话:“先有东南半城,后有镇塞北门。” 没人说得清这 “半城” 的来历,只知道北关往西的土坡上,早年尽是碎砖与夯土,老辈人叫它 “废城岭”,说那是古时候没修完的城墙。直到 1972 年镇塞门石匾摔成两截,背面的辽代碑文重见天日,人们才恍然:这道屹立城北的城门底下,压着整整两代人的筑城往事,元末有人硬生生砍去半座边城,明初有人又一砖一瓦把它补全。 一座朔州城,半部边关史。而所有的故事,都要从元至正二十三年,那个叫姚伯颜不花的蒙古将领站在北城头的那一刻说起。

元至正末年的天下,早已是一锅乱粥。红巾军三路北伐破上都、掠雁北,元廷内部军阀混战,扩廓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拥兵自重,在山西、河北一线拉锯厮杀。朔州这座从北齐天保八年就矗立在雁北的州城,一下成了风口浪尖上的靶子。
当时的朔州城,还是北齐年间在秦马邑故城基础上扩建的旧城,《朔州志・城池》记载其 “周九里十三步,高三丈五尺”,换算下来周长近 6.8 公里,几乎是后来明清老城的两倍大。从隋、唐到辽、金,这座城一用就是八百年,历经无数战火与风雨,墙垣早已颓圮不堪,敌楼、女墙塌的塌、倒的倒,说是州城,其实更像一圈松垮的土围子。

至正二十二年(1362 年),右丞相孛罗帖木儿坐镇大同,总领北方军务,朔州作为大同南面的门户,是阻挡红巾军与扩廓帖木儿东进的关键节点。可问题是,孛罗帖木儿的主力都布在大同至大都一线,分给朔州的兵力不足三千。三千人守近七里的城墙,平均每米还不到一个兵,根本顾不过来。
《新元史・地理志》写得直白:“至正末,孛罗帖木儿使其将姚伯颜不花截旧城西北,筑新城。” 这位姚伯颜不花,官至同知枢密院事,当地方志里多称他 “姚副枢”,是孛罗帖木儿麾下最懂边备的骁将。他到朔州的第一天,绕着城墙走了一圈,当即就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离经叛道的决定:把西北半座城拆掉不要,只守东南一隅。
姚伯颜不花的逻辑很简单:守城不是比谁的城大,是比谁的墙硬。旧城西北直面塞外平川,无险可守,最容易被骑兵冲垮;东南一侧则背靠东关官道,南临恢河补给线,地势相对高爽,易守难攻。与其把兵力散在四面墙上处处漏风,不如收缩防线,弃弱保强。

至正二十三年(1363 年)开春,裁城工程正式动工。 按照姚伯颜不花的规划,原西城墙北段、北城墙西段全部废弃拆除,拆下的城砖、夯土全部运到东南,加固留存的东墙、南墙;再新筑两道墙:一道从原北城墙中段(大致在今天十家巷以北位置)向南斜接原西城墙中段,另一道补全西墙的缺口,最终围出一座 “东南一隅” 的新城,周长只有原来的一半多,兵力一下就集中了。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引明《朔州志》记载:“姚副枢省去西北,筑东南一隅以便守备。” 这座半城的北城门,就设在新北墙的正中位置 —— 也就是今天镇塞门的旧址。当时它还没有名字,只是一个夯土凿出来的门洞,连青砖都没来得及包,是全城唯一向北的出口。
废弃的西北城区,就是如今北关社区以西、西关大街以北的大片区域。直到民国年间,那里还能看到断断续续的土城墙根,孩子们在上面跑着玩,叫它 “城圐圙”,那就是姚伯颜不花当年拆剩下的旧城遗迹。老辈人说 “西北无城郭,东南有土郭”,追根溯源,正是从这时留下来的说法。

工程推进得很快,到至正二十四年冬天,东南两面旧墙已经加固加高,新筑的西北两段墙也夯起了一人多高。照这个进度,再过半年就能闭合城池、装上城门。可谁也没想到,远在大都的一场宫廷党争,直接掐断了这项工程。
姚伯颜不花筑城的这两年,元廷内部早已天翻地覆。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联合扩廓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势同水火,双方在大都近郊兵戎相见。至正二十五年(1365 年),驻守永平的元将也速临阵倒戈,投靠皇太子,从东面直逼大同。
孛罗帖木儿慌了手脚,连夜下军令:调姚伯颜不花率朔州主力东进,攻打也速。 这道命令等于直接判了筑城工程的死刑。姚伯颜不花带走了朔州八成的守军,连工地上的青壮民夫也被征调随军,剩下的老弱残兵连日常守城都勉强,根本没人接着修墙。

更糟的还在后面。《新元史・也速传》记载:“姚伯颜不花素轻也速,不设备,也速觇知之,袭破其军,擒姚伯颜不花。” 这位向来骁勇的姚副枢,根本没把也速放在眼里,行军途中连营垒都不设,结果被对方夜劫大营,全军溃败,本人也被生擒。
同年七月,孛罗帖木儿在大都被元顺帝派人刺杀,整个军事集团土崩瓦解。朔州城里剩下的守军群龙无首,逃的逃、散的散,刚夯了一半的西北城墙,就那么扔在了荒野里,一扔就是五年。 没人想到,这座烂尾的半城,会在五年后,迎来一位明朝的筑城者。
很多老朔县人以为,朔州城是徐达、常遇春打下来的。其实翻遍《明太祖实录》和《大同志》就会发现,真正率军攻克朔州的,是大同都督同知汪兴祖。
洪武二年(1369 年)正月,常遇春率大军攻克大同,元守将竹贞弃城出逃。三月,汪兴祖奉大将军徐达将令,从大同发兵南下,接连攻克武州、朔州。《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一明确记载:“洪武二年三月癸卯,大同都督同知汪兴祖兵克武州、朔州,获元知院马广等六百三十四人。”

当时的朔州城,早已是座无主的空城。姚伯颜不花兵败后,元廷再没派来像样的守将,城中官吏听说明军来了,干脆打开南门献降。汪兴祖率军入城那天,特意绕到城北看了一眼那座没修完的土豁口 —— 半拉子夯土墙立在风里,西北方向空荡荡的,一眼能望到十里外的北山。
他当时大概不会想到,一年之后,会有一位叫郑遇春的开国将领,站在同一个地方,把这半座城重新补全。
洪武三年(1370 年),明朝正式设立朔州卫,作为大同镇下辖的核心边卫,扼守雁北咽喉。朱元璋钦点开国将领郑遇春出任朔州卫指挥使,全权负责筑城、屯田、守边。
郑遇春到任后,没有另起炉灶重修大城,反而看中了姚伯颜不花留下的半城遗址。清雍正《朔州志・城池》记载:“明洪武三年,指挥使郑遇春奉旨开设朔州卫,依姚副枢所筑旧址修完。砖圈四门,并立门名。” 他的思路和姚伯颜不花不谋而合:边地守城,城小则兵专,兵专则防密。与其修一座守不住的大城,不如把这座半城补完,做一座精悍的军城。

修城工程从洪武三年开春动工,进度极快: 先是补筑西北两段夯土墙,闭合了整个城池,最终形成周长约 4 公里的新城,比北齐旧城小了近一半;随后用青砖包砌四座城门,起券洞、建城楼、设瓮城;郑遇春还亲自给四门定名:东曰文德,西曰武定,南曰承恩,北曰镇塞。
北门是四座城门里的重中之重。因为直面塞外,是全城的防御命门,它的规制最高:门洞深三丈、宽一丈五,两扇城门裹着铁皮,门上建两层歇山顶城楼,城外绕着半圆形瓮城,常驻守把总一员,守兵一百二十人。“镇塞” 二字,取 “镇慑塞外,拱卫朔方” 之意,从此成了朔州北门的正式名号,一叫就是六百多年。
当地至今流传着 “一碑守两门” 的故事:当时砌门额缺一块合适的大青石,工匠在城东西影寺村旧寺遗址里,挖出一块辽乾统七年的《杭芳园栖灵寺碑》,尺寸刚好。郑遇春下令将碑正面磨平,刻上 “镇塞门” 三字嵌进门洞上方,背面的辽代碑文就这么藏在了城墙里。直到 1972 年北城门年久失修坍塌,这块断成两截的石碑才重见天日,如今收藏在马邑博物馆。

夯土城垣与四门砖拱,当年年底就全部完工,前后只用了不到一年。而整个城墙全部用青砖包砌,则要等到洪武二十年(1387 年),由时任指挥薛寿主持完成。从姚伯颜不花开工,到郑遇春定型,再到薛寿收尾,前后历时二十四年,这座历经波折的朔州城,才最终有了我们熟悉的模样。
六百多年风风雨雨过去了,姚伯颜不花的名字早已埋进故纸堆,郑遇春的卫署也早就没了踪影,只有镇塞门还立在城北。 它见过元末的仓皇弃守,见过明初的旌旗猎猎,见过 1937 年大北街的热血,见过北关集市的人间烟火。对老朔县人来说,它从来不是旅游手册上的景点,是小时候赶集路过的地标,是爷爷嘴里讲不完的故事,是刻在骨子里的底气。
其实不管是砍城的姚伯颜不花,还是补城的郑遇春,站在北城门下的时候,心里想的都是同一件事:把城墙立起来,把城里的人护在身后。 这就是朔州城的根。也是镇塞门底下,藏了六百年的,最硬的骨头。#朔州头条##北城门#
参考文献:
更新时间:2026-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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