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毛主席回头认过一笔账：“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说起那几年，他还讲过一句更实在的：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说这话的，恰恰是写过《反对本本主义》、喊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那个人。打天下那些年，苏联城市起义那一套，他没照着走，硬是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路。

最不信本本的人，建国初期在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重工业方面却几乎照抄苏联。为什么要照搬苏联经验？答案就四个字。

打天下那些年，他偏不照着苏联走

把时间往回拨到土地革命时期。那时候中国共产党还年轻，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话分量极重，苏联革命是在城市里打赢的，照着这个样子干，在很多人看来天经地义。毛主席偏偏在这件事上较真。

他要解决的是眼前的难题：土地怎么分，农村根据地怎么建、怎么守住。

这些事书上找不到现成答案，只能自己下去问、自己去看。1929年6月，他第一次用了“思想路线”这个词。1930年5月写《反对本本主义》，把话挑明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用大白话翻译一下：先弄清楚脚下这块地是什么样子，再决定怎么走。

别人家的路走通了，不等于你家门口也有那条路。这套想法后来一步步长成了体系。1937年的《实践论》《矛盾论》，从哲学上给它打了地基。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第一次用了“实事求是”这个说法。

1941年5月，他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随后的延安整风，把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当成神圣教条的那股风气，一层层破掉了。

到1945年党的七大，这条思想路线在全党确立下来。结果大家都知道：中国革命没有复制城市起义，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路。回头看，这条路之所以走得出来，靠的恰恰是敢于不照搬。

记住这四个字：实事求是。它的意思很朴素，一切从实际出发。

可正因为朴素，才有意思——同样一句“从实际出发”，革命时期推出来的结论是“不学苏联那一套”。到了1949年以后，推出来的结论却是“学苏联的重工业优先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同一个人，同一条路线，两次相反的选择。

要弄懂第二次，得先看看1949年中国手里到底攥着什么牌。

1949年的家底，逼得人没得挑

先看目标。工业化是几代中国人的心病。早在1944年给博古写信时，毛主席就讲过，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

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一次明确要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为国家工业化打基础。新中国还没正式宣告成立，重工业这根桩就先打下去了。

为什么非得是重工业？道理很硬：没有钢、没有机器，就造不出枪炮，也造不出拖拉机，站起来的国家腰杆子是空的。

再看手里的牌。新中国成立之初，新式工业的产值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十分之一左右，钢铁、煤、电这三样撑起工业骨架的部门，加起来只占工业产值的五分之一左右。

十分之一，意思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剩下的大头还是靠锄头、手工和老办法在转。家底薄，还得有人肯卖设备、肯教技术。可西边的门，被一道道焊死了。1948年底，美国总统杜鲁门就作出了对华管制的决定。

1950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对华封锁的专门文件。到1952年，巴黎统筹委员会下设中国委员会，对华禁运清单开到400多种。

按学者统计，光1950到1953年，封锁禁运给中国造成的直接损失就有5691万美元——而那几年的中国，外汇本来就少得可怜，这笔钱几乎是从一个穷家里硬生生抠掉的口粮钱。门堵上了，还剩谁？北边那个邻居。

苏联的样板摆在那儿：两个五年计划多一点的时间，工业产值做到了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后来又扛住并打败了德国。

一个原本落后的国家，靠集中力量搞重工业翻了身，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比任何理论都有说服力。更要紧的是，它愿意给。1949年刘少奇秘密访苏，斯大林答应提供贷款、派专家。

朝鲜战争后，中苏援助合作进一步展开，才有了后来的156项。有了外援，还有一道难题：钱从哪来。国家穷，资源少，陈云在1955年说过，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国，财力有限，把资源平均撒开，什么都干不成。

要想让有限的钱、物、人都砸到钢铁厂和机器厂上，就得有一只手统一调度——这就是计划经济。它还能跟苏联的体制对上口径，援建项目和中苏贸易才接得起来。

薄一波在回忆录里提到，工业化从哪里起步，是一个“苦苦思索”的问题，各部门提过不同设想，“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之后，大家才认定必须从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这些重工业入手。

中国社科院学者朱佳木的看法也很明确：这条路是被条件和机遇推着走出来的，谈不上谁一时心血来潮。目标摆在前面，家底摆在脚下，门被堵在西边，援手伸在北边。这道题几乎只剩一个解。

从照抄到以苏为鉴，那四个字一直在管用

回到那四个字。党史学界有一句评价说得很到位：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是全党在综合考察国际国内实际情况后，做出的实事求是的选择。这下就讲通了。

革命时期的实际，是城市里走不通，所以不学苏联。建设时期的实际，是一穷二白、被人封锁、只有苏联肯伸手，所以学苏联。结论相反，出发点是同一个：先看清自己脚下。

学的成果，是真金白银。1950年定下50项，1953年又商定91项，1954年再加15项，凑成了后来人人知道的“156项”。

整个“一五”期间，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里的比重，从26.4%一路升到48.4%——五年时间，重工业在工业里的分量差不多翻了一番。一个过去连像样机器都造不了的国家，从这里开始有了自己的工业骨架。

学的代价，也要摆出来。重工业要钱，封锁之下只能靠自己攒，当时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二，这笔积累主要落在农民身上。1953年起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工农产品之间的剪刀差把农业的剩余源源不断输向工厂。

后来，经过几年调整，到1965年底，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全面完成，工农业总产值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认账、改错、再往前走，这本身就是实事求是。

所以毛主席对那段“照抄”，从来没有一笔抹掉，也没有一味叫好。他的定性是三句连在一起的：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

“完全必要”，是因为当时没得挑。“缺点”，是因为照抄终究长不出自己的本事。“不应当是长久之计”，是因为实际一变，路就得跟着变。路也确实变了。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作《论十大关系》，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戒鉴，问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

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只隔了几年。再往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改革一步一步推进。

1987年邓公说得干脆：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以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再回头看1962年那个“心情不舒畅”的人。他心里不舒坦，是因为明知照抄不是长久办法，却也清楚那几年别无选择。

不照搬苏联、照搬苏联、再到以苏为鉴，几次调头看着拧巴，底下压着的是同一个判断标准。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什么要照搬苏联经验？就四个字：实事求是。那一代人在没有退路的死局里，靠这四个字挑出了一条路。后来发现路窄了，也是靠这四个字，自己动手把它拓宽。

参考资料：

正确认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作用坚定新中国的历史自信.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谢伟：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及其影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社会科学》

一五"计划（1953—1957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简史》社会主义改造章节.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8年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