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议和与联省自治
湘军退驻郴州、永兴之后,北军亦在安仁、耒阳、祁阳之线上停止前进,桂军则已退回广西。
自民国七年五月中旬起,直至民国九年吴佩孚撤军北返,整整两年多的时间,湘军与北军之间,实际上已成为休战状态。
其主要原因:
一是北洋直皖军阀之间,彼此争权夺利敌对之势日益尖锐;对南政策,往往甲方主战乙方主和;广州的军政府内部,亦不协调,不能贯彻国父的主张;实力最大的陆荣廷且与北方暗通消息,阴主和议,因此亦不能集中力量挥师北伐。
湘军方面,因湖南居南北之冲,自民国五年以来,几经剧战,屡进屡退,亦元气大伤无力再战。
不久,吴佩孚为欲打击段系,秘密派遣代表与湘军接洽,谋局部妥协,旋于六月十五日双方代表于耒阳举行协商,签订停战协议。
八月廿一日吴佩孚遂发通电请罢内争,旋得军政府总裁岑春煊覆电,同意促进和平主张。
九月二十六日南北双方将领谭浩明、吴佩孚等又联名通电主和,并额请颁发停战令,至此南北和议之路似已完全铺妥。于是,南北双方代表于民国八年一月在上海开始和平谈判。
揆吴佩孚之力主和议,旨在打击段祺瑞,并提高自己与直系的政治地位。因当时直系领袖冯国璋代总统之任期即将届满,北平的伪国会即将选举总统,段祺瑞在北洋政府中,数次出任国务总理,纵横捭阖,炙手可热;当时正任国务总理位居要津,如不加以打击,当选已隐然在望。
吴佩孚当时虽只是北洋军第三师师长兼援粤军副总司令,因曹锟和张怀芝一切要政均倚重于吴,实际上吴佩孚已成了直系的主要人物;在以实力为后盾的选举中,他对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反对,对段的政治身价,无疑可构成严重的打击。同时吴佩孚是曹锟的代替者,这样又无异于提高了曹锟的政治身价。
至于岑春煊之赞同和议,则多系陆荣廷所主谋。因陆荣廷当时已受了北方政府之利用,暗中反对国父的主张;当十二年五月改组军政府时,将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由岑春煊担任主席,即有抵制国父促成南北和谈之用意。
这次南北和议,如果双方出于至诚一心为国,捐除私见和衷共济,未始非国家之福。无如诚如国父所言“不求之于国家之根本,而求之于个人权利之关系”,以致自民国八年一月起以迄五月止,时断时续之和议,终于破裂。
和议虽告破裂,而因各自内部之倾轧日甚,双方均未能有所作为。湘军在此两年之中,困处湘南一隅,专意于休养生息,亦未遑介入任何一方内部之政争。
当时湖南全省大部分已在北军控制下,湘军所能控制的仅最南部几个贫瘠的小县;在税收方面极为有限,军队的扩充与器械的购置固无力举办,即军队的粮饷也大成问题,好在军民非常团结,老百姓踊跃输将,官兵又深明大义枵腹从公,才算渡过难关。
湘军退至湘南之后,除食米、油、盐而外,薪饷一律停发;士兵每月仅发一元的零用金,军官不分阶级每月只发五元。军粮是向地方预征田赋与借贷来维持,军服多是补了再补,夏季防蚊,则以纱纸作帐,冬衣鞋袜则各自由家中寄来。同时各部队就驻地附近,开垦荒地,种植杂粮蔬菜,养鸡喂猪,以解决副食问题,如有剩余则携往市镇易取其他必需物品。
在这样艰苦状况之下,不独人心士气并不因之涣散,反益为团结无间。士兵不但没有叛逃,且甚多乡间壮丁自动来营投效。因此各部队单位不但没有缺员,反多超出编制。整个防区之内,军民之间,休戚与共,和睦相处,彼此往来,有如家人;事后回忆,犹令人感念不已。
民国九年三月北方直系军阀为争逐中原,准备对皖系用兵,谋与湘省合作,利用湘省居南北之间,另立一个局面,以防止西南势力之北进。
其时南方军政府方面,亦以粤桂失和,互相倾轧。湘军当局见粤桂奥援已不可恃,亦莫如促使直军北返,使皖系之张敬尧军陷于孤立,俾将来容易解决,如能与吴佩孚合作,将张敬尧部及时解决,使湖南早日脱华北军的蹂躏,则更为得计。
因是,吴佩孚与谭(延闿)赵(恒惕)两公几经信使往返,秘密协议,吴军北撤,遗下防地由湘军秘密接收,湘军在吴军的秘密掩护下,乘机推进,围攻张敬尧部,将其解决。
五月十八日吴军以南北和议为名开始撤退,湘军第一师随即进驻衡阳。并随吴军之后,以本团由洪罗庙直向湘乡,遮断皖军田树勋部之退路,另一路则经攸县、醴陵袭击张敬尧之背后。
张敬尧得讯,立即退逃,离开长沙,田树勋部则向湘西逃窜。
六月十一日湘军遂收复长沙,但无所斩获。除岳阳外,其他各地亦未发一弹,相继收复。
六月下旬,继续向北推进,以期收复岳阳,将张敬尧残部解决。
我军乃以主力由黄沙街新墙直向岳阳前进,本团则奉命经桃林进出岳阳东北武岳路上之五里牌车站,切断张军退路,予以截击。
本营又奉团长命令即日在新市渡过汨罗江后即向五里牌前进,经二昼夜之急行军,沿桃林径向五里牌,其他各营则由新市河上游渡过新墙河,经桃林向五里牌跟进。
六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时左右本营到达五里牌车站,此时获知岳州方面之张军,正回岳州准备乘车北撤,先头第一列火车已自岳州开出。
我立即令各连沿车站两侧之堤基埋伏,机枪排占领阵地,准备扫射敌军列车,同时将车站附近之铁轨紧急破坏。一切部署妥当后,遥见车烟起处一列火车向北驶来,同时汽笛长鸣,全营官兵均屏息以待。
有顷,轰隆一声,列车出轨倾覆了,我步机枪随即开始射击。约一营以上之敌军,仅少数得向江边嘉鱼方向逃命,其余除死伤外,并为我俘获一百余人,弹药、辎重、枪械几全部为我所获。
此时岳阳方面之敌军与升火待发之后续列车,闻知五里牌出事,改由陆路沿大江南岸向嘉鱼逃窜,张敬尧本人则由岳阳乘船北遁。同日,我军主力收复岳阳,本团其余各营,于当日黄昏以后到达五里牌,即在该地宿营。
翌日拂晓,续向嘉鱼追击,到达嘉鱼时则敌已乘夜渡江北去。至此湖南全境已完全收复,本团即撤回岳阳整理。
本营自民国六年四月中编成以来,装备原即不足,驻防湘南两年,亦未获得补充,此次本营掳获既多,上级特准优先留用,此后本营之战斗力量遂特别充实。
南北之间,自民国六年首由傅良佐督湘引起的护法战争,最后至驱逐张敬尧止,暂告结束。
湖南当局本倾向于广州的护法政府,惟鉴于当时广州的护法政府,由于内部彼此不断倾轧,早已名存而实亡,尤惩于湖南居南北之冲,一有兵争即首蒙其祸,故湘省政府乘全省底定,而南北两方皆自顾不暇之际,于是年七月二十三日通电全国,宣布自治,聘请专家多人,制定省宪,废除督军,改用民选省长,建成一个中立姿态的省份,避免卷入南北内战漩涡。
其时,吴佩孚自五月底撤军北上后,于七月中即与皖系发生冲突,造成直皖战争;陆荣廷与陈炯明亦于八月间终以兵戎相见。
而此后数年内武力干政之风益炽,南北两方内部大小战斗层出不穷。湖南虽宣称自治企图闭关自守,但实际上,无论外部内部觊视者均大有人在,此盖当时纲纪败坏,始作俑者,既未加以应得之惩罚,野心份子遂群起效尤也。
是年十月,湘西有王正雅为人仇杀;因该部原是土匪收编,其残部遂由贺龙率领,四出滋扰,慈利、澧县、石门、桑植等县为之骚然。辰沅镇守使蔡巨猷无力清剿,省方遂命本团自岳阳开赴常德,会同剿办。
本营奉命先期出发,由岳阳乘船渡湖而西。全营以数十民船,分为五组,每组各以汽轮一艘拖带。时正秋高气爽,湖光似镜,碧波万顷,遥望君山,如鼋鼍浮江,不禁兴思古之幽情。
入夜,明月悬空,水天一色,繁星渔火相映成趣。自维旅湘数载,战役频仍,难得良夜如斯,一清尘虑;遂与营中部属效古人之扁舟一叶,放乎中流,临风把酌,谈笑无忌。
翌日即抵常德。湘西王正雅残部股匪,经我团会合蔡巨猷部分路围剿;本团由石门慈利大庸桑植方面进剿。不久悉予剿平,仅少数残余份子向鄂西逃窜,本团乃集中常德附近整训。
此时适程潜旧部李仲麟阴谋驱谭拥程,在长沙发动兵变被诛之后,谭公不安于位,引退赴沪,由赵师长恒惕代理湘军总司令。
不久,湘军又行整编,由本旅旅长宋鹤庚升任第一师师长,鲁涤平任第二师师长,贺耀祖任第一旅旅长,唐生智任第二旅旅长,张辉瓒任第三旅旅长,刘硎为第四旅旅长,叶开鑫为独立旅旅长。
第二旅改编时,以刘兴为第三团团长,我为第六团团长,何键为骑兵团团长,统归第二旅指挥。
本团整编后以张国威任第一营营长,熊震任第二营营长,张元违任第三营营长。
此次改编除了汰除腐化分子,遴选能力坚强者外,主要干部尤在选择经验丰富及学术优秀者。我以广西人而能膺选团长,亦异数也;可能是因我平时为人忠实,练兵作战不顾艰危使然。
谭公引退后,湖南创立自治,宣布废除督军,民选省长,故除总司令一职归赵公担任外,省长一职则由省议会另举林支宇担任,实行军民分治。此后湖南政局,粗告安定,民政、财政,亦逐步恢复正轨,并于民国十年初着手制定省宪。
当时国内若干名流学者,目睹自鼎革以来,干戈扰攘不可终日,无非争权夺利,扩充地盘,视人民如刍狗,以是对湖南所倡自治之说,不乏推许响应之声,尔后更有若干省份,欲相继仿行,遂发展成为轰动一时的联省自治运动。
民国十年七月,湖北党人李书城、吴醒汉、蒋作宾、孔庚等,响应联省自治,先后来湘商讨湘鄂联省自治问题,并要求湖南出兵援助湖北,驱逐督军王占元。湘鄂两省本有唇齿之谊,而湖南又倡导自治于前,故势非援助不可。
于是,推举赵恒惕为湘鄂联军总司令,以驻湘鄂军夏斗寅部为先锋,并动员湘军一、二两师出兵援鄂。
主力湘军第一师及第二师之一部,于七月下旬向岳阳以东集中,准备沿武岳路向北攻击,另一部则经通城、通山前进,合攻武昌。
本旅奉令后,由常德出发,经洞庭湖,于荣家湾附近登陆。
当时王占元所指挥孙传芳的一个师,驻守赵李桥附近,筑有坚固工事。我军于七月二十九日开始攻击,本旅配属第二师的五、六两团及炮兵一营,统归我指挥,在铁路以北担任主攻。
七月二十八日黄昏前,我亲自对敌阵地详加侦察判断敌主力即在赵李桥铁道附近其右翼有连亘之高地直达江岸,无法迂回,遂决心从正面攻击。
入夜后以三个步兵团,展开于敌阵地前方,利用夜暗,依次秘密推进至敌阵地直前之山脚下,规定于翌日拂晓,以我炮兵之第二发炮声为号,全线同时攀登敌据守之高地,一鼓作气,突入敌阵与敌肉搏;预备队紧随第一线团之后跟进,准备支持第一线各部队。
部署完毕之后,我于拂晓前到达炮兵阵地,亲自指示炮兵的射击。
天甫微明,我即令炮兵开始发射。不料我炮兵射击第一发之后,敌炮立即还击,且有一发敌弹竟命中我第一炮的炮位,炮手及排长均为破片所伤。
我当时本来也在第一炮的炮位近旁,恰巧在下达射击口令时因后退两步一不小心跌落壕沟内,故敌弹破片都从我头上飞过,幸未受伤。
我立即令第二炮发射;全线官兵,随即向敌阵发起冲锋,枪声喊杀声及炮声在微曦中汇成一片,真是山鸣谷应。
敌人在我猛烈的冲杀下,以死伤重大,全线动摇;即行溃退;我各部队立即猛烈追击。敌溃退时,孙传芳虽在阵地后方督队反攻,亦未能挽回颓势,遂向蒲圻、咸宁方面撤退。
此战我军虽获全胜,本身亦损伤甚大,仅我所属的第八团,即死伤连长三员、排长六员;士兵伤亡在十分之二以上,元气大伤,幸预备人员充足,立即获得补充。
赵李桥一战获胜后,我军跟踪追击,于八月初,连克茶围铺、蒲圻等地直达汀泗桥,与王占元军对峙于汀泗桥两岸。
同时湘鄂联军之左翼亦连陷沔阳、嘉鱼;右翼亦克崇宁、通山,武汉为之大震。
于是北洋政府下令免王占元职,改任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率军南下援鄂,大军随之源源南下。
我部队以赵李桥之役损伤过大,在汀泗桥之线受阻约近一周,未能一鼓作气攻下武昌,湖北自治至此顿成泡影。
八月十二日吴佩孚抵武汉后,一面扬言和平解决,要求双方停战,一面部署军队准备作战。
八月十九日吴佩孚军与我大战于汀泗桥等处,另以海军掩护陆战队进攻岳阳,我以后方空虚顿感危殆,遂放弃对武昌之攻击,转向湘北转进,而岳阳亦旋于八月廿七日为敌海军陆战队所攻陷。
吴佩孚占据岳阳后,知湘军无力再战,且因其方有事于北方,不愿以兵力陷于湖南,遂再度表示和平诚意,约请赵总司令恒惕赴岳阳会晤,商谈双方善后方案。
赵总司令亦遂毅然赴岳与吴面商,于九月一日双方达成停战协议,援鄂之战遂告结束。
此后湘军陆续撤返原防,鄂军夏斗寅部仍退回湖南归赵指挥。
吴部北军亦以一部暂驻岳阳,以防湘军之再度北进。此部北军直至民国十四年一月始行撤去。
更新时间:2026-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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