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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牺牲前写下不到200字的遗书，儿子21年后才知道：自己的母亲就是赵一曼。

1936年8月2日，开往刑场的火车上，31岁的赵一曼向日本宪兵要来纸和笔，她写下的第一句话，是：“宁儿……”

这是赵一曼留给儿子的最后一封信。

写信的时候，她已经知道，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那个孩子了。而21年后，陈掖贤才知道，自己的母亲，就是那个在东北抗日战场上牺牲的英雄——赵一曼。

1929年，赵一曼在宜昌生下儿子陈掖贤，乳名“宁儿”。

那时的她，也曾想过陪孩子长大。

可在那个年代，有些选择，一旦做出，就意味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赵一曼被派往东北开展抗日斗争。

临行前，她带着年幼的宁儿去照相馆，留下了一张母子合影。

这是他们一生唯一的一张照片。

照片里的母亲和孩子，都不知道，这一次分别，会成为永别。

从富家女孩，到东北抗日战场上的女政委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她出生于1905年四川宜宾的一个富裕家庭。但从小，她就不是一个愿意接受安排的人。10岁时，家里要给她缠足，她直接拿起剪刀割破缠足布，扔掉了小脚鞋。那个年代，一个女孩敢这样反抗，并不容易。

1926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成为第一批女学员。

后来，她又远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从四川富家女孩到黄埔女学员，再到莫斯科留学生，以她当时的家庭条件和所受教育，她原本可以拥有一条相对安稳的人生道路。但九一八事变后，她去了东北，从此把自己的人生交给了抗日斗争。

来到东北后，为了开展隐蔽斗争，她开始使用“赵一曼”这个化名。这个名字后来传遍东北，却也让她的儿子多年不知道，照片里的母亲究竟是谁。

她在哈尔滨从事地下工作，曾参与组织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后来，她来到珠河地区，参与建立抗日武装力量，并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

战场上的赵一曼，常常骑着白马、挎着枪，带领战士冲锋，在日伪军的传闻里，她是“手持双枪、红装白马”的女政委。在侯林乡战斗中，三军三团被数百名日伪军包围，她带领游击队从敌后突击，最终打破包围。那个时候，她就已经成了敌人眼中的“危险人物”。

酷刑之下，她始终没有开口

1935年11月，赵一曼在珠河左撇子沟战斗中身负重伤，被战友转移到农户家养伤，后因行踪暴露，被敌人包围逮捕。

被捕后，日本侵略者试图从她口中获取抗日组织的信息，于是对她施以酷刑，电刑、烙铁、辣椒水、老虎凳……

但赵一曼始终没有透露任何信息。面对敌人的审讯，她只说了一句话：“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她也没有向敌人低头。

后来，赵一曼被送往哈尔滨市立医院监视治疗。在那里，她并没有放弃寻找逃生机

会。负责照顾她的护士韩勇义，以及看守董宪勋，都被她的人格和信念打动。

1936年6月28日，在两人的帮助下，赵一曼成功逃出了医院。可惜，由于伤势严重，她很快再次被捕。这一次，她知道，自己可能距离生命的终点已经不远了。

“宁儿，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

1936年8月2日，开往刑场的火车上，赵一曼写下了给儿子的最后一封信。她写道：“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短短不到200字，没有控诉，也没有对死亡的恐惧，只有一个母亲对孩子最后的嘱托：希望宁儿长大后，不要忘记自己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

写完这封信后，赵一曼走向刑场，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31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个夏天。

而这封信，是赵一曼在敌人押解途中写下的。写完后，它并没有送到宁儿手中，而是被日伪方面作为审讯材料保存下来。

更重要的是，赵一曼牺牲时，宁儿只有7岁。那时的他，并不知道母亲在东北从事的抗日斗争，也不知道“赵一曼”只是母亲使用的化名。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对赵一曼烈士事迹的调查和确认，组织和家人才逐渐查明：东北战场上牺牲的“赵一曼”，就是李坤泰。

直到1957年，陈掖贤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看到母亲留下的遗书，才终于知道，那个照片里的女人，那个在信里喊着“宁儿”的母亲，就是抗日英雄赵一曼。

如今，哈尔滨有一曼街，宜宾有赵一曼故居和纪念馆。人们仍然能看到那张珍贵的母子合影，也能读到那封跨越岁月的家书。

那张母子合影，记录着一个母亲和孩子最后的相见。那封不到200字的遗书，则留下了一位母亲、一名战士，在生命最后时刻最想说的话。

“赵一曼”这个名字，曾让敌人闻风而惧。
但对她的儿子来说，这个名字迟到了21年，才真正与母亲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