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考古学家点评，“2025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为什么它们最惊艳

#集头条勋章，记创作时光##发现考古#

2026年4月28～29日，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 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举行。

29 日上午，经评委投票正式结果出炉：

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

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

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

甘肃庆阳南佐遗址

山西昔阳钟村遗址

河南郑州商城遗址

陕西富平长春遗址

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

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

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

此后，四位专家进行了现场点评与媒体问答。担任点评的四位学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巍，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院长霍巍。

他们介绍了本年度入选的项目带来的突破性新认识及背后呈现的新趋势，涉及文明探源及边疆考古等热门话题。

以下内容为专家点评和记者提问环节的线上直播的实录文字内容（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对内容进行了编辑）。

01

专家点评

一、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

陈星灿点评：

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是东北亚旧石器考古领域的重大学术突破。

考古证明，长白山并非古人类零星途经地带，而是存在长期稳定、高密度的人类活动。围绕天池形成类型多样、年代序列完整的大型遗址群，覆盖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期到新旧时期过渡阶段。本次工作构建起距今约22万年至1.3万年连续完整的文化序列。

桦甸寿山仙人洞遗址将区域古人类活动上限推早至约22万年前，是目前已知长白山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存。和龙大洞遗址揭示出高分辨率地层和三期文化遗存，在距今2.8万年前后出现的石叶、细石叶与局部磨制石器，是东北亚新石器技术重要的起源地。和龙吉地遗址出土巨型黑曜石石叶石核，展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叶技术巅峰水平。抚松枫林遗址为古人类适应高纬度极端环境提供了重要实证。

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考古发现国内罕见且独有的黑曜石石器工业体系，明确了古人类对优质石料的专业化开采、标准化生产和精细化利用。原料覆盖证实长白山黑曜石实现了跨区域双向流通，形成覆盖中国东北、俄罗斯远东、朝鲜半岛的资源流通和文化交流网络，填补了东北亚史前文化交流的缺环。遗址区地处末次冰期气候巨变地带，完整记录了古人类技术演进、环境适应和文化交流的里程，为解析东北亚早期现代人类在环境转型中的迁徙、扩散和生态适应模式，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二、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

陈星灿点评：

裴李岗遗址是裴李岗文化的命名地，也是“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一。遗址位于嵩山东麓丘陵平原过渡区，是探索新旧过渡时代的重要区域。

2018年以来开展的新一轮发掘取得了多项重要突破，发现堆积深厚连续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年代约距今3.6万至1.4万年，可分为三个阶段。发现的石器加工厂及中原地区最早的鸵鸟蛋壳加工厂，经历了从小石片向细石器工艺过渡的全过程。

裴李岗时期，聚落结构逐渐明晰。这是当下对裴李岗文化研究了解最深入的一个遗址生活区，揭露多组以房址、灰坑和陶窑为基本组合的生活单元。墓葬区揭露更加完整。新发现南部墓葬区，墓葬区内成组打破关系，总体葬式较一致，部分墓葬随葬品丰富。遗址内部至少存在两级社会组织，形成了较固定的葬俗，内部存在明显分工和分化，显示社会初步复杂化。特殊多室建筑集中出土较多陶塑，多件人面陶塑属中原地区首次发现，发现最早的人面獠牙形象填补中原地区人面獠形象空白，最早红烧土房屋建筑遗迹是仰韶红烧土房屋建筑的源头。发现最早的小口尖底瓶确认了最早以尖底瓶进行酿酒实践的证据。发现北方地区最早的红麴霉酿酒技术，以酒器随葬在裴李岗文化时期形成固定葬俗，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揭露出稻作农业传播的文化动因。旧石器晚期发现纤维加工，裴李岗时期进一步发展出成套工具组合及多种染色技术，结合牙齿磨损特殊，正是裴李岗时期纺织业的进一步专业化。

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研究，呈现了一种更加立体和全面的古代生活图景，揭示出从采集、狩猎到定居农业的连续画卷，深化了学界对现代人起源和扩散、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早期社会农业起源和扩散、社会复杂化进程及先民精神信仰的认知，巩固了以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裴李岗文化在中原文明中的奠基地位，为探索中华文明根脉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实证。

三、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

赵辉点评：

郑家沟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西南塔儿村乡。遗址地处一个相对高度100米左右的高地上，海拔1014.6米。在郑家沟村周围3平方公里范围内，共发现了7个地点，9座积石冢。2022年至2025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宣化区文物管理所，对这9座积石冢的编号第1号积石冢进行了发掘。

1号积石冢冢体平面大约呈一个梯形，最长边残存51米，最宽的边43米，总面积1448平方米。冢内堆积分了四层，冢体则由3级土台构成，那么每一级外围均有石块平砌成的石护墙。中心区域的这个冢大约成一个圆形。

在1号冢内发现了几层埋葬的墓葬，最中心有一个中心大墓。实际上，考古发现1号冢的构造是围绕着中心大墓，随着时间一级一级展开。在这个冢上边还发现了各种祭祀遗迹，其中最大的一片位于冢的东南，共计198处。冢内经过发掘出土的陶器、玉器、石器、蚌器等各种器物600余件套。测年结果显示，该冢距今年代5300年～4800年，一共500年的时间。这个年代它的早期和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晚期有些重叠，它的大部分时间是晚于辽西红山文化的。

这是首次在远离红山文化核心区域以外的发现，不仅延长了红山文化的时间轴线，扩大了学术界这个红山文化分布范围的原有认识。近年，在豫西北地区，除了郑家沟这几个石冢的发现以外，其实经过考古调查，在附近地区总计发现了200多处这样的积石冢。这个规模超过了已知的红山文化牛河梁这一个区域积石冢的数量。这样使得河北北部从红山文化的边缘地区转变为红山文化晚期的重要分布区，甚至是区域中心。这突破了以往学界认知，同时也为研究红山文化重心的转移、人群的迁徙、社会结构、丧葬习俗的变化等一系列重要学术问题，提供了一批崭新的资料，是理解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支撑。

四、甘肃庆阳南佐遗址

赵辉点评：

南佐遗址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后官寨镇南佐村，坐落于泾河一级支流蒲河左岸的董志塬西部。经过连续五年的考古工作，确定遗址总面积约600万平方米，它的主体区约230万平方米，核心区的面积30万平方米。聚落以F1为代表的大型夯土院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多圈层结构的超大型聚落。

在遗址的核心区发现了迄今所见北方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布局最严整、保存最好的高等级夯土建筑群。在核心区的中央偏北的部分，发现了一座面积达1万平方米的大型高等级夯土院落。整个院落内部最重要的是位于院落中心的编号为F1的大型宫殿，它的建筑面积824平方米，有宽厚的夯土墙，室内面积600多平方米。非常大。这是5000年前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宫殿式建筑。在核心区的西部，也就是F1所在院落的西南方向，发现了一座以F21为中心的东西向院落。F21的面积虽然比刚才说到的F1略小，那也是非常大了，达到了630㎡。

此外，核心区外围有9座夯土台。其中，对西三号夯土台进行了考古发掘，土台的面积达1700平方米。这样的话，核心区的夯土建筑群体现出了以F1为中轴的布局特征，这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最为清晰的都邑聚落中轴线。

核心区外围为主体区，分布着多个集中连片分布的居址，对核心区外围东、北、西3个地点进行了重点发掘，揭露出3座窑洞式的院落，这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单体结构最为完整的窑洞式院落。有点像我们现在在这些地方见到的这个地坑院儿。

南佐遗址代表了仰韶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应该是黄土高原距今5000年前后的一处都邑性聚落，它的发现改变了学术界对黄土高原和黄河流域文明进程的认知，是5000年中华文明史的重要实证。

五、山西昔阳钟村遗址

王巍点评：

钟村遗址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地处太行山西麓山地，该遗址为5座夏代晚期高等级贵族墓葬。这个发现填补了该地区夏代高级墓葬的考古空白，取得了以下重要突破。

发现了夏时期规模最大的墓葬。已发现的大中型墓葬面积达到了17~46㎡，规模远远大于迄今发现的中原地区同时期的贵族墓葬。

揭示了本地区的贵族墓葬的复杂葬仪，明晰了其礼制的深远影响。近方形的墓室、多重棺椁、半剖圆木的葬具、身体涂抹朱砂、头覆盖扇贝等习俗，显示出本地区的丧葬礼仪的复杂性。

本地区以觚、爵、斝为中心的酒器组合，对下七垣文化及夏王朝的礼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揭示了夏时期多元的文化交流。

钟村遗址发现的绿松石牌式、漆器、朱砂等各类奢侈品多产自中原或南方地区，显示出当时存在着发达的跨区域资源贸易网络。

区域系统调查厘清了太行山西麓地区夏时期的文化面貌，确定该区域在夏时期属于东太堡文化范围，钟村墓地应该是这一文化的高等级贵族墓地。

钟村遗址的贵族墓葬显示了夏时期周边地区的文明发展程度。该遗址的发现为衡量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的文明发达程度提供了重要参照。

5件钟村文物正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二层“夏时期的中国”展览展出，这也是钟村文物的首次公开展出。

六、河南郑州商城遗址

王巍点评：

郑州商城遗址去年迎来了发现70周年。它是早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遗址，是研究早期国家发展都城制度与社会治理体系的关键支点。

2025年度考古工作聚焦长期薄弱的内城南部区域，完成了万亿平方米的大规模发掘，取得了多项突破性成果，显著更新了对郑州商城布局结构、功能区划与文化内涵的学术认识。

本次发掘首次揭露出两处大型仓储基址群，明确内城西南部为早商时期持续使用的府库功能区，为研究物资储备体系提供了关键实证。

首次发现了互联互通的大型城市水网，由自然河道与人工沟渠构成，配套石砌的挡水设施，兼具给水、排水与功能区划的功能，并确认东城墙城门位置，实证成熟的都城水利规划理念。

在内城东南部首次发现了冶铜和铸铜以及制骨等手工业遗存，突破了手工业仅仅分布于内城之外的传统认知。正是内城存在冶铸一体的青铜生产模式，为研究郑州商城的布局提供了全新的材料。

科技分析表明郑州商城的铜矿资源来源于赣北地区（江西北部），并将硫化铜矿开发利用的技术开始年代提早到早商时期，揭示出跨区域资源调配与国家控制能力。新发现的多处高规格祭祀遗存，形成封闭式祭祀院落体系，并于迄今发现的同期窖藏遗存存在密切关联，丰富了早商礼制和祭祀制度研究的材料。内城南部新发现的高规格文物出土多材质复合工艺精品，体现了都城级高端手工业的高超水平。

这批新发现从仓储、水利、手工业、祭祀等多重维度，完整呈现郑州商城规划有序，功能完备的都城格局，充分印证其作为早商国家权力中心与文化核心的重要地位，相关成果填补多项学术空白，推进夏商文明研究，为阐释中国早期国家发展高峰提供了实践证据。

七、陕西富平长春遗址

王巍点评：

陕西富平长春遗址是西周王畿地区新发现的一处大型采邑聚落，填补了长期以来关中东部地区西周采邑考古的空白。

该遗址是丰镐和洛邑两地之间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西周遗址，遗址内的大型墓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探明墓葬数量3150余座，大、中、小墓共存，大墓居高而上，分南北两区，墓区四边极其规整，其规模之大、边界之整齐，在以往西周墓地中罕见。

通过多地点发掘显示，墓地是一处从西周中期延续到晚期，以周系人群为主体的大型公共墓地，并反映出基于血缘关系的等级化社会形态。和墓地相对应的居址规模达200万平方米，特别是发现了由3横4纵7条大型人工沟渠构成的规整水网，将居址划分为多宫格式聚落布局。这在西周聚落考古当中是首次发现。

通过发掘确认了其中一个单元格区域是手工业作坊，其中集中分布有大型制陶作坊、角镞作坊、铸铜遗存和储粮设施，年代同为西周中期至晚期。根据作坊内的墓葬、房址、灰坑围绕生产设施聚集的组合关系，推测可能存在官营手工业体系下的家户式生产模式。这深化了我们对西周手工业生产组织模式的认识。

该流域系统调查，长春遗址是西周中晚期石川河流域约40处聚落中唯一的中心性聚落，是扼守王畿北部、链接黄土高原的重要通道，体现了加强区域治理，拱卫丰镐王都的战略需要。总之，富平长春遗址这一精心规划功能完整的贵族采邑以及聚落层级清晰的石川河流域的西周聚落，为我们理解西周王朝的国家形态与政治结构，提供了一份极其重要的关中东部样本。

八、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

霍巍点评：

琅琊台遗址位于今天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从那个地方观海很近。从2019年到2025年，山东省的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青岛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持续不断的开展考古发掘，累计发掘面积已经到了5500平方米。

这个遗址取得的重大成果就是首次确认了遗址是由山顶的高台建筑、山下的院落组成的一个大型的国家工程。山顶的高台，有房间、天井、门址、步道、道路以及完整的排水、蓄水设施。山下的院落，由沿中轴对称布局的一个长方形的院落组成。山顶和山下建筑同时营建和使用，中间有道路加以连接。

从遗址年代上看，它的初始年代可能要早到战国。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发现了大量的跟秦代有关联的一些出土物，比方说大半圆形的夔文形瓦当，还有龙纹的空心砖，这些在高等级建筑上使用的构件。这些发现证明了此地就是文献记载的秦始皇筑琅琊台，跟它有关联的一处重要的遗址。这个发现揭示了早期琅琊历史的重要线索，而且让我们去理解秦皇汉武时期的东巡这样的历史叙事。因为这个遗址的性质就是一个国家祭祀的场所，所以它是以实物遗存集中展现了我们统一多民族王朝形成以后，秦汉时期，我们中国海洋意识的觉醒、海洋战略的发展都是一个重要的体现。

在遗址中还首次发现了山东地区时代非常明确的秦代的窑址，发现了10座陶窑，出土了大量这个秦代建筑构件，这为遗址的断代分期提供了准确的依据。这也充分体现出秦代中央集权体制下资源调配，标准化生产制度的设计。这处遗址对我们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机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证。

九、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

霍巍点评：

这个遗址位于浙江省绍兴市的越城区。在国家文物局批准下，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的紧急的配合基本建设的抢救，所以成绩是来之不易的。总发掘面积7600㎡，发现的遗迹遗物众多。那么，这个遗址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加以认识。

第一，绍兴作为越国的都城、汉六朝会稽郡的郡制，过去仅见于文献记载，缺乏考古的实证。那么，此次发掘首次在绍兴古城内系统的揭示了越国都城的宫台建筑、城墙遗迹、祭祀场所以及汉六朝会稽郡的郡治的官署建筑、官营作坊这样一些核心功能，将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两相印证，重构了越国都城和会稽郡的郡治格局。

其中，特别要向大家介绍的是发现的大型祭台、祭祀坑、祭祀沟，大型祭祀遗存是首次揭露的越国的国家祭祀体系。另外在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发现了大批的文字材料，这些文字材料，从昨天汇报的情况看，它可能至少包括两个大的方面：第一个大的方面呢，是郡县的官方文书，我们材料里面讲了，有包括户籍、账簿等跟法律行政有关系的一部分文书，还有一部分是历谱书信。所以呢，就他的整个文字发现的这些反映了这个时期，我们重要的一些。历史遗存。对研究汉六朝时期会稽郡的行政管理、社会治理，还有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提供了第一手的官方档案。

这个遗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就在于它是东周和六朝时期采用的地下木构基础与地上台基相结合而成的营造方式。这种营造方式，在我们中国南方地区首次发现，非常重要。他见证了我们从越到汉六朝这个时期城市功能的不断延续，而且行政和城市发展共同为我们研究中国多民族统一过程当中地方治理的体系提供了重要。

最后一点呢，这个城市，它的文化堆积非常深厚，从马家浜文化距今约6000年。到越国、汉六朝，唐宋元明清，有一整套完整的地层叠压关系。我们讲，中华文明连续性，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样本。

十、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

霍巍点评：

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遗址，深藏于贺兰山的东部深谷腹地，占地大约4万平方米，是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北地区精细白瓷的一个烧造遗址。

遗址当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出土有“官”字款的匣钵。大家知道西夏陵已经成功申遗了，西夏陵出土的精细白瓷很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烧造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这就是一处西夏的皇家御用的窑厂。时代呢？是始于西夏早期，延续到西夏灭亡，贯穿了西夏王朝的全过程。

最重要的在于它有自己在瓷窑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有4个方面，我就不一一讲。其中，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最早、最完整的烧煤的瓷窑炉栅遗迹发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其他还包括陶土的配置、匣钵的利用方法等，所有这些都填补了中国陶瓷史在西北地区一个相关的技术空白，为我们西北地区的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样本。

宋辽金西夏时期是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西夏非常善于吸纳中原文化的因素。我们通过昨天的答辩、专家们的评审可以看到苏峪口窑址的技术体系跟同时期的定窑甚至更遥远的湖田窑之间可能都有过文化交流和联系，甚至不排除有一些工匠和技术是直接由中原地区输入的。这为西夏融入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在陶瓷生产这个方面提供了证据，是这些年非常重要的新进展。

它的瓷器产品全部是用于皇家。通过这个遗址的发现，包括在西夏时期宋夏之间茶马互市的背景下，为西夏跟中原北方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在技术体系上的共享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

02

媒体问答

一、《中国日报》记者：从这次十大评选来看，中国去年的考古发现呈现出怎样的趋势和特点？

王巍回答：

在去年的这些考古发现，从入围和入选的项目来看，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旧时器时代入围项目比较多。我们看一下，我们号称有四项半，因为除了那四项之外，裴李岗也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部分重要发现。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旧石器时代，就是人类起源和现代人起源这样一个重大的、在国际上非常热点的问题，越来越受到我们国内学者的重视。特别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与现代人起源密切相关。所以，各地持续发力，我们也看到我们旧石器时代的考古人才不断在增加，原来也就十几个人，但是现在号称有100多位学者专门做旧石器时代考古。

第二，这个文明起源研究持续发力，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和考古中国若干项目的支撑下，可以看到有很多跟文明起源相关的重要发现，比如说南佐，刚才赵辉先生做了很好的点评，规模巨大，600万平方米的范围，主体的建筑30万平方米，我也算了算，600万什么概念呢？相当于8个明清故宫的面积。这个30万平方米什么概念呢？对比天安门广场是44万，而这个主体部分是30万，所以规模巨大，所反映的社会分化完全改写了我们对黄河流域文明化进程当中最关键的5000年前后的认识。

还有像郑家沟，刚才也做了很好的点评，红山文化的晚期，原来在河北地区有这么发达的一个体系。

还有一个，都城考古始终是我们的重点之一。以郑州商城为代表，这原来面积很大的压在现代城市之下，我们通过多学科的结合，见缝插针，有一个完整的理念，然后及时抓住一些机会来做考古。所以我们取得了对它几大方面的新认识，包括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水利网、祭祀区等，改写了我们的认识，这是一个很好的典型。

还有手工业技术的发展，包括刚才霍巍教授评价的宁夏窑址，其实还有很多各个时期的手工业，从早到晚。我们在这个方面，除了技术之外，研究它的生产组织，研究技术所看到的相互之间的交流。

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各区域之间的交流，文化的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当中，很多发现都可以为这样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丰富的材料。

再有就是大家可以看出，多学科结合，每一个都是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原来我们说都是史前、夏商周，现在各个历史时期把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成为我们现代考古非常显著的一个特征。而且我觉得我们的国家的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的应用可以跟世界发达国家比肩，我们有丰富的土壤，这些技术手段应用在欧美国家是一回事，应用在我们这儿它获得的信息量要大得多，因为我们是一个5000年文明持续不断的扩大，所以确实能够整体体现出非常好的态势，我们说中国考古进入一个黄金时代，这个确实我觉得大家都有体会。

二、《新华社》记者：请问本年度人选的项目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有哪些新的启示和意义？

陈星灿回答：

中国文明起源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从考古学上来探讨中国文明起源跟其他地区探讨文明起源一样，都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从中华明探源工程开始以来，我们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一般认为中国文明有5000多年，就是从考古学上来说的。那过去我们会把从5800年到5300年这样一段儿，当成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个起始阶段，因为这个时候呢，出现了初级的社会分化。在5300年到4300年这个阶段，古国的第二个阶段，这个社会继续分化，然后早期国家开始形成。

今天入选的两个项目，跟中国文明起源都密切相关。我当然说的是起源阶段，不是说最后这个跟夏商同时的这一阶段。主要就是宣化郑家沟遗址和庆阳南佐遗址。

宣化郑家沟遗址处在5300年到4800年这样一个阶段。过去我们对宣化地区、张家口地区完全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遗存，那么这个发现就让我们第一次认识到红山文化向西南地区的一个扩散。而且这个遗址发现，虽然我们只是做了一个遗址，一个积石冢，但是其实这个地方发现了200多处，好像最近的统计是280多处积石冢。它的规模非常巨大，等级也非常高。我们看到一次葬和二次葬混合在一起，显示出复杂的一个埋葬制度，复杂的祭祀制度，也有成组的玉礼器。这显示在五千年前后，张家口地区已经迈入文明化进程的轨道，也证实了中国5000年文明史的判断。

当然，南佐遗址就更是这样。因为过去我们在黄河上游和黄河中游接壤这个地方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很少发现这样的一个遗址。南佐遗址更新了我们对泾河上游，也就是黄河中游偏上，陇山东部的这个地区的文明起源的认识。这个发现刚才王巍先生提到了600万平方米，整个区域比二里头还大，比陶寺也大，比石峁也大。而且它的年代也靠前，从5100年~4700年这样一个阶段，刚好处在5000年前后。这是我们文明跃升的一个重要阶段。所以，南佐遗址的发现，也更新了我们对这个地区文明起源的认识，同时，也证实了中国文明5000年起源这样一个事实判断。

三、《封面新闻》记者：我们注意到今年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项目中有多个来自边疆地区，能够结合这几个项目介绍一下近年来我国边疆考古所取得的成果，对于研究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有怎样的作用？

霍巍回答：

谢谢这位先生提问。近些年来，可能大家都关注到在我们中国考古总体发展趋势上，边疆考古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因为我们今天去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考古学提供了大量的证据。今年有好几个项目入围，比方说新疆的温泉呼斯塔遗址、新疆吐鲁番巴达木东墓群，还有已经经过终评入围的宁夏贺兰苏峪口窑址，都可以是我们边疆考古的代表。这几项呢，有的没有入围，只进入了终评，但是它的价值和意义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我这里举一个没有入围的例子，那就是新疆吐鲁番巴达木东墓群。

这个墓地非常重要，这是唐代在整个西州时期设立的官方治理体系当中具体执行者，就是这些官员的墓葬。这里发现的9座唐墓，有两种不同民族身份的高等级唐代官员，一部分可能他的民族身份、民族背景是汉族，一部分是其他民族的，昨天的汇报已经讲到从葬俗、埋葬的器物上看，他或许是粟特人。但是都是朝廷命官。也就是说，这些不同民族的高级管理者。州唐代西州治理的过程当中，为祖国边疆稳定，为祖国统一做出了贡献之后，埋葬在一个地方。所以我说像这样的例子非常重要。

据我所知，这个项目是非常具有竞争力，这一次因为名额所限，没有能够最后最终入选，其中出土的一套葬具，可以说融汇了远到东罗马，东弗林的一套瑞兽系统为特征的彩绘，采用的棺床，那么，中原的屏风也在这个墓葬当中可以看到。所以从若干细节展示了唐代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当中，不仅中外文化交流，而且我们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文化层面上的交流都非常丰富。

所以中国的边疆考古提供了大量实证，对于我们真正去践行五个认同，我们的疆域，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精神是怎么样形成的。考古学提供了可以说无可替代的非常宝贵的资料。所以刚才这位朋友的提问，我觉得，在我们国家文物局统一部署下，在各地党政机关，他们的支持和强有力的保障下，边疆考古在中国，我们可以说是今天世界上做得最出彩的一个领域，希望大家将来更多的关注中国边疆考古的进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