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113）上海:老板毒杀奇案（一）

1950年1月3日，上海。

这天上午艳阳当空，午后却是阴云罩头。外滩那口著名的海关大钟敲响六下时，又下起了蒙蒙细雨，如丝如缕地把数十米以外的景物都包上了一层朦胧的外壳。

此情此景，使得位于外滩附近四川路上的“江南春饭馆”老板阮绍轩颇为郁闷：

这种又寒冷又潮湿的天气，谁还有兴致下馆子。

不过，饭馆还得照常做一应准备，店堂里灯火通明，厨房里灶上厨师、灶下杂役一一到位，不烧菜肴也得把锅碗瓢盆整出一首交响曲来，使路人以为里面那班弟兄折腾得正红火，立马就会摆出一桌桌酒席。

饶是如此，六点过后还是没有一个主顾登门，缩在厨房旁边那个三平方米的小间里守着收音机听苏州评弹的阮老板再也沉不住气了。

他起身穿过店堂，踱到门口去察看马路上是否有行人。刚到门口，一辆三轮车款款而至。

上海饭馆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这时候，跑堂阿多早已迎上前去，对着车上那个正在付车钱的主顾点头哈腰，一迭声说着迎客套话，把那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子引入店堂，领至里侧角落那副双人座头，奉上茶水，送上菜单，并照客人的吩咐，放上了一套餐具。

事后知道，这个客人名叫柳承方，是北站区天目中路“立通机器制造厂”的老板。

柳承方落座后，点了爆鱼、虾仁跑蛋、油豆腐粉丝暖锅、加饭黄酒一斤，吩咐酒要热得烫一些，加两片生姜。

跑堂阿多用一连串抑扬顿挫、疾缓有致的吆喝，向厨房报送客人点的菜肴，转身见有两个女食客在门口探头探脑，快步过去热情招呼，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硬是把那两位原本犹豫不决的女子，迎进店堂，安置于一副靠窗口的座头。

这时，柳承方要的爆鱼、虾仁跑蛋和黄酒端了上来，他开始自斟自饮。

阿多正在向两个女食客介绍本店特色菜肴时，另一跑堂阿鑫双手端着柳承方点的那个暖锅，一路像吆喝着菜名从后面厨房里走了出来，嘴里的词儿还没念完，忽然像留声机断电，戛然而止。

阿多情知有异，转身一看，柳承方竟然已经歪倒在座位上！

店堂里顿时大乱，那两个女顾客见此情形，哪里还有吃饭的兴致，嘴里嘀咕着“倒霉”出门而去。

两个跑堂阿多、阿鑫和阮老板也顾不上跑了生意，过来围着柳承方一迭声乱叫。

阮老板经营“江南春”已有三十个年头，还是第一次遭遇这等情况，只道这个客人生了急病，不是心脏病就是脑冲血（当时民间对脑溢血、中风的叫法）。

那时候，社会上没有“科学普及”一说，遇上猝然昏倒的病人，第一要紧的不是送医院，而是先把人弄醒了再说，似乎只要醒过来，这毛病就不会碍事。

阮老板也是这样，当下和两个跑堂一边唤“先生”，一边掐人中，厨师听见店堂里动静不对，也跑了出来，见状便让阿多去端碗冷水过来，含上一口对准柳承方的脸面直喷过去。

可是，他们使尽了手段，柳承方并未苏醒过来，阮老板这时方知不妙，命阿多速去隔壁那家英商洋行借用电话，向附近的公济医院（即后来的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要救护车。

洋行一个曾在公共租界做过巡捕的中国雇员老顾听说情况后，指点阿多：

“这件事好像有些蹊跷，你们最好向公安局报告一下，还应当保护好现场。”

阿多连声道谢，也不返回饭馆向老板请示了，自作主张又给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南京东路派出所打了个电话。

公济医院的救护车铃声“当当”地赶到“江南春饭馆”，一检查，柳承方呼吸、脉搏全无。那时候，医学界尚未推出“脑死亡”概念，医生就直接宣告此人已经死亡。

阮老板问急诊医生:

这个客人是患什么毛病死亡的，回头他也好对找上门来的家属有个交代。

那个医生说:

这就吃不准了，除非解剖才能知道，不过那是公安局法医干的活儿，我们普通医生未经授权是不能这样做。

阮老板正犯愁的时候，南京东路派出所的两个民警张维道、尤子兴赶到，俩人问了问情况，也觉得柳承方死得蹊跷。

于是，便让阮老板通知饭馆员工都集中到店堂，先把厨房封了，又让把酒菜放到一边桌上说:

这些可能都需要进行化验。

民警的认真态度，提醒了还没有离开现场的医生，看这两个警察的架势，怀疑死者被害身亡！

于是，他的脑子里冒出了一个想法，先前检查死者时，好像闻到其口鼻部位有一股淡淡的杏仁味，难道是服了氰化物。

医生越想越觉得可疑，悄悄对张维道、尤子兴说了自己的想法，那二位听后不禁一惊：

难道真是一起谋杀案？

医生比刚参加公安工作不过几个月的张维道、尤子兴冷静一些，他说:

即使服食氰化物，不一定就是谋杀，也可能是自杀！

两个民警商量了一下说:

先看看死者身上带了什么东西吧，自杀的话多半是会有遗书。

于是，俩人上前翻查死者的衣服口袋，掏出了一个钱包、一串钥匙、一个厚厚的信封。

检视钱包，内有十万元钞票（旧版人民币，合新版人民币十元。下同）和一张电车月票；

信封封口处象征性地用少许糨糊黏上，一扯就开，里面装着一厚沓钞票，点了一下是三百万元，并无遗书。

阮老板在一旁看到这个结果，一颗心在胸腔里怦怦乱跳，他寻思:

饭馆可能得接受公安局的严查，这几天生意做不成了。

随后，警察张维道留在饭馆现场，尤子兴去隔壁洋行打电话向所里汇报了情况，派出所接到电话随即向黄浦分局报告。

黄浦分局离“江南春饭馆”不远，片刻工夫，有两个刑警骑着自行车赶到。

这二位一个叫韩大雨，一个叫宋其刚，都是破案的内行。韩大雨自1946年在山东老区一参加工作就进了公安局，负责侦查政治和刑事案件，1948年，已是当地县公安局的股长。

本来，他在黄浦分局也应该有个一官半职，只因在老家犯过一点儿生活作风方面的错误，领导把他的股长撸了，作为南下干部充实即将解放的上海的公安队伍，于是来到黄浦分局当了一名普通刑警。

老宋是上海人，已经干了整整十年的旧刑警，上海解放后，被新政权留用。

韩大雨、宋其刚来到现场，听张维道、尤子兴介绍了情况，又问了饭馆阮老板，还跟公济医院那位医生聊了几句，作出决定：

饭馆自阮老板以下包括厨师、跑堂，杂工在内的六人全部去派出所，由韩大雨、张维道逐个讯问，制作笔录；

宋其刚、尤子兴留守现场；

医生出写一份出诊经过后，可以离开；

饭馆这边已经送上桌的酒菜和桌上所有的东西全部封存，以供检验，厨房里的食材和一应调料也作同样处理；

立刻报告刑警队领导，请示从市局调法医对死者进行解剖。

上述工作同时进行，刚才检查死者的钱包时，宋其刚记下了那张电车月票的号码，然后去隔壁洋行打电话给电车公司，告知月票号码，要求查明持有者购买时留下的登记资料。

上海街头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不久，对方回复:

该号码月票持有者名叫柳承方，地址是北站区天目中路“立通机器制造厂”。

接着，宋其刚又把电话打到“立通机器制造厂”，接听电话的是厂长汪蒙，他听对方自报身份说是黄浦分局的刑警，颇觉意外，还有些紧张。

通话中，宋其刚没提柳承方的名字，只说有个情况需要了解一下，贵厂是否有一个体态肥胖、大腹便便的男子，四五十岁，左腮有一块直径一厘米左右、形状不规则的疤痕。

汪蒙一听，脱口而出：

“这是本厂老板柳承方柳先生！”

宋其刚立马说道:

请你立即到四川中路九江路口的“江南春饭馆”，警方有情况需要核实。

然后，宋其刚回到现场，法医已经抵达，正在做解剖前的准备工作。

若是饭馆阮老板在场，他一定会对法医的做法提出异议，因为法医在饭馆没有找到适宜作解剖台的木板，只好就地取材，把几张店堂里的桌子拼在—起作为解剖台。

解剖结果，证实了之前那位公济医院医生的估测:

死者系服食氰化钾中毒身亡。

这时，“立通机器制造厂”厂长汪蒙赶到，经其辨认，确认死者就是该厂老板柳承方。

法医提取饭馆的酒菜、佐料等样品离开，宋其刚和尤子兴就在饭馆店堂内，守着柳承方的遗体向汪蒙了解死者的情况。

柳承方，四十五岁，浦东奉贤县邬家桥人，十四岁时来上海市区谋生，经一位亲戚介绍进入江南制造局当学徒，最初学的是被沪人称为“外国铜匠”的钳工手艺。

当时的制造业分工不像后来那样精细，只有钳工由于工作范围比较宽，分为机修钳工，划线钳工、装配钳工等，柳承方学的是机修钳工，这是钳工中技术含金量最高的一门手艺。

机修钳工需要修理所有机器，修理好后又得调试，待确认性能完全达标方可交付使用，这样一来就会自然而然地掌握其他车工、铣工、刨工、钻工、磨工等工种操作技能。

柳承方生性聪明，动手能力颇强，几年钳工学下来，满师时不但能够熟练掌握机修活儿，对车、铣、刨、钻、磨等机床的操作也能运用自如。

之后，他在江南制造局一口气又干了十年，技艺已经达到了技师水平。这时，有个名叫云中鹤的宁波人找到他，提出合伙创办一家机器制造厂，得到柳承方的赞同。

于是，“立通机器制造厂”就在天目路开张，柳承方占了—半股份。

虽然名唤机器制造厂，其实生产的不过是那种手动的背携式喷雾器。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冷门，市场需求量有限，利润也薄，大厂不屑制作，小作坊又缺乏生产能力，“立通厂”正好钻了这个空子，柳承方于是掘到了第一桶金。

四年后的1936年，国民政府鉴于日本不断侵占中国领土，不但占了东北，还在华北部分地区驻军，开始着手应付极有可能发生的全面侵华战争，制订的计划中有大量定制喷雾器作为战备物资贮存的内容。

于是，“立通厂”就开始生产军用品，由于订单数量巨大，柳承方和云中鹤追加投资，添置设备，扩大生产线

抗战爆发，上海被日军占领后，“立通厂”因生产军用品被没收。不过，日方看中了该厂的产品，指令继续生产，并要柳承方主持。

柳承方拒绝，他说:

为了养家糊口可以留在厂里做工，但是决不担任任何职务。

日方知道柳承方手艺了得，不得不同意。就这样，柳承方在“立通厂”当了八年工人。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鉴于柳承方的表现，未将“立通厂”定为敌产，而是发还给了原主。

那个合伙人云中鹤自上海一开战就举家去了南洋，后来杳无音信，这样，全部资产就划归柳承方的名下。

这时，厂里的设备已经全部由日方换成了日本产品，规模扩大了三倍，能够生产汽车、摩托车、船舶的配件，工人也由原先的五六十人增加到二百多人。

之后，“立通厂”在柳承方手里正常经营，收益不错，上海解放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由于战争和时局等原因，私营工厂经营状况普遍不景气，而且，像“立通厂”这种类型的厂家，还受着原料供应不足的困扰。

当时，私营工厂的老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窘境：

经营不善，还不能倒闭，不能裁员；

好不容易有了订单，弄到了原料，可以好好干一番，却难以放开手脚，因为用电、用煤都是计划分配。

而向银行或者私人借贷的资金却每天都要计算利息。所以，柳承方作为老板，最近一段日子颇不好过，不但每天都有债主上门逼债，还因偷电、逃税被供电、税务部门屡屡传讯，甚至面临着被逮捕判刑的危险。

这一阵儿，柳承方为躲避债主，白天基本不露面，隔两三天才在深更半夜到厂里去一次，跟汪蒙见见面，逗留半个小时，自叹苦境，发发牢骚。

至于生产无须过问，厂里已经停产将近半年，工人不上班，待在家里拿七成薪水。

汪蒙说完，看着一旁柳承方的尸体，连声叹气。这时，黄浦分局局长崔路、刑警队队长刘大贵带着刑警小丁、小金走进了饭馆。

上海街头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宋其刚向崔局长、刘队长汇报了一应情况，崔路跟刘大贵低声商量几句后，令宋其刚和小丁随同汪蒙去“立通厂”查看一下柳承方的办公室。

这时，“江南春饭馆”阮老板以下包括厨师、跑堂、杂工在内的六人随同韩大雨、张维道去了南京东路派出所分别接受调查，逐个做了询问笔录。

韩大雨、张维道未发现他们的陈述中，有什么疑点，其内容互相之间都能得到印证，韩大雨凭经验认为:

柳承方之死应该跟饭馆方面没有关系。

随后，法医对从饭馆带走的酒菜、作料进行化验，未发现含有氰化钾或者其他有毒物质。

不过，由于殡仪馆的车辆迟迟未至，柳承方的尸体还在饭馆店堂里搁着，还不能让阮老板等人返回，韩大雨、张维道就在派出所里跟阮老板他们喝茶闲聊。

宋其刚和小丁两人随同汪蒙抵达“立通厂”后，用柳承方身上的钥匙打开办公室。

这间位于二楼的十七八平方米的屋子收拾得很干净，玻璃窗擦拭得纤尘不染。汪蒙说:

柳先生是个特别讲究洁净的人，原先这屋子由厂里雇用的一个宁波娘姨负责打扫卫生，后来因为经济不景气，娘姨不是正式职工，柳先生为了节省开支，就把她辞掉了。

娘姨离开后，柳承方自己动手打扫，照样弄得清清爽爽。最近一阵儿为躲避债主，经常在晚上才来厂里待一待，一面打扫房间一面说话。

办公室陈设简单，一张写字台一把皮转椅、一张三人沙发和几把折椅，都是旧的，此外就是那口硕大的保险柜，汪蒙告诉警察:

那是日本人留下的。

写字台上有玻璃台板，在宋其刚的印象中，通常玻璃台板下面都是放一些乱七八糟的纸制品，从照片到过期的戏票电影票、饭菜票、邮票，他自己在黄浦分局刑警队办公室的那张写字台也是如此。

可是，柳承方这里却是例外，台板下压的东西算算不少，林总总加起来不下十几样，有电影明星的玉照、主人自己在杭州西湖旅游时拍摄的照片、几张名片、一幅剪纸等，布局得当，整整齐齐。

宋其刚出于谨慎，没揭起玻璃查看这些纸制品，而是把整个玻璃台板拿起来看了看，下面没有压任何东西。

然后，宋其刚让小丁把写字台一侧的那三个未上锁的抽屉拉出来检查，他自己则用柳承方的那串钥匙打开了中间那口锁着的大抽屉，一个印着“立通机器制造厂”落款的牛皮纸信封赫然显现，拿起信封，下面竟然有一支勃朗宁手枪和放在一个小纸盒里的十发子弹！

信封没有封口，里面是一张印有厂名、地址、电话的信笺，上面写着——

我与这世界永别矣！电台、手枪请交公安局，所系责任概由我承担。

柳承方绝笔

一九四九年末

宋其刚问汪蒙：

“这是他的笔迹吗？”

汪蒙看了看信笺，点头道：

“是的……，唔，这上面的话……”

宋其刚说:

“上面写了些什么你就不要管了，更不能跟其他任何人说起！”

汪蒙很识趣，当下一边点头一边说出去抽支烟，然后站到门口警察随时看得见他的那个位置，很显然，他已经意识到柳承方的事儿可能比较复杂，不想卷入其中。

宋其刚把柳承方的遗书给小丁看，这个警龄不过半年的小伙子倒抽了一口冷气:

“看来，这个柳老板还不简单哩！”

宋其刚觉得，自己是留用警察，查查刑事案件还差不多，而眼下又是电台又是勃朗宁手枪，看样子是敌特案件，他不适宜沾边，于是就跟小丁商量:

是不是先给分局打个电话，请示领导往下怎么办？

此时，刑警队队长刘大贵随同分局局长崔路已经返回分局，接到报告后说:

让你俩去“立通厂”是崔局长的命令，你们照常进行下去。

于是，宋其刚开始检查保险柜，他认为:

遗书上面所说的电台肯定在保险柜里。

这口保险柜是日本人留下的，但不是日本产品，而是英国货，看上去已经有些年头，应该是日本人占领上海租界后从洋行里搬来的。

宋其刚看了看，上面装着密码锁。就问汪厂长是否知道密码，汪蒙说不知道。

旁边的小丁说:

要不去找个锁匠来帮忙？

宋其刚答道:

柳承方不是说“电台、手枪请交公安局”吗，可能这保险柜没有上密码锁，我们先试试看。

还真让宋萁刚给说着了，小丁只用钥匙就顺利打开了柜子，里面除了一些账册、合约，真的还有一部电台。

这时，刘大贵奉崔局长之命驱车赶来，看了现场，下令把电台什么的统统拉回来，一张纸片也别落下！再在那间办公室门上贴上封条。

返回黄浦分局，刘大贵、韩大雨、宋其刚、小丁、小金五人忙着把拉来的东西分门别类进行检查。不一会儿，崔路打电话从市局请来的痕迹电讯专家赶到。

痕迹专家当晚得出结论:

手枪、子弹和电台的拍发按键上，均有死者柳承方最近两三天之内留下的指纹。

接着，电讯专家对电台进行鉴定。这是美国威格尔无线电器材公司1947年制造的威格尔1947-Ⅱ型电台。

之前我方获取情报称，这种型号的电台是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潜伏特务配发的通讯电台，上海解放以来所破获的若干起潜伏特务案件中起获的电台大多都是这一型号，从按键表面痕迹判断，该设备最近曾频繁使用。

专家离开后，崔路对刘大贵几个说:

同志们辛苦了，现在已是半夜，大家去食堂吃过夜宵各自休息，今天到此为止。这个案子来头不小，明天是否接着往下进行，得先请示市局。

刘大贵等人一听，马上明白。这个案子查到这一步，谁都可以看出并非刑事案件。

按照侦查案件的分工，可能得由市局政治保卫处直接承办，或者由市局、分局联合组建专案组侦查，已经不是刑警队职责范围内的工作。

次日上午，这个案子交到了市局主管政保的副局长扬帆的案头，扬帆一看材料，大喜：

来得正好！我们正在费神要找这部电台的下落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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