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被秘密处决，徐向前晚年吐露真相：他是个好人

1902年，李特出生在安徽霍邱县白庙乡牛庙村徐家老楼。他原名徐克勋，父亲徐书城是清末的秀才，参加过辛亥革命。李特少年时跟着父亲到湖南，在长沙读中学。

1921年，李特考入唐山交通大学预科班。他把精力都放在读书上。1924年，中共党组织从唐山交通大学选派积极分子去苏联学习，李特在选派名单中。他先进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1925年，李特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当选为支部书记。苏联同学因为他个子小，叫他“Little”。李特把这个英语词的译音当作自己的名字，从此叫李特。

1927年秋，李特被调到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习。同在这所学院的中国学生有刘伯坚、肖劲光、李卓然、傅钟、曾涌泉、蒋经国等十多人。这所学院安排合同战术、参谋业务和军队政治工作等课程。李特在这里学习了三年，1930年秋毕业回国。

回国后，中共中央派李特到上海，在工人中开展工作。1931年4月，李特按照中共中央安排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先担任彭杨军政干部学校教育主任，后担任教育长。这所学校仿照苏军建制安排教学，学员从各部队抽调，课程包括参谋业务、行军序列和情报侦察。李特编写教材，给学员讲课，把在苏联学到的军事理论用到红军的训练中。

1932年，李特担任红四方面军第七十三师参谋长。在苏家埠战役中，他作为红二十五军副军长，率部渡过淠河，击溃敌警备二旅，歼灭青山店突围的敌军大半。1933年秋，李特参与指挥反“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以三十五个团的兵力，十个月歼敌八万多人。这期间，李特担任红三十一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同时领导彭杨学校学员参战。

1934年11月，李特担任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兼红军大学副校长。徐向前后来回忆说：“李特在苏联留过学，人很好，心很细，考虑问题比较周到。四方面军的作战命令、训练指示，大都由他起草。”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红军部队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李特随右路军行动，担任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兼红军大学教育长。

会师后不久，张国焘与中央在北上和南下问题上产生分歧。1935年9月10日凌晨，中央率红三军团和红军大学先行北上。陈昌浩得知后，派李特带一队骑兵追赶。

李特追上了北上的队伍。他对着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和学员喊话，要他们跟他回去。彭德怀挡在前面，两人发生争吵。主席走过来对李特说，你们回去可以，我们先走一步，你们以后再来。

李特没有强行阻拦中央红军，带着部分红四方面军人员南返，跟随张国焘走了。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总部奉中革军委之命，率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及直属部队共计两万一千八百余人，从甘肃靖远虎豹口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渡河行动从10月24日晚开始，红三十军率先渡河成功。到10月28日拂晓前，主力渡完。渡河后，敌人兵力部署发生变化，中革军委取消宁夏战役计划。

11月，中革军委决定把渡河部队改称西路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总指挥，李特任参谋长，李卓然任政治部主任。

西路军的任务是向西行动，创建甘北根据地，进而接通苏联。作为参谋长，李特负责制定行军计划、部署作战方案、协调各军行动。西路军没有后方依托，补给线漫长，河西走廊的冬天非常寒冷。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转移到康龙寺以南的石窝山一带，这时部队已经不满三千人。当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上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

陈昌浩宣布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八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把现有兵力分为三个支队进行游击活动。李先念负责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李先念率左支队向西突围，李特随左支队行动。4月24日，左支队进至安西城南的石堡城，准备攻打安西县城。

此前，马步芳已经判定红军将向西进入新疆，严令各部尾追堵截，驻防肃州的马步康旅已经派一个团进驻安西。一位向红军提供情报的商贩发现敌人增兵，出城报告，多数工委委员认为商贩可能是奸细。

李先念作为军事指挥员，决定仍按原计划攻城。部队攻城失利，随即停止进攻，向通往新疆的王家围子转移。李先念晚年曾为李特说明：“安西是我决定打的，不能说责任在李特。”

1937年5月，李特随西路军余部四百余人到达迪化。部队整编为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利用苏联援助盛世才的军事装备，学习航空、装甲、通信等技术。延安方面要求西路军余部人员选择去向，李先念等人表态回延安，李特和黄超没有选择回延安。

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途经迪化。李特在苏联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习期间，同批中国学生中有人后来被认定为托派，李特与这些人有同窗之谊。王明到迪化后，把李特和黄超列为“托派”。邓发在迪化组织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学习，李特和黄超在会上提出不同看法。随后，两人被隔离关押。

1938年初，李特和黄超在迪化被处决。李特死时三十六岁，没有留下遗书，也没有向中央递交申诉。

李特被处决后，他的老战友一直没有停止为他说话。李先念说：“李特、黄超是反革命吗？不是。”程世才中将说：“李特政治上没有问题，人很好，理论水平很高，革命很坚决，能吃苦耐劳。

至于1935年9月李特奉命去追赶党中央，不能和张国焘一概而论。”杜义德中将说：“李特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拥护的，是非常忠诚于党的人。”宋侃夫说：“西路军打了败仗，同李特没有关系。当时把李特当成反革命是冤枉的，应该平反。”

徐向前在晚年多次提起李特。他说：“李特资格很老，在苏联留学。他人很好，和人相处不错。这个人很能吃苦耐劳。”他又说：“李特是个好人，应该给他平反。”

1996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填发革命烈士通知书，追认李特为革命烈士。

通知书上写着：李特同志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为红军的建设与壮大，作了贡献；参加长征、西路军，英勇作战，历尽磨难，经受了严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