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常挂嘴边的“要争气、要善良”，成了流淌在后代血脉里的东西

母亲是在元宵月圆的时候走的，正月里的灯还亮着，她倒先灭了。八十五岁，算得高寿了；但作为儿女的私心，她应该活百岁的，因为我们和她的一些约定还没有实现。

这些日子，我尽可能的让自己忙起来。只要静下来，那念母的痛便来了，来得沉沉的、不由自主的；母亲生前的那些事，像天上的云，会一朵一朵地，舒展开来。

那时家里姊妹多，病也多。算不得什么大病，却隔三差五的，今儿这个烧，明儿那个咳。为了省几文钱，母亲便自己学起打针来，安乃近、柴胡、鱼腥草是常备的，庆大霉素也用得。

我至今还记得那样一幅景致：哥哥、我、妹妹，排着队，一个个撅着屁股，等着母亲手里的针。那针打下去，是真疼的；但我们都不哭，都龇着牙，比赛似的，仿佛谁掉一滴泪，便是输了。

日后很久有邻家说，在外边打针，有时针眼处会起个硬疙瘩；母亲打过的，却没有。 后来我在邻家玩，嘴快，漏出一句“我妈会打针”。这话一出口，母亲便添了几分忙碌。最先来的是村南墁张姓的乡邻，病得卧床。他家人便每日拉了架子车来，母亲觉得人家来回奔波不便，索性自己登门去。这一去，便直到那乡邻去世，再没有断过。

但凡村里有人来找，母亲从不推辞，不管农忙时节，也不管手里正和着面，叫了就去。后来，村上谁家该打针了，她记得门清，主动便去了。

再后来，村上有人自己备了针具，母亲竟也带出几个会打针的人。 嗓子疼的也常来。母亲让人张开嘴，看了，便说嗓子里长了疙瘩。她弄一点香油，搁些盐，用食指或中指蘸了，在嗓子里揇。轻的揇一回便好，重的两三回也就罢了。这法子，治好过不少人。

邻居八嫂，有一回在塘边洗衣服，忽然说起胡话来。抬回家，请母亲去看。母亲捏她人中，捏了一会儿，指尖又放点血，竟好了。后来八嫂又犯过两次，都是母亲治的。

母亲下葬当天，八嫂还提起这些事，说着说着，眼圈又红了。 母亲自己也常闹腿疼、膝盖疼——那是累出来的。她便寻那“老婆筋”的野草，穿了莲菜段，煮水喝，莲菜也吃掉。这法子果然见效。

还有治痔疮的法子，用冰片化了河蚌，那河蚌乡下叫“鹅老翅儿”的，如今是不好寻了。

一位族哥有次在我家闲聊，说是低烧，看许多医生都治不好。母亲给他说：找点四瓣儿草、苇子根儿、茅草根儿、葱胡、小米儿炒炒放一块熬水喝试试。这位哥哥听话照做，喝了两三天，来给母亲说他竟不烧了。谈起此事，我家大妹说给他儿子也喝过这个方子的水，还真管用。

母亲的这些本事，是从她已过世的百岁外婆那里得来的。她外婆会一些偏方，还能唱一些朴素的顺口溜，母亲小时候听多了，便记住了。

“称平斗满平添过，为人有福慢慢来。前门儿麒麟送宝来，后门儿菩萨送子来。要送就送长命子，善人门前桂花开。”

母亲解释说：过日子做生意要公平实在，一生平顺，稳稳当当。福气不用急着求，心善、踏实，福气自然会到。 母亲待村人极好，待我们却严厉。

有一回姐姐要跟人去外村看电影，母亲不许，姐姐回来了，她倒拿牛鞭子抽了上去。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后来都还算规矩，大约也亏得这鞭子罢。

二哥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回因为生活费不够，赌气不肯去学校。母亲摔了门便走，我那时还小，哭着跟在后头。现在想来，她心里是怎样的酸楚啊。

考学那年，母亲特地到南阳姐姐家来陪我。多年后才得知，‘姑娘家上什么学，大了嫁人便是’——这句话，是母亲当初顶着的，她从未给我提过，一个人默默忍着。那种竭尽全力托举着我不让辍学的执拗，才得以让我走到今天这等模样。

母亲一生辛劳、忙碌，印象中偶有闲适、惬意的时候，是小时候酷夏的夜晚，天热、小院、满天繁星、沟塘虫蛙齐鸣，小院当中，拉两草苫子，铺上缝了布边的凉席，就算“天当房，地当床”了。母亲手持芭蕉扇，父亲肩搭毛巾，坐在我们旁边。我们几个小家伙横七竖八，或躺或坐，津津有味地听着他们的“天方夜谭”，夜深了，芭蕉扇过处，那嘤嘤飞蚊，便不知了踪影……

母亲这一生，把苦都咽在肚里，把爱都给了我们。她是尘世里最寻常的母亲，却用那寻常的身躯，撑起了一家的苍穹。

泪眼婆娑间，那些点滴往事，一幕一幕地，都来了。那些说不出的不舍、挥不去的无奈，都成了弦歌，在岁月里，弹拨得愈发深沉。而母亲那句常挂嘴边的“要争气、要善良”，连同她那不折的脊梁、要强的风骨，早已成了我们各自小家里的根魂，成了流淌在后代血脉里的东西。

丙午马年，正月十五。母亲走了。

作者简介

孙昉，社旗县大冯营乡丁庄村万庄人，就职于平顶山姚孟电厂。喜欢摄影，留住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