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出版评论的勃兴与繁盛（一）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和新文化思潮的蔓延，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都是一场全面的荡涤和启蒙。以《新青年》为代表的刊物吹响了新文化出版的号角，新文化与新出版相互激励，互为动力，并肩前进。1928年国民政府的统一，开启了现代出版业“黄金十年”的历程，迎来了中国出版史上的最高峰。出版评论在此期间获得了快速的发展，评论主体也日益活跃，出版评论的数量、质量，评论主题的广度、深度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出版评论呈现出全面燎原的态势，繁盛蓬勃，成为当时辉煌的中国现代出版生态中的耀眼的一抹亮色。

（AI配图）

邵飘萍曾分析过中国新闻事业不发达的原因，认为“教育不普及，交通不便利，政治不良、实业不发达”是四个主要因素。推及起来，其实出版业的发展也是受这四个要素的影响。这四个限制出版业发展的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都得到了相当程度上的缓解。政治上全国实现形式上的统一，言论出版自由有了一定的保障；工业和制造业发展快速，工业品总产值从1927年的67.01亿元增加到1936年的122.74亿元，增加了83.2%。交通运输业也得到了发展。以与图书发行密切相关的邮政业为例，1927年邮政局所共有12126处，邮路里程是46.22万公里，到1936年不计东北地区，邮政局所共有12619处，邮路里程58.48万公里。1920年到1929年平均每年递增邮件5.36亿件，1930年到1936年增至7.83亿件。在教育上，自1922年《学制改革案》颁布确立现代教育体制后，学校规模和学生数量逐年上升。以初等教育为例，1929年全国初等教育各类学校数21.2万所，学生数888.2万人。到1936年，学校数增至32万所，学生数为1836.5万人，分别递增了51%和107%。全国图书馆的数量也由1928年的557所增加到1936年的5196所，大大刺激了图书的销售和推广。在这些良好的外部环境共同助推下，中国现代出版业迎来了兴盛时代。

作为现代出版业翘楚的商务印书馆在1919到1926共出版图书2074种。在30年代尽管遭遇了“一·二八”事件的重创，但在王云五的带领下，迅速复兴，1933-1937年共出版图书3808种，是历史上出书最多的时期。中华书局也与时俱进，1919-1926年共出书533种，在1930—1938年间日均出书两种以上，1936年的资本额比1918年增加了2.2倍。一些中小书局也不断涌现和壮大，开明书店、现代书局、北新书局、光华书店、龙门书局、真美善书店、良友图书公司、创造社出版部等都在这时期站稳脚跟，凭借自己的出版特色，引领时代思潮和文化潮流，扬名于出版界和文化界。开明的学生读物、北新的社科书籍、现代的文艺读物、良友的画报等都享誉全国。出版物的数量增长幅度也很迅猛，古籍、综合性丛书系列和各类学校教科书的出版量激增。据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的初步统计，1927年全国出版物种数是1323种，到1936年是6717种，增长了近六倍。

1927至1936年全国出版物种数增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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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教科书这一主营业务以外，出版界意识到各类学术书籍是启发知识、开启民智、提高思想的重要依赖，加之图书馆运动的助推，丛书的印行成为了各大出版机构建设文化、显示实力和获得利润的重要举措。从最开始的不过数十种的小部丛书，到包括学科数十种，书籍数千册的大型系列丛书，丛书出版的种类众多。像商务的万有文库中的《四库丛刊》、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最为显著。和编印丛书相伴而来的是古籍影印的兴起，商务版的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珍本》、《各省通志》，中华书局的《古今图书集成》，开明书店的《二十五史》都是酝酿多年，费尽心血的结果，对保留精粹、传播文化和便利学者研究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百衲本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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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图书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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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启和深入，封建专制、旧伦理道德、尊孔复古、迷信盲从、旧文学等思想都被提倡自由民主，追求科学理性、要求平等解放的呼声和行动所荡涤，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更是直接引起了出版业从思想到业务的大变革。出版物结构出现了大调整，宣扬民主科学的普及性的知识性的社科书籍被大量出版。以普通大众为读者对象的大众读书市场也得到了开发，自然科学应用类和各类小丛书系列出版活动最为踊跃，像商务的星期标准书、生活书店的世界知识丛书、正中书局的国民说部丛书等都大受欢迎。各类参考书、工具书的出版亦与年俱进，辞典、年鉴、年谱、索引、大事年表，跻跻沧沧，极一时之盛。童书出版也方兴未艾，许多出版机构都积极参与儿童书报刊的出版。1922年，商务印书馆创办《儿童世界》和中华书局创办《小朋友》，开创了现代童书期刊发展的新起点。而后大东书局推出《儿童良友》，儿童书局出版《儿童杂志》，一些民间书坊也都相继出版儿童读物。

《儿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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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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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儿童丛书出版渐成风潮，500册的《小学生文库》、200册的《幼童文库》、450册的《小朋友文库》等相继出版。在生活书店编的《生活全国总书目》中儿童读物就有3000多种，参与儿童书刊出版的机构数量至少在50家以上。

新文学革命带动了新文学出版，在鸳鸯蝴蝶派为主的通俗小说依然大受欢迎的情形下，新文学也亦步亦趋，逐渐赶超。特别是文学社团与报刊出版的唇齿相依式紧密结合，更是引人注目。“有了刊物才有社，刊物是社的凝聚力所在，刊物是社的形象的体现，刊物是使社立足于文坛的唯一方式，刊物几乎就是社团的一切。”文学研究会和《小说月报》、创造社与《创造季刊》，中国科学社与《科学》月刊，语丝社与《语丝》，未名社与《莽原》、《未名丛刊》、《未名新集》、《乌合丛书》，太阳社与《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新流月报》、《拓荒者》，左联与《萌芽月刊》、《巴尔底山》、《世界文化》、《前哨》、《北桶》、《十字街头》等都共同造就了文化艺术与出版的繁荣。

灵活便利的白话文的推广和普及，则进一步扩张了出版的读者群体，对出版业的促进作用是再明显不过的，“学校生徒之能读书者大增，书报之销行益广，此其中固有他种原因，然文字艰深之隔阂既除，而学术之研究遂易，则事实昭然，不可掩矣。”新出版物承载和传播的新文化新思潮在影响、培养大批新读者的同时，也培育了出版市场。新读者的加入又使得新出版物的需求量增加，激活了阅读市场，出版业与读者之间一定程度上建立起了良好的互动关系。

这时的出版业也成为了各类知识分子的聚集地，既包括包天笑、周瘦鹃、毕倚虹、姚鹓雏、陈蝶仙等秉持旧式文学思想和创作方法的文人群体，也容纳了大量的像鲁迅、胡适、沈雁冰、陈独秀、周作人、钱玄同、李大钊、傅斯年、罗家伦等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人物，这些新旧知识分子大量著书立说，宣传各自观点和方针，形成了当时不同思想、文化多元共处的活跃情势。

在印刷媒体占据绝对核心地位的媒介环境下，对出版物的掌控是最重要的传播方式，所以知识分子普遍与出版业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不少文化人亲自创办书局、书店，把出版当成是实现文化理想的平台。如巴金、吴朗西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邹韬奋的生活书店、章锡琛的开明书店、李小峰的北新书局等都是文化人办出版的典型。还有更多的知识分子将出版当成了“安身寄生”之所，沈雁冰、叶圣陶、舒新城、郑振铎、夏丏尊、周全平、罗家伦、曹聚仁、陈伯吹等都曾在不同的出版机构担任过编辑职务。商务印书馆更因为吸纳了大量不同背景专长的知识分子而成为当时的一股文化大势力和近现代最著名的文化机构之一。

虽然这近二十年间，出版业蓬勃前进，在印刷技术的改进、出版物数量的增加、质量的提升，出版业经营管理的改善等方面足以称述的地方很多，但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所不逮。1936年全国出版的图书不到3000种，而德国约25000种，日本在1935年是近20000种，在人均方面更是距离更远。而国民党政府在言论出版管制上日益强化，禁书事件屡有发生，阻碍了出版业持续高速的发展步伐。中日战争的山雨欲来，也给当时繁盛期的出版业蒙上了阴云。

[选自《中国现代出版评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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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建辉，文化传播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在《出版发行研究》《出版科学》《中国编辑》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60多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等多个科研项目，著有《中国现代出版评论研究》《中国出版家周振甫》（合著）。

【责任编辑：李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