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大局已定？＂二孩＂催生无效后，可能发生这4个变化

人口减少最值得警惕的，不是某一年少出生了多少孩子，而是当一代人的婚育选择发生变化之后，整个社会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适应。

2026年1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组引发广泛关注的数据：2025年全国出生人口792万人，比2024年减少162万人，降幅接近17%；年末总人口14亿489万人，比上一年减少339万人，连续第四年负增长。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年度出生人口首次跌破800万。有人由此判断，人口下降将不断加速。

但把单年数字直接延伸为未来几十年的趋势，未免过于简单。2024年出生人口954万人，本身具有特殊性。

龙年生育偏好、此前积压的婚育需求释放，都可能影响当年的出生规模。这些因素能够解释部分年度波动，却不足以证明2025年的下降全部由此造成。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人口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曾经被寄予厚望的二孩政策，已经释放了相当一部分集中生育需求。

以上海为例，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二孩在出生人口中的占比曾超过三分之一。到2024年，上海常住人口二孩率降至25.4%，户籍人口二孩率为20.7%。

这说明，依靠已经组建家庭的人群集中生育二孩，很难长期维持出生人口规模。政策支持的重点，需要进一步覆盖尚未生育一孩的年轻群体。

问题还不只是生育。2025年全国结婚登记676.5万对，同比增长10.8%。

上海、深圳等人口流入城市的登记数量出现较大增长，但2025年5月10日起实行的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也改变了登记地点的分布。不能把个别城市登记量的上涨全部理解为当地居民结婚意愿回升。

再看育儿支持。自2025年1月1日起实施的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对符合条件的三周岁以下婴幼儿，按照每孩每年3600元的基础标准发放补贴。

2025年及以后出生的符合条件婴幼儿，三年累计可领取10800元。这笔钱对减轻养育负担具有现实意义，但生育涉及住房、就业、照护时间和职业发展等长期安排，现金补贴并不能独自解决所有问题。

北京城市学院刘金菊2020年发表的相关研究，对城镇女性生育带来的收入损失进行了估算：平均约29万元，高等教育背景群体约48万元，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群体约58万元。

不同研究口径和家庭实际情况可能存在差别，但可以看出，生育成本远不只是孩子出生后的直接消费支出。人口政策的效果，也不能只用下一年出生人数是否反弹来衡量。

从更长的周期观察，中国正在经历四项值得关注的结构性变化。2025年末，全国15至64岁人口约9.6848亿，占总人口68.9%。

人口年龄结构在变化，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与生产效率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人工智能和工业自动化也在改变劳动力需求。城镇化仍在继续。

同年城镇常住人口达到9.538亿，城镇化率67.89%。人口向城市和都市圈集聚，将使就业机会、住房成本、公共服务与家庭形成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老龄化则推动养老服务需求持续扩大。2025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2338亿，占总人口23%。

养老照护、适老化改造、老年教育等领域面临新的需求。与此同时，生育支持政策正在从制度建立转向持续实施，涉及更广泛的年轻家庭。

人口大局并非完全定型。已经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具有惯性，但未来家庭生活条件、劳动生产率和社会保障水平，依然存在改善空间。

尤其是2030年以后，更多人口进入退休年龄，劳动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将进一步影响公共服务和养老保障。人口政策必须从单纯关注出生数量，转向同时关注年轻人的生活条件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这四种变化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劳动力如何就业、年轻人如何定居、家庭如何养育子女、老年人如何获得保障，实际上是一条贯穿几十年的社会发展链条。

要理解这条链条，最有参考价值的案例之一，就是经历了长期少子化的日本。

日本少子化问题的形成，并不是年轻人突然改变了生育观念，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养育成本过高。从战后人口增长到持续低生育率，日本经历了婚姻模式、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和家庭结构的长期变化。

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在2007年出版的《少子社会：为什么日本人不愿意生孩子？》中，将战后日本的人口变化划分为五个阶段，并指出，少子化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出生人口减少，更是年轻人逐渐失去了进入婚姻和组建家庭的经济基础。

日本战后最初经历的是人口快速增长。1947年至1949年，日本出现第一轮婴儿潮，三年间约有1000万人出生。

这一庞大群体后来被称为“团块世代”，其规模不仅影响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劳动力供给，也在几十年后深刻改变了养老金、养老服务和老年消费市场的需求结构。1955年至1975年，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日本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婚育模式。

多数年轻人在二十多岁结婚，并在三十岁之前生育两三个孩子。当时家庭生活水平虽然不高，但年轻人的收入具有持续增长的预期，组建家庭通常不会成为难以承担的经济选择。

这种稳定状态从1975年前后开始发生变化。1975年至1995年，日本年轻人的初婚年龄持续推迟，晚婚现象越来越普遍，不过已经结婚的夫妇仍然维持着相对稳定的生育数量。

1995年之后，变化进一步加深，不婚比例持续上升，已婚夫妇的生育子女数量也开始下降。日本少子化由早期主要表现为婚姻推迟和结婚人数减少，逐渐演变为结婚减少与婚后生育下降同时发生。

2005年，日本出现了自1950年以来首次年度人口负增长。虽然此后几年人口数量有所波动，但2010年总人口达到约1.28亿的高点之后，下降趋势逐渐稳定。

根据日本统计局2023年10月公布的数据，日本总人口约为1.24亿，较上年减少近60万人，降幅约0.48%，连续13年下降。出生人口的变化更加明显。

2022年，日本出生人口约77万人，跌破80万人的关口。2023年进一步下降至约72万人，创下1899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最低纪录。

同期总和生育率降至1.20，东京都的总和生育率更首次跌破1.0。通常而言，在不考虑人口迁移的情况下，约2.1的总和生育率被视为人口世代更替水平，而1.5以下的低生育状态可能使人口规模与育龄人口数量之间形成持续收缩的局面。

但生育率并不是最早发生变化的指标。比出生人口减少更早出现的，是年轻人结婚时间推迟和未婚比例上升。

2005年日本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5至29岁的男性中，超过70%从未结婚，同年龄段女性的这一比例接近60%。即使到了30至34岁，男性未婚比例仍达到47%，女性约为32%。

2020年人口普查显示，25至29岁男性和女性的未婚比例分别达到72%和62%。2023年，日本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31.1岁，女性为29.7岁。

由于日本以及其他东亚社会的非婚生育比例相对较低，婚姻行为与生育行为之间具有紧密联系。未婚人口比例上升，不仅意味着婚姻制度的吸引力下降，也会对之后的出生人口产生直接影响。

这使日本长期以来的少子化应对政策面临一个结构性问题。生育津贴、托育补助和家庭税收减免主要针对已经结婚或准备生育的家庭，政策设计通常假设年轻夫妻存在生育意愿，只是受到育儿成本和社会支持不足的限制。

然而，当越来越多年轻人根本没有进入婚姻时，这些支持措施能够覆盖的人群就受到限制。已婚家庭的生育行为也在改变。

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2021年公布的第十六次出生动向基本调查，婚姻持续15至19年的夫妇，平均最终生育子女数下降至约1.9，并且自2002年以来连续四次调查呈下降趋势。

在2002年之前的约三十年间，这一指标长期维持在2.2左右。日本早期出生率下降的主要表现，是结婚的人越来越少，而已经结婚的夫妇仍然倾向于生育两个左右的孩子。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婚后生育数量也逐渐下降。日本年轻人婚姻行为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家庭生活的期望水平与收入增长预期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距。

1955年至1975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家庭财富仍处于积累阶段，年轻人对住房、消费和子女教育的期待相对有限。与此同时，年轻男性的职业收入持续增长，使他们能够预期婚后生活逐步改善。

1975年以后，日本家庭经过长期财富积累，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住房面积、家电配置、休闲消费以及个人可支配时间，都成为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与父母共同居住的未婚年轻人而言，这些条件尤其具有吸引力。父母可以承担相当一部分日常生活开支，年轻人能够将更多收入用于个人消费、休闲和兴趣爱好。

相比之下，婚姻意味着建立独立家庭、承担住房支出和日常生活成本，生育之后还会增加养育责任。如果婚后生活水平可能明显低于婚前状态，年轻人就更容易推迟结婚。

与此同时，日本经济在经历石油危机后进入结构调整阶段，收入增长逐渐放缓。婚后生活的期望值不断提高，未来收入的增长空间却逐渐缩小，二者之间的矛盾成为婚姻推迟的重要经济背景。

子女教育支出的上升进一步放大了这一矛盾。日本家庭长期重视子女教育，希望下一代能够获得比父母更好的成长环境。

补习班、课外兴趣班以及高等教育支出逐渐成为家庭养育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学历与未来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紧密关联时，家庭之间会产生持续的教育竞争。

其他家庭增加补习和教育投入，可能使不参与竞争的家庭担心子女在升学中处于不利位置。养育成本由此超出了食品、住房和基本生活费用的范围，成为伴随子女成长长期存在的经济负担。

1995年之后，日本就业制度和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使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剧。泡沫经济破灭及其后的长期经济低迷，改变了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条件。

非正式雇佣比例扩大，越来越多年轻人难以获得正式工作。在日本，部分从事兼职、临时工作或具有就业意愿却未能找到正式工作的年轻人，被归入通常所说的“飞特族”。

按照素材所引述的统计口径，1990年这一群体约有180万人，到2000年前后已经超过400万人。非正式就业与正式就业之间不仅存在收入差距，也存在职业稳定性和晋升机会的差距。

即使收入暂时较低，只要能够预期未来获得稳定增长，仍然可能形成长期家庭规划。但是，如果工作缺乏稳定性，结婚和养育子女所需要的长期经济承诺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正式员工同样受到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日本过去的年功序列制度，使员工可以随着工作年限增加获得工资提升和职位晋升。

经济增长放缓之后，企业组织扩张速度下降，中层管理岗位增加有限，年轻人越来越难以复制上一代人的晋升路径。日本厚生劳动省工资结构基本统计调查中，1976年、1995年和2019年不同年份的工资增长曲线体现了这种变化。

以入职第一年的工资为基准，在相同工作年限下，1976年的工资增长曲线最为陡峭，1995年居中，2019年则明显趋于平缓。除了劳动收入，家庭财富差距也在影响婚育机会。

一项以1984年至2014年日本家庭调查数据为基础的研究发现，年轻人家庭金融财富的不平等程度更加突出。2014年，年轻人家庭财富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6，低资产乃至零资产年轻人的比例增加，是这种分化的重要原因。

即使两名年轻人的工资相近，家庭能够提供的经济支持不同，其组建家庭的现实条件也可能存在明显差异。

周洋、于伽、谢宇在2023年发表于《社会学研究》的相关论文中，通过包含年龄、收入、家庭背景、房产、教育程度和外貌六个维度的选择实验，研究了不同条件对择偶偏好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是否拥有房产在男性和女性的择偶偏好中都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在不同户籍类型和不同教育程度的样本中，这种影响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特征。不过，婚姻匹配涉及的因素并不只有经济条件。

日本社会长期存在的男性主要负责工作收入、女性主要承担家务育儿的角色分工，使女性在就业和家庭责任之间承受较大压力。山田昌弘认为，性别平等未能充分实现，包括劳动待遇和家庭分工方面的差异，也是日本难以扭转少子化的重要社会原因。

日本人口结构变化的后果，也逐渐从年轻人的婚育选择扩展到整个社会的养老体系。1970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进入老龄化社会。

1994年，这一比例超过14%，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2005年前后，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比进一步超过21%，进入超级老龄化阶段。

根据日本总务省2024年公布的数据，65岁以上人口已经超过360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30%。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公共养老金制度中长期前景显示，即使经济保持增长，少子化与老龄化仍可能对未来养老金给付水平产生影响。

素材援引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显示，日本养老金净替代率为38.8%，低于经合组织约60%的平均水平。

日本投资信托协会2023年发布的报告显示，相比主要职业经历集中在1960年至1990年的群体，较晚进入劳动力市场、主要职业经历集中在1980年至2010年的群体，拥有的净资产明显减少。

就业冰河期世代在年轻时经历正式就业机会减少、收入增长放缓和资产积累困难，随着年龄增长，又需要面对退休保障不足的风险。面对未来养老收入的不确定性，日本个人养老储蓄规模也出现增长。

2014年，个人储蓄养老金规模仅相当于公共养老金的2.8%。到2021年，第一支柱规模约197万亿日元，第三支柱规模约29万亿日元，二者的比例已经上升至约15%。

与此同时，日本出现了明显的老年人延迟退出劳动市场现象。根据2022年日本劳动力调查，70至74岁人口中约三分之一仍在工作；65至69岁人口中，继续工作的比例超过一半。

日本应对劳动力不足的另一项变化，是更加依赖外国劳动者。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24年初公布的数据，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数量首次超过200万人，同比增长12.4%。

其中，越南籍劳动者约52万人，中国籍约40万人，菲律宾籍约24万人。外国劳动者在护理、服务以及部分劳动密集型岗位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日本本国年轻劳动人口减少，吸引境外劳动者成为缓解部分行业劳动力短缺的方式之一。不过，日本的经验并不意味着其他东亚社会会完全重复相同的发展路径。

不同国家的就业制度、人口迁移模式、家庭结构和社会保障体系存在差异，能够采取的应对方式也有所不同。对于中国而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可能进一步影响城市之间的劳动力竞争。

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和人才吸引政策，可能在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城市能否提供稳定就业、合理居住成本、便利的公共服务和可预期的发展机会，将成为影响年轻人长期定居选择的重要条件。

日本几十年的变化表明，人口问题并不只是生育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劳动市场、收入分配、家庭制度、教育竞争和社会保障体系共同作用的结果。

年轻人是否愿意结婚、生育，不仅取决于当前能够获得多少补贴，还取决于是否拥有稳定的工作、能否预期收入改善、是否承担得起住房与教育成本，以及婚姻和育儿会不会使个人生活质量与职业发展受到过大影响。

当稳定就业、收入增长和家庭财富积累的机会逐渐分化，婚育选择也会随之分化。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又会在几十年之后延伸至养老保障，使同一代人在青年时期面临的经济困难，继续影响其中老年时期的生活条件。

因此，理解少子化，需要把婚姻、生育、就业与养老放在同一个长期社会变化过程中考察。

只有认识到年轻人建立家庭所需的经济基础和制度条件已经改变，才能理解生育支持政策为何存在局限，以及人口结构调整为什么需要与就业保障、家庭支持、公共服务和养老制度的改善相互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