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国可以为中”,重读300年前中欧的第一次互鉴

1631年,朝鲜使臣郑斗源赴明,取道山东登州。随行的译官李荣俊在那里结识了一位葡萄牙人——耶稣会士陆若汉(João Rodrigues),两人书信往还。朝鲜人问历法,问天文,也问那幅把大明画在正中的《万国全图》。陆若汉的回信里有一句话,300多年后读来仍让人心里一动:“万国图以大明为中,便观览也。如以地球论之,国国可以为中。”他接着说,中国人见此图、见西人,方知地之大、国之多;“虽东海西海,各有圣贤,同类,同理,同心。”

一个葡萄牙人,用汉文,向一个朝鲜人解释一幅意大利人为中国士大夫绘制的地图——这是颇有文明互鉴意象的群像图。这一幕出自张西平新著《欧藏明清之际历史文献珍本研究》。张西平研究中西交流史30余年,1998年到罗马查阅那些流散在欧洲的明清中文文献,住在一处修会的宿舍里,每晚饭后沿着小丘散步,把白天读到的东西一件件说给德国汉学家弥维礼(Roman Malek)听,两个人一路兴奋地讨论。此后20多年,他和同事从欧洲各国图书馆复制回30万页文献。按他的统计,明清来华传教士留下的1200余部中文文献,中国境内今天只存400余部,其余大多在那边。这部近700页的书,就是从这些故纸堆里长出来的。作者在后记里说,中欧这段相遇是1492年以来“唯一一段文明互鉴的历史”,是“中欧一见钟情的历史”。这本书真正回答的问题是:一见钟情时,发生了什么?

《欧藏明清之际历史文献珍本研究》,张西平 著,商务印书馆2026年出版

平等从何而来

张西平的绪言从葡萄牙人讲起。1511年葡人攻下明朝的朝贡国满剌加,此后30年间在广东、浙江、福建沿海与明军三次交手,三次皆败,只好“折回广东”改行和平贸易,1557年入居澳门;利玛窦(Matteo Ricci)们由此才得以进入中国。张西平引李伯重的话,把早期全球化的特征概括为“火枪加账本”,而东亚是那300年里火枪没有打进来的地方,传教士只能做两个文明之间的“摆渡人”。

这个解释在全书末章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对照。同一时期,西班牙人占领了菲律宾,多明我会士在马尼拉为华侨刻印中文教理书。多麻氏(Tomás Mayor)1607年的《新刊格物穷理便览》中对中国文化毫不客气:中华虽大,“四方诸国有甚于中华者亦有之”,中国人“只知中华而不知天下”;闽南人拜的妈祖,“一女流也,何有此大力乎”。张西平点出了其中的差别:在马尼拉,他们是当权的殖民者,所以“毫不掩饰,对中国文化说三道四”;而在北京,耶稣会士为了留在中国,“完全不敢这样表达自己的文化立场”。同样一批人,换一个地界,就换一副口吻。对话的姿态是由处境塑造的:在势均力敌的地方,“摆渡人”学会了谦抑;在没有均势的地方,同一批人立刻恢复了教训者的口吻。所谓平等的对话,从来不只是善意的产物,它需要一种谁也吃不掉谁的处境。

三位皇帝对欧洲的三种回答

书的主体按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排列文献,读下来像同一场对话的三幕。

康熙是好奇、宽容、亲近的。传教士上奏劝他“不生烦恼,不劳心力”,送葡萄酒,他说这是“老年人大补之物,即如童子饮乳”;金鸡纳霜治好了他的疟疾;他对马国贤(Matteo Ripa)说“我把你们当作家里人”。他调解法国与葡萄牙耶稣会士的内讧,裁定“不分彼此”,北堂建成时还问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为什么不邀请其他神父一同请求恩准。他跟皇子们每天学“阿尔热巴拉”(代数),断言这是“东来之法”,“算法之理皆出于《易经》”。张西平对康熙命白晋(Joachim Bouvet)研究《易经》的解释最有意思:这既是礼仪之争中的一步棋(让传教士明白“欲议论中国道理,必须深通中国文理”),也是数学兴趣,更是一场“创造性的误读”——白晋从《易经》里读出上帝,康熙从中读出“西学中源”,“两个人都是从自身文化出发的”,互相印证出各自想要的东西。皇帝每年带白晋去塞外,前后谈易28次,还问他中国的编年史怎样才能和大洪水对上。这是文明互鉴最真实的样态:不是心心相印,而是各取所需。

但康熙有底线。1700年,在京传教士用满、汉、拉丁三种文字上奏,请皇帝裁定祭孔祭祖是民俗而非宗教,他当天朱批“这所写甚好,合大道”——原件显示,朱批写在满文折上,满文才是这位皇帝的工作语言。罗马使节要求中国信徒放弃祭祖,康熙以内务府印票管理在华西洋人,票上须写明“永不复回西洋”:留在中国的代价是发誓永不归乡。他的反问是镜像式的:朕对各国之人一体恩待,“设有中国人到西洋去”,也要他们尽遵孔子之教,你们容得下吗?“必至饥寒冻馁。”

雍正禁教,却说出了全书最点题“文明互鉴”的话。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的一份雍正谕旨抄本,比国内通行的本子更全:僧道诋毁西洋教,西洋人又诋毁佛老,“此等识见,皆以同乎己者为正道,而以异乎己者为异端,非圣人之所谓异端也”;“人心不公,见理不明,以同己为是,异己为非……各有长短,惟存其长而弃其短,知其短而不昧其长,则彼此可以相安”。葡萄牙使臣请他恢复发放康熙朝那种准许西洋人居留的印票,他事后对传教士说得更直白:倘若朕派和尚到你们欧洲各国去,你们的国王也是不会准许的。禁教的另一面是政治:葡萄牙传教士穆敬远(João Mourão)与九阿哥交好,随他发往西宁后隔墙开窗传递消息,雍正登基后将其锁拿,供词里只剩一句“我是外国人……有何辩处”。可是当宗室苏努的几个儿子拒绝放弃信仰时,这位相对主义的皇帝遇上了排他主义的信徒。他对大臣说,满洲人、蒙古人、莫斯科人、欧洲人各有敬天之礼,“朕愿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方式敬天”——然后判处那个说“如果为此要处死我,我就快乐地去死”的乌尔陈死刑。礼仪之争,在宗室内部重演了一遍。

乾隆是封闭的主权者,他的译官们替他把世界翻译成他愿意听的样子。1793年乔治三世的国书,英国人自己的译本尊称乔治为“天主恩佑英吉利国及福郎质耶又依伯尔尼耶诸国王”;宫廷译本却开篇先写“中国大皇帝万万岁”,英国成了“大红毛”,马戛尔尼从“二等伯、丞相、钦差”变成“本国王的亲戚,忠信良善、议国事的大臣”。张西平考订,宫廷译本出自法国传教士贺清泰(Louis de Poirot)之手——此人曾把康熙的《庭训格言》译成欧洲文字,后来也坦承,把乾隆的敕谕译成拉丁文时“塞进一些对英王陛下致敬的语句”,因为皇帝对待欧洲的国王“就像对待属国的小王一样”。乾隆的第二道敕谕逐条驳回英国人的七项要求,宗教一条尤其干脆:“华夷之辨甚严。”他给英王的最后一封信更有意思:告知明年传位于子,改元“嘉庆”,附上拉丁文译名,顺便说廓尔喀已经归顺,不需要你的兵。

互鉴的毛细血管

宫廷之外,这本书还提供了两个更少见的视角:乡村,以及中国以外的汉字世界。

前者的主角是意大利传教士康和子(Carlo Orazi da Castorano)。他在山东临清住了20多年,留下了迄今所见唯一一份来华传教士的中文施洗名册:1724至1729年,464个名字,乳名小黑、二姐、秀姐等后面接着圣名罗撒、加大利纳、伯多禄,代父代母都是本地教徒——一份雍正禁教之后华北乡村的地下名册。

中国以外的汉字世界,则印证了利玛窦的一个预言。他说,一本普通的中文书不仅会在中国15省畅销,也会受到日本、朝鲜、交趾支那读书人的欢迎,“我们所写的书,其影响将是整个中国文化圈”。江户幕府厉行禁书,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的《七克》被拆字伪装成《一六十兄》偷运入日;1720年幕府为了修历放宽禁令,梅文鼎的《历算全书》率先进口;兰学先驱前野良泽、杉田玄白的知识,有的就来自被查禁的《职方外纪》。我们熟悉明治以后中国假道日本吸收西学,却常常忘了更早的时候,西学曾假道中国传入日本。朝鲜的故事更特别:那里的教会不是传教士建的,而是一群读中文西书的实学家读出来的,1784年李承薰随使团到北京受洗,才把书斋里的信仰变成一个教会。越南人则用汉文写了一部《会同四教》,讲一位大官召集儒士、道长、和尚与西洋传教士当面辩论;儒士斥西洋之教是“外国异端”,西士的回答是——孔子生于鲁,老子生于楚,释迦生于天竺,哪一种教不是外来的?

最远的一站是马尼拉。菲律宾最早的几部印刷品就包括1593年在那里刻印的两部中文书,刻工是福建人龚容。在其中那部闽南语教理书里,天主叫“僚氏”,耶稣叫“西士奇尼实道”,圣母叫“山礁妈厘哑”——西班牙话被闽南音一字一字地扛了过来。龚容临终时把印刷作坊托付给弟弟,弟弟后来刻了1607年的两部书。其中一部的缩略本,200多年后以抄本的形式回流到中国,署“大清嘉庆二十五年中秋月乡邻居士珍藏”,如今就藏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

两种时间,一种翻译

全书还有一条暗线:两个文明要放进同一部历史,先得把两套时间对齐——这意味着有一方要改动自己的年表。康熙问白晋洪水的年代,不是随口一问。康和子画过一张从亚当到耶稣的谱系图,算下来从开天辟地到康熙四十二年共6903年——他特意采用了年代更长的一种《圣经》纪年,只为让中国的上古史不至于早于洪水。马尼拉的多麻氏更干脆,把中国古书里的洪水直接认作诺亚的那一场,大禹的功劳,在他笔下成了天主命水退去。

也总得有人改译文。康熙朝罗马来信,中国档案里只有转述,张西平称之为“转译型翻译”,原信全文至此才第一次汉译对照。乔治三世的国书在欧洲留下一份中文草稿,每个汉字旁都注着罗马拼音,张西平认为出自意大利汉学家蒙突奇(Antonio Montucci)之手,是英国本土最早的汉字注音系统——一封国书,先要被拼读,才能被理解;马戛尔尼回国后又做了一个删节本的删节本,英国人读到的,是删过两遍的乾隆。互鉴从来不是透明的传递,每一层翻译都是一次谈判。

两个“天下”的相遇

中欧“一见钟情”之后,为什么依然是长久的陌生?张西平的结论是,这批“西学汉籍”有两面:科学扩展了整个东亚的视野,宗教却要求移风易俗、怀疑成规。他最后的判断是,来自欧洲的那套信仰“毕竟仍是一种地域文化”。换句话说,300年前相遇的是两个都自以为普遍的“天下”,双方都把自己当成了整体。

然而正是在这场未竟的相遇里,有人说出了今天听来仍然新鲜的话。陆若汉说“国国可以为中”,雍正说“各有长短,惟存其长而弃其短”,越南的西士说孔子、老子、释迦各有故乡,康熙与白晋各自从对方的经典里读出了自己——互鉴真正发生的那些时刻,恰恰是双方都暂时放下了“我是中心”的时刻。它没有持续下去,不是因为缺少这样的见识,而是因为两个“天下”都没能把这种见识坚持到底。今天重读这些文献,值得记住的不是那300年有多辉煌,而是它曾经真实地发生过,并且留下了它何以可能的线索:承认地球上国国可以为中,是一切互鉴的起点。

梁启超论徐光启,说他“上海人,今上海徐家汇即其故宅”。400年后,徐家汇有一座以西文藏书闻名的藏书楼,连那部马尼拉刻本的抄本也藏在那里;而徐光启与利玛窦一起译出的中文西书,今天大半藏在欧洲。西书来到了东方,中书去了西方——这也许就是互鉴留下的形状。

原标题:《“国国可以为中”,重读300年前中欧的第一次互鉴》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周怡倩

来源:作者:刘 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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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6-11-20

标签:历史   中欧   年前   西平   中国   传教士   雍正   康熙   马尼拉   西洋   乾隆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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