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硝烟的暗战，犹太人资本巨头贝莱德，已深度渗透中国市场？

2026年9月18日晚，新华社发布了一条财经快讯：中国证监会官网信息显示，贝莱德基金获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资格，成为首家获得该项资格的新设外资公募基金公司。

这条批文背后是一个庞然大物。截至2026年三季度末，贝莱德管理的资产约15.5万亿美元，比一年前增长了15%，比绝大多数国家一年的经济总量都大。

苹果、小米、网易、携程、比亚迪、长城、蔚来、小鹏、理想等公司的股东中都有贝莱德。点外卖用的美团，贝莱德是它的第二大股东；网上搜索常用的百度，贝莱德是它的第三大股东。

这份名单还可以一直列下去，人们的生活已经很难绕开这个前所未有的金融巨兽。其实这并不是现在才发生的事，贝莱德早已在影响世界。

上世纪70年代，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副董事长刘易斯·拉涅利把成千上万份房贷债权打包在一起，再分成小块卖给投资者，这就是按揭抵押债券。

80年代，第一波士顿投资银行出现了一位比拉涅利更有创造力的后起之秀，他就是拉里·芬克。他把还款档期逐级分割，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需求，这种产品就是抵押担保债券。

芬克31岁时成为第一波士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合伙人。他领导着一个被称为“小以色列”的犹太人团队，一家商业杂志把他列为华尔街五大青年金融领袖之首。

1984年到1986年，美联储连续降息，两年内下调了563个基点，房贷市场出现了空前的提前还款潮。芬克团队积压的大量最低一级债券，原本标价150美元左右，重新核算后只值105美元。

芬克团队一直靠做空长期国债来对冲风险。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道琼斯工业指数一天暴跌22.6%，国债价格一天之内暴涨10个点。在双重打击下，第一波士顿最终亏损1亿美元。

一位曾和芬克共事的亲历者点出了问题的关键：芬克团队当年虽然也建立了风险管理系统，但用80年代的计算机水平去测算风险，就像拿着算盘去算大数据。

1988年，离开第一波士顿仅仅几天后，芬克就召集了一个精英小组到家中商讨新事业。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风险管理系统，因为他绝不允许自己再陷入无法评估风险的境地。

芬克打电话给黑石集团的苏世民。第一波士顿并购业务主管沃瑟斯坦告诉苏世民：“到今天为止，拉里·芬克依然是全华尔街最有才华的人。”苏世民当即给芬克批了500万美元的信贷额度和15万美元的启动资金。

最初他们只能在贝尔斯登的交易大厅里租一小块地方。他们迅速崛起的关键是一套名为“阿拉丁”的电脑系统，第一个版本在一台价值2万美元的工作站上编写，这台工作站就摆在办公室的冰箱和咖啡机之间。

后来黑石的股份被稀释，从50%降到35%，黑石在1994年以2.4亿美元卖出了股权。苏世民后来回忆，认为自己不是赚了2500万，而是亏了40亿美元。芬克用“黑岩”这个名字向黑石致敬，这就是贝莱德名字的由来。

1999年，贝莱德在纽交所上市。2006年，它通过股权互换与美林资管合并，资产管理规模一夜之间飙升到将近1万亿美元。

贝莱德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解决了投资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买菜的人不可能比卖菜的更懂菜，而阿拉丁系统能让客户对一棵白菜质量和价格的判断比卖菜的还专业。

2008年春天，全美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走到了绝境，180亿美元的现金储备在一周内缩减到接近于0，它与全球5000多家金融机构有交易关联。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盖特纳找到了拉里·芬克，贝莱德进驻贝尔斯登开展全面清算。

二十年前，贝莱德团队就在贝尔斯登的交易大厅里办公。以“救火队长”形象登上舞台中心的芬克，是住房抵押贷款证券领域的教父级人物，他本身也是次贷危机的始作俑者之一。

2008年9月，美国国际集团发行的5270亿美元信用违约互换濒临崩溃，美联储批准850亿美元紧急注资。贝莱德又一次获得特别授权，对美国国际集团进行全面估值清算，此外还操作了对花旗银行的救助，并监管“两房”5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

拉里·芬克被戏称为“美国地下财政部长”，贝莱德从一家相对纯粹的金融企业，走向了亦政亦商。

2009年，贝莱德以135亿美元把巴克莱资管纳入旗下。巴克莱资管旗下的安硕当时是全球最大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发行商，收下安硕后，贝莱德一度占据美国这类基金市场40%的份额。

庞大的资金体量决定了贝莱德必须通过指数基金等产品进行被动跟踪，持有指数全部或大部分成分股公司的股权。理论上它只是替客户管理资产，但实际操作中拥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比如在微软、苹果的股东大会上，贝莱德多次行使投票权。

这些钱并不是某个家族的私产。贝莱德在美国监管文件中写明，客户包括养老金计划、各国央行、主权财富基金、保险公司等。

在占美国上市公司总市值90%的大型企业中，贝莱德、先锋领航、道富三大巨头不是第一大股东就是第二大股东。由于先锋领航等资管公司也在租用阿拉丁，这套系统实际管理的资产比贝莱德自己管理的还多出10多万亿美元。

2020年又一次市场危机中，美联储扩表3万亿救市，贝莱德再次接手公司债购买计划。贝莱德高管与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官员之间双向流动，这种“旋转门”现象引来强烈的舆论质疑。

同样在2020年，中国公募基金放开了外资持股比例限制。贝莱德基金于当年9月成立，是首家外资全资控股的公募基金公司。

不过，它起点虽高，却没有一路领跑。它的一只基金截至今年二季度末近三年收益0.93%，跑输业绩比较基准14.67个百分点。到9月份，贝莱德基金的公募管理规模为181.88亿元。

它在中国的存在感更多来自股东名册。2026年4月17日，港交所披露贝莱德在中国铝业H股的多头持仓从7.71%增至9.10%。这类持股很多来自指数基金，持股名单长，不代表每一笔都是精心布局。

真正显出这场暗战分量的是港口交易。2025年3月4日，长和公告拟以227.65亿美元，把23个国家和地区43个港口的权益卖给贝莱德参与的财团。市场监管总局表态将依法审查，未获批准前不得实施集中。

此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施压下，巴拿马政府宣布长和运营该国两个港口的协议无效。据彭博8月报道，各方仍在每周开会商讨条款，交易至今没有落定。

再看那张批文，贝莱德过去主要把海外的钱带进中国，如今又多了一条把境内资金投向海外的通道。贝莱德中国区负责人范华曾表示，“中国投海外，海外投中国，是共赢的选择”。

隐忧同样存在。被动资金一旦遇到国际指数调整或投资限制，可能在短时间内集中流出；风控系统过度依赖外方平台，也需要认真掂量。港口交易被纳入审查也表明，开放并不等于不设防。

一位贝莱德员工曾评价：“虽然我不喜欢拉里·芬克，但如果他离开了贝莱德，那就像弗格森离开了曼联。”真正的金融权力不在交易大厅，而在于对风险本质的掌握，贝莱德已从资产管理者转变为资本秩序的掌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