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为何不悬挂毛主席的照片，而是挂画像？主席画像师给出答案

2025年8月19日深夜，长安街上的车跟平时一样多，路过的人大多没留意，天安门城楼正中那张看了几十年的脸，正在换新。

为了迎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天安门城楼自5月到7月进行了局部维护和检修，毛主席像也较往年提前一个多月进行了更换。

那天23时，运载着崭新画像的货车从端门开出，历时两个多小时，旧画像被缓缓摘下，新画像稳稳地吊装在粉刷一新的天安门城楼中央。两个多小时，换一幅画。

这事每年都有，很少有人细想过：现在随便一台相机都能拍高清，喷绘机能印一整栋楼那么大的广告，为什么天安门上这张像偏偏还要一笔一笔画出来？我想了很久，觉得答案不在一句话里，在三个词里：做不到，不该做，做不好。

很多人以为这幅像是开国大典那天才第一次挂上去的，其实早了七个多月。天安门上第一次悬挂毛泽东画像是在1949年2月12日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大会上，主笔是油画家董希文。

那天正好是元宵节，北平和平解放才十来天，城里百废待兴。到了那年秋天，开国大典的画像任务落到了中央美术学院讲师周令钊肩上。

他那年30岁，搭档是学生陈若菊，后来成了他的妻子。这里要先把时代背景说清楚。

1949年的中国，想把一张小照片放大到几层楼高，再挂到户外经受风吹日晒，底片、放大设备、耐候材料一样都没有。所以那会儿根本谈不上"挂照片还是挂画像"，人手就是唯一的放大机。

那该怎么放大？打格子。在小照片上画格，在巨幅画面上按比例画大格，一格一格地挪过去。

打个比方，就像对着一张邮票去复刻一整面墙，照片上差一丝，墙上就差一拃。

技术上做不到，这只是起点。真正有意思的是，就算后来能做到了，照片也"不该"挂上去。开国大典前一天，画像基本完工。

审看的时候有人提出，开国大典场合庄重，领子上的口中还是扣起来比较好。原来参考的照片里衣领是敞开的。周令钊连夜改，把风纪扣画上了。

这个小插曲我觉得特别能说明问题。照片只管记录当时是什么样，画像要回答的是此时此刻该是什么样。

照片里的领口是敞着的，那是生活里的随意；城楼上的领口扣着，那是国家典礼需要的庄重。这一颗扣子的分寸，快门把握不了，只有画笔能拿捏。

后来又有一回更极端的。1950年换上的一个版本，是一幅面部偏左的像，挂上去以后，就有北京市民提出了意见，他们说："毛主席的这张照片有点失真，他老人家只有一个耳朵露在外面，不太好看，而且是眼睛朝上，也不太好。"

结果很快就撤了下来，重新画。老百姓一句话，一幅画就下来了。乍一听有点小题大做，我倒觉得这恰恰说到了点子上。

挂在家里的照片是给自己看的，挂在城楼上的像得跟整个广场"对视"。照片里的人，眼睛看的是当时摄影师站的地方，这个方向纯属偶然；画像里的人，眼睛可以专门设计成看向每一个抬头的人。

在城楼上，眼神往哪儿落，就等于这幅画在跟谁说话。之后画笔传到了张振仕手里。

有关部门特地从全国美术院校召集了30多人进京绘制、比较，最后选的是正面像的方向。再往后，接棒的是北京市美术公司的王国栋。

王国栋这人值得多说几句。他的家是中华老字号砂锅居饭庄的经营者，他也被称为砂锅居少掌柜。

国家公私合营后，他将自己名下的17套房产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一个饭庄少东家，最后一辈子守着一张画像，人生的转折比他画过的任何一幅画都要大。

他绘制的毛主席像1964年5月1日第一次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该版本一直沿用至今。在他之前，主席像通常由画家带着助手共同完成，自他开始，天安门主席像全程由一位画师绘制完成，以保证质量。

"一个人画完"这条规矩，我觉得是整件事里最见功力的设计。一张脸如果几个人分着画，各人手感不同，拼起来难免有缝，看着别扭。

只有一个人从头画到尾，那张脸才是"一口气"出来的。这跟老中医把脉一样，得同一双手摸，才摸得出细微的变化。

也正是在他接手后，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像确定为高6.4米、宽5米的固定尺寸。尺寸定了，版本定了，规矩也定了。

从这以后，画像就从"每回重新设计"变成了"每年重新诠释"。

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说：版本都定了，现在拿最好的设备高清打印，总比人画省事吧？现任画师葛小光的经历正好回答了这个问题。

葛小光（1953年—），中国画家，以绘制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巨幅画像为主要成就。1971年师从王国栋学习伟人像绘制，1977年起独立承担天安门城楼主席像绘制工作，1992年王国栋退休后正式接任该项工作。

他对照片有种近乎"警惕"的态度。他说过，看彩照画像，在着色时容易不自觉地跟着照片跑，但彩照毕竟不如己画的色彩丰富，照片只能作为参考。

他也公开解释过，照相机镜头是球面的，人脸经过镜头会有变形，放大几十倍以后，问题跟着成倍放大。我很认同这个道理。

照片看起来"真"，其实是一种偶然的真：那天的光线，那一刻的倦意，那个角度的变形，全都原封不动地定住了。画家要的是另一种真，他看的不是一张照片，而是一个人。

葛小光自己也说过，绘制这幅肖像的关键是要画出毛主席的神韵。"神韵"这东西没法打印，只能靠人去理解，再用手画出来。

还有一层容易被忽略的原因：环境。天安门城楼是红墙黄瓦，头顶是北京的天，画像的颜色要跟这些融成一片，不能"跳"出来。

照片的颜色拍下来就定死了，画像的颜色却可以专门为那面红墙、那片天去调。为了这个，葛小光的画室就设在城楼西北角，顶部采用半透明玻璃以适应光线变化，让光尽量跟户外接近。

夏天闷得像蒸笼，冬天四面透风。在这里画画，不是在画室里画一幅画，而是在天安门的光线底下画一幅天安门的画。

至于为什么年年都换，王国栋的徒弟邢秋成说得很实在："油画在强烈的阳光下照射会很容易褪色，最多坚持一年，这也是为什么毛主席画像每年都要更换的原因"。一般是在八月"立秋"前后开始画，到国庆时换上新的。

换下来的旧画也不扔，画家将会把旧画像进行处理，在处理后的画板上再精心画出毛主席的新画像，第二年再拿去换。我觉得这个细节特别动人。

一块画板，一年一年地画，一年一年地洗掉，又一年一年地重新画。同一张脸画了近五十遍，每一遍都是从头再来。

这已经不是在复制，而是一个人每年跟一张脸重新对话一次。

七十多年过去，当年握笔的人大多已经走进了历史。董希文1973年去世，张振仕1992年辞世。

2019年8月23日，王国栋在北京第六医院去世，享年88岁。晚年他还住在条件不好的旧房子里，曾有机会分一套三居室，但他把机会让给了别人。

退休后他跟徒弟说过一句话："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2023年1月，周令钊在北京去世，享年104岁。

他后来还参与过国徽设计、人民币设计，可大多数人记住他，还是因为开国大典那张像。葛小光今年七十三岁了，从1977年算起，快五十年了。

这么多年里仅在1979年由刘杨代笔，他的2009年版画像被首都博物馆收藏。至于2026年这一版的绘制和更换细节，目前公开报道里还没有看到。

能确定的是，那幅画还挂在城楼正中，照旧一年一换。回到开头那个问题：为什么不挂照片？做不到，是1949年的答案。

不该做，是那颗风纪扣、那双眼睛给的答案。做不好，是葛小光在铁皮棚里画了近五十年给的答案。可我觉得最深的一层答案是"人"。

挂一张照片，背后只有快门响的那一下；挂一幅画像，背后是董希文、周令钊、陈若菊、辛莽、张振仕、王国栋、葛小光，是一间冬冷夏热的画室，是几代人用一辈子守着同一件事。

现在什么都讲究快，能复制就不手作，能自动就不费力气。

但有些分量偏偏走不了捷径。真正让人肃然起敬的，不只是城楼上那张"像"的脸，还有画布后面那些不留名字的人。

他们的名字没几个人记得，可他们画的那双眼睛，已经静静看了这个国家七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