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山东威海卫，北洋海军覆灭；远在江苏南通，一位刚刚考中状元的翰林却准备去办纱厂。

别人苦读几十年，为的是穿官服、入朝堂，张謇好不容易走到科举最高处，却转身研究棉花、机器和股本。

不是他突然不想做官，而是甲午战败让他看清：一个连棉纱都要大量依赖洋货的国家，仅靠几道奏折救不了。

可一个从未办过工厂的状元，凭什么在四年后让大生纱厂真正开动起来？

一座南通，为何能走在近代中国前列？

1926年8月，张謇病逝于南通。消息传开后，人们悼念的不仅是一位状元，更是一位改变了一座城市的人。

放眼当时的中国，很难再找到第二座像南通这样的地方：

这里有近代纺织工业，有轮船航运，有面粉加工，有银行金融；这里建起了师范学校、农业学校、职业学校，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公共博物馆之一——南通博物苑，还有医院、公园、图书馆、剧场等一系列近代公共设施。它既不是首都，也不是通商口岸，却率先呈现出近代城市的发展雏形。

这一切，并非朝廷统一规划，也不是外国资本投资建设，而是张謇数十年持续经营的结果。

后人评价张謇，往往称他为“中国近代实业第一人”，但如果只把他理解成一位企业家，显然远远不够。

他留下的不只是几家工厂，而是一套围绕实业、教育、水利、农业和社会事业共同发展的地方建设体系。

然而，张謇原本并不是商人。

1894年，四十一岁的张謇高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站上了传统士人一生能够达到的最高位置。

按照晚清官场惯例，他完全可以沿着翰林、京官、地方大员的道路继续发展，进入朝廷中枢只是时间问题。

可令人意外的是，几年之后，这位状元却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办工厂、办学校、修河道、垦荒地，在很多传统士大夫看来，这几乎是一条"不务正业"的道路。

那么，一个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为何会把人生重心转向实业建设？

答案，并不能仅从张謇个人身上寻找，更要放到晚清的大背景下。

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表面上疆域辽阔，实际上已经积弊丛生。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工业文明不断冲击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逐渐失去竞争优势。

洋务运动虽然创办了一批近代企业，也引进了铁路、造船、电报等西方科学技术，但这些企业大多依赖官办或官督商办，既没有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也未能带动整个社会完成近代化转型。

国家财政依旧主要依赖农业税收，工业基础薄弱，技术人才匮乏，机器设备大量依赖进口，整个国家的发展仍停留在传统模式之中。

真正让这些问题集中暴露出来的，是甲午战争。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

战争的失败不仅意味着赔款割地，更意味着外国资本能够进入中国设厂经营，本就基础薄弱的民族工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马关条约》照片（局部）

对于许多有识之士而言，这场战争已经证明，仅靠传统政治体制和旧有经济模式，难以支撑国家的发展。

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刚刚考中状元的张謇，没有把全部人生寄托于仕途，而是在随后接受张之洞委托，回到家乡筹办纱厂。

从这一刻开始，他的人生道路逐渐发生改变。

后来几十年，无论创办实业，还是兴办教育、发展垦殖、治理水利，其目标都没有脱离一个方向——探索一条能够推动地方发展、增强国家实力的新道路。而南通，正是这场实践最完整的见证。

一座纱厂，撑不起一个国家，却能改变一座城市

甲午战争之后，晚清积累多年的问题彻底暴露在人们面前。国家贫弱，并不仅仅是因为一场战争失利，更在于工业基础薄弱、财政收入单一、技术人才匮乏，整个社会缺少能够持续创造财富的产业。

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张謇接受张之洞委托，回到南通筹办纱厂，开始了人生新的选择。

在当时，这无疑是一件颇具争议的事情。作为新科状元，张謇本可以沿着仕途继续前行，却选择投身实业。真正吸引他的，并不是经商本身，而是民族工业的发展前景。

长期以来，中国虽然盛产棉花，却大量进口外国棉纱和棉布，丰富的原料最终变成了外国工业的利润。张謇希望改变这种局面，让原料留在中国加工，让财富留在中国流通。

然而，办厂远没有想象中容易。

首先面对的是资金短缺。近代企业需要厂房、机器、原料和技术人员，而当时中国既没有成熟的金融体系，也缺少愿意投资近代工业的资本。

集股筹资困难重重，工程几度停滞，机器采购、厂房建设都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技术力量同样薄弱，机器设备主要依赖进口，本土工人大多没有现代工业生产经验，一切都需要重新学习和培养。

即便如此，这些困难在张謇看来，都只是民族工业起步必须付出的代价。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座工厂会如此艰难。

原因并不完全在大生纱厂自身，而是整个近代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没有现代企业制度，没有完善的金融支持，没有成熟的技术体系，民族企业从诞生之初，就不得不与拥有资金、技术和市场优势的外国资本竞争。大生纱厂遇到的问题，也是那个时代民族工业共同面对的问题。

经过多年经营，大生纱厂终于站稳了脚跟，并逐渐实现盈利。但张謇并没有因此满足。在他看来，一家工厂可以创造财富，却无法独自推动地方的发展。

工业从来不是孤立存在，它需要农业提供原料，需要航运连接市场，需要金融保障资金流转，更需要商业共同繁荣。任何一个环节缺失，产业的发展都会受到制约。

于是，大生纱厂稳定之后，张謇并没有简单扩大纺织规模，而是开始围绕地方经济不断完善产业布局。

他关注农业改良和垦殖，希望稳定棉花供应；发展轮船航运，加强商品运输；参与金融事业，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看似涉及多个行业，实际上都围绕着同一个目标——建立一套能够相互支撑、持续运行的地方产业体系。

这种思路，也决定了张謇后来事业的发展方向。他办企业，并不是为了拥有更多企业，而是希望通过工业带动商业，通过商业促进金融，再由金融支持产业，最终形成地方经济不断自我发展的能力。

对张謇而言，实业并不是终点，而是建设地方、富民强国的起点。

正因为如此，当产业体系逐渐建立以后，他又把更多目光投向了另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培养能够支撑近代发展的新一代人才。

教育、水利、垦荒，在张謇眼里其实是同一件事

如果说创办大生纱厂，是张謇探索近代工业的第一步，那么随后几十年，他投入更多精力的，却是教育、水利、垦殖和各种社会事业。

很多人因此觉得奇怪：一位企业家，为什么赚到的钱没有继续扩大企业，而是不断投入学校、河道和农田？

答案，仍然藏在他对地方发展的理解之中。

张謇并没有把实业看作孤立的经济活动。在他看来，工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水利，而农业和工业又彼此依存。如果这些基础问题得不到解决，企业的发展终究难以长久。

因此，他后来推动的一系列事业，看似分散，实际上都是围绕同一个目标展开——完善地方发展的基础。

教育，是张謇最重视的一环。

晚清时期，中国传统教育仍以科举为中心，培养的是应试人才，而近代工业真正需要的，却是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农业技术人员和各类专业人才。没有这些人，再先进的机器也难以运转，再好的企业也难以持续经营。

基于这样的认识，张謇在南通陆续创办师范学校、农业学校、商业学校、纺织学校等一批新式学校，希望培养地方建设所需要的人才。

他还创办南通博物苑，把自然标本、历史文物、科学知识集中展示，希望让教育走出课堂，成为社会公众都能够接触的新知识。

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后来很多又进入企业、学校和地方社会服务，逐渐形成教育反哺发展的良性循环。

与此同时，张謇并没有忽视农业。

南通地处江海之间，土地资源丰富，但部分地区长期受到江潮侵蚀和盐碱影响，荒地较多，农业生产并不稳定。

为了扩大耕地面积，他组织垦殖公司，围垦沿海滩涂，改良土地，增加棉花和粮食种植面积。

一方面，为地方百姓增加了生计；另一方面，也为纺织工业提供了更加稳定的原料来源。农业和工业，在这里并不是两个独立的发展方向，而是相互支撑的整体。

而农业的发展，又离不开水利。

长期以来，江海地区洪涝、潮汐等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

张謇十分重视河道整治、水利建设和海堤修筑，并积极参与淮河流域治理等水利事务。

他认为，治水不仅关系农业收成，也关系交通运输、地方经济乃至百姓生活。

只有水患得到缓解，农业才能稳定发展，地方经济才能真正形成持续增长的基础。

回过头来看，教育、垦殖、水利和实业，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发展体系。

学校培养人才，人才进入企业；企业创造财富，财富继续投入教育和社会建设；

农业为工业提供原料，水利保障农业生产，产业的发展又带动地方经济不断循环。

这种环环相扣的发展思路，使张謇的事业早已超出了"办企业"的范围。

因此，人们后来评价张謇时，往往不仅把他视为一位实业家，更把他看作近代中国地方建设的重要实践者。

他希望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事业，为南通探索一条能够持续发展的道路。而这条道路，也成为近代中国地方近代化建设最具代表性的实践之一。

他留下的，不是一家公司，而是一座城市的近代化样本

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张謇苦心经营多年的企业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忙于战争，中国民族工业一度迎来较快发展，大生纱厂等民族企业也借此扩大了生产规模。

然而，战争结束后，国际市场格局发生变化，外国商品重新大量进入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民族工业普遍遭遇困难。与此同时，国内政局长期动荡，市场环境不断变化，也给企业经营带来了新的挑战。

大生集团的发展，同样没有置身事外。

不过，如果仅仅把张謇事业后期的困难归结于市场竞争，并不足以解释全部原因。

与许多企业家不同，张謇始终没有把企业看成个人积累财富的工具。

多年来，大生纱厂及其他企业创造的利润，相当一部分又不断投入学校、博物苑、医院、水利、港口、公园以及各类社会公益事业。许多今天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公共建设，在当时却大量依靠企业持续投入资金维持。

这种模式，在企业经营顺利时，可以不断推动地方建设；可一旦企业盈利下降，整个体系都会受到影响。

因此，张謇晚年的压力，并不仅仅来自几家企业经营困难，更来自整个地方建设体系所承受的巨大资金负担。

即便如此，他始终没有停止推动公共事业的发展。

直到生命最后几年，张謇仍然关心教育、水利和地方建设，希望已经建立起来的各项事业能够继续运转。

对于他而言，企业的价值，从来不只是创造利润，而是在不断改善社会、造福地方。如果企业赚到的钱最终不能服务百姓，那么实业的发展也就失去了更大的意义。

1926年，张謇在南通病逝，享年七十三岁。

随着时代变迁，大生集团后来经历了兴衰起伏，一些企业已经不复当年的规模。但回望张謇的一生，人们越来越发现，他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并不只是创办了一家成功的纱厂。

今天的南通，仍然能够看到许多由张謇主持建设或倡导兴办的近代教育、文化和公共事业遗存。

更重要的是，他留下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发展思路——国家富强不仅需要政治治理，同样需要工业发展、教育普及、农业改良和水利建设共同推进；地方的发展，也不能依赖单一产业，而要建立彼此支撑、持续发展的整体体系。

张謇没有提出一套宏大的理论，却用几十年的实践回答了一个时代的问题。

从状元到实业家，从企业经营到地方建设，他始终没有停留在某一个领域，而是不断思考如何让一座城市拥有持续发展的能力。

也正因为如此，后人纪念张謇，不仅因为他创办了大生纱厂，更因为他把实业、教育、水利、农业和社会事业联系起来，为中国近代地方近代化建设留下了一个完整而鲜明的实践样本。

他的企业属于一个时代，而他的探索，则超越了那个时代。

直到今天，张謇仍然被视为中国近代实业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价值不仅在于办成了多少企业，更在于他证明了，近代化不仅是工业的发展，更是一座城市、一方社会的整体进步。

参考信源：

专访｜为什么一百年前去世的张謇仍然是现代企业家的典范 澎湃新闻 2026-07-29

朱述宾. 张謇的教育思想述略[J]. 教育科学, 1991, (1): 59-61.

辛利利. 张謇何以成为民营企业家的楷模[J]. 群众, 2026, (4): 68-69.

130年未断产！大生纱厂里藏着张謇的实业救国密码 潮新闻 2025-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