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使一号吴石将军与朱枫烈士

台湾岛潜伏职务最高的共产党干部、“国防部参谋次长”被捕。损失“密使一号”，毛泽东、周恩来为之动容。

吴石（1894—1950年）原名萃文，字虞薰，号湛然，福州螺洲吴厝村人，1894年出生。1911年，吴石与少年好友吴仲禧一道在福州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积极投入辛亥革命浪潮中。后入选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炮科，前后受训4年，与白崇禧为同期同学。1924年任第14师军械处处长、北伐军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等职。北伐结束，方声涛回闽主政，委任吴石为军事厅参谋长。1929年由福建省政府派其往日本留学，先后在日本炮兵学校、日本陆军大学学习。1935年秋回国，任参谋本部第二厅处长，专事日本情报研究。1936年2月授陆军少将。抗战中任大本营第一部第二组副组长、军事委员会委员、桂林行营参谋处长、柳州第四战区参谋长、军政部主任参谋兼部长办公室主任等要职。

1940年初，吴石重逢分别20余年的老友吴仲禧。当时，吴仲禧在韶关任国民党第四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和韶关警备司令。他已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抗战初始的几年里，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吴石经常流露出一种愤懑、失望的情绪。一方面，他想在抗日战争中扎扎实实地做一些事情，渴望自己在军事上能学有所用、用有所成，报效国家；另一方面，他又逐渐看透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官场的勾心斗角，并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感到厌恶，他意识到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这个局面。吴仲禧回忆说：“吴石对共产党人是有好感的。他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人有过交往。”

1942年1月，吴石任国民党军政部主任参谋兼部长办公室主任，1946年任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局长。1948年春夏之间通过吴仲禧介绍参加“民联”，投身革命阵线，直接受何遂（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长）领导，单线联系。1948年，吴石任国民党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元旦前后，吴石频繁地往来于福州、广州两地，多次潜往香港与李济深策划起义。

1948年，中共中央社会部在福州设置工作站，并派遣谢筱迺到福州领导福州站情报工作。中共中央社会部秘密电台设在中共地下党员蔡训忠家中，开辟了联系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空中秘密通道。按党的指示，吴石通过何遂与谢筱迺接上了关系，单线联系。吴石向谢筱迺提供了许多重要军事情报，他的工作成绩得到中央和华东局的高度肯定。

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逼近南京，国民党国防部尚保存有500多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资料。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直运台湾，而吴石则以福州“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理由，建议暂移福州。国民党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吴石之所以要将这批机要档案转移到福州，原来他得悉自己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他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在福州起义，将这批军事机要档案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久，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又电促“速将档案运台”。吴石则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仅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列为第一批，权充绝密档案，派人先运台湾。紧接着的一天，吴石又下达“死命令”，当晚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并向研究院院长黄觉民（黄是吴的挚友、民主人士）作好交代。1949年8月14日，吴石接蒋介石急电，令其即日赴台。15日上午，他密召亲信参谋王强到公馆，作了简要而严肃的面示：“我奉命明天即飞台北，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要尽到军人天职，‘人在档案在’。下一步怎么办，想必你自己懂得。为万无一失，可征求黄院长和刘通先生意见而行。”次日凌晨吴石即携眷飞台。两天后福州解放。王强即在黄、刘两位前辈认可下，将298箱保存无损的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呈献给了解放军。

吴石去台湾之前与吴仲禧见了最后一面。吴仲禧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告诉我，福建绥靖公署使命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要到台湾去任职。我曾请他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以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他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他接着说，为了避免嫌疑，他的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也要去台湾。留下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在大陆，虽已作了安排，还请我在必要时给予照顾……”赴台前，中共华东局给他的代号是“密使一号”。赴台后，他很快升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被授予中将军衔。

朱枫，又名朱谌之，作为吴石与华东局的交通联络员，在台湾期间，6次与吴石将军秘密会晤，又陆续送回一些重要军事情报。就在她再次准备返回大陆之际，1950年2月2日，朱枫的上级“老郑”被捕，供出了她。台湾国民党当局当即封锁了台湾所有出岛的空中、海上航线。危急关头，吴石冒险为朱枫签发《特别通行证》，送她乘机飞往国民党还占据的舟山。可是，“老郑””不仅供出朱枫，还供出吴石。蒋介石震怒了，下令逮捕吴石，并在其寓所搜出他亲笔签发给朱枫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和有关书面材料。

这样，台湾当局不但摸清了失踪多日的朱枫去向，也拿到了吴石“叛逆罪”的重要证据。于是吴石被收监。朱枫也被国民党军警从舟山抓回台湾。受该案牵连的人有：吴石的妻子王碧奎，老部下、某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上校，原“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某公署主管人事的中校参谋方克华、某处主管补给的参谋江爱训、吴石的副官王正均等人。在多次劝降未果的情况下，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人被台湾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1950年6月10日，他们4人被押往台北马场町刑场，临刑前，朱枫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她身中7颗子弹，倒在血泊中，英勇就义，时年45岁。

吴石在临刑前写下了一首绝笔诗：“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

他还遥望大陆，深情地说：“台湾大陆都是一家人，这是血脉民心。几十年后，我会回到故里的。”

他们的遗体被埋在台北市北郊一个地名叫“六张犁”的乱葬岗子上。这一案件当时震动了台湾岛。

1951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朱枫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1973年，还在“文革”时期，为了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特殊贡献，周恩来总理力排众议，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由国务院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病危之际曾说，我党不会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其中提到两位，一位是当时还健在的张学良将军，另一位就是已经牺牲了的吴石将军。

吴石的夫人后来获释出狱，定居美国。她病逝后，在世纪之交的一个日子里，其子女将父母骨灰遗骸一起奉回大陆，合葬于京郊福田公墓。

1990年6月29日，“朱枫烈士牺牲4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她被称为“台湾的江姐”。1995年，位于宁波市镇海区镇海中学旁边的朱枫烈士故居因该校体育场扩建，被圈入校园中。学校对这所曾走出一代女英雄的二层小楼房十分重视，予以重新维修和整理，辟置为“朱枫烈士纪念楼”。现已成为宁波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来源：《中共军事史上的秘密工作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