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明：新中国以来红军长征出发地和胜利会师在地点前后变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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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以来红军长征出发地和胜利

会师终点在地点上前后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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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国际关系文化学者 郑文明

时间：于2026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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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出发地和胜利会师终点在地点上，自新中国以来，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经中央党史军史权威机构的深入考证和研究确定，以上世纪九十年代为界，在前后两个阶段对历史的认识与表述的沿革及国家纪念节点的变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长征出发地：从瑞金到于都的历史认识变化

（1）历史事实层面：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红一方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长征。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中央首脑机关的所在地。然而长征实际并非从单一地点出发。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家学术界形成了"长征出发地多元论"的概念：瑞金是中央首脑机关的长征出发地，带有政治标志意义；于都是中央首脑机关和红军主力四个军团的集结地和实际正式出发地，并且红军各部队从不同地点出发。

（2）官方表述的历史变化：长期以来，瑞金因其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的地位而在早期常被广泛宣传为"长征出发地"。瑞金的云石山被称为"长征第一山"，武阳桥被题写为"长征第一桥"。

后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随着对历史的深入研究，"于都作为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的定位得到中央党史军史和国家的认定和确定。于都建有“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处系统展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历史的专题性纪念馆，并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运营。于都的于都河渡口也被称为"长征第一渡"。

（3）现状：目前官方和学界普遍采用一种兼容性的表述：瑞金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决策和始发地，是政治意义上的起点；于都是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集结和渡河启程长征的正式出发地，是军事行动意义上的起点。两者都是长征出发的重要环节。但从正式离开中央苏区启程长征的史实上更侧重在于都，这并非"前后变化"，而是随着对历史的深入研究，认识更加具体和全面。

二、胜利会师终点：从吴起镇到会宁、将台堡的层次划分，会师地点的表述和变化也存在多层含义。

（1）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会师——陕北吴起镇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和红十五军团会师。这标志着中央红军胜利完成长征。

（2）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甘肃会宁、宁夏将台堡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历经两年多艰苦跋涉，先后在甘肃会宁和宁夏将台堡实现三大主力的大会师，标志着整个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

（3）认识上的变化——历史上，"长征胜利会师"的表述经历了从单一到丰富的演变过程。早期的表述更多聚焦于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后来随着对红军三大主力各条长征路线研究的深入，1936年10月会宁、将台堡的大会师被明确认定为整个红军长征胜利结束的标志。两者并不矛盾——吴起镇会师标志中央红军完成长征，会宁、将台堡大会师标志红军长征的整体胜利。

综上，无论是出发地还是会师地，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和历史认识的不断丰富，官方和学界的表述都在不断细化和多元化——从"单一地点"走向"多元层次"，具体是从单一性转向整体性。新中国以来，出发地点方面从早期单一提瑞金一地，到后来同时肯定瑞金并侧重在于都集结出发正式启程的历史角色。会师终点方面从早期单一突出吴起镇，到后来明确区分吴起镇（中央红军会师）与会宁、将台堡（三大主力大会师）并侧重将台堡在时间上最终胜利并整体会合的标志意义。

长征作为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出发地与胜利终点的历史标识在不同时期出现了表述上的调整。新中国以来，先期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标为瑞金，会师胜利终点标为吴起镇；后来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标为于都，会师胜利终点标为将台堡。这一变化并非对历史事实的否定或改写，而是历史研究不断深入、史料不断发掘、纪念体系不断完善以及象征意义不断丰富的综合结果。理解这一变化，需要从历史事实的多重维度、史料考证的进展、纪念活动的现实需要以及象征的建构逻辑等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从历史事实本身来看，红军长征并非一次单一的、整齐划一的行动，而是多支红军部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分别出发、分别转移、最终汇合的过程。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出发地，本身就是一个包含多个层次的概念。瑞金是中央苏区的首都，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是中央红军长征前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从政治象征意义上说，将瑞金作为长征出发地，强调的是中央苏区整体战略转移的起点，突出的是苏维埃政权的首都被迫放弃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然而，从中央红军实际集结和渡河出发的具体地点来看，于都河渡口是中央红军主力集结、休整并最终渡河西进的实际出发地。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从于都等地出发，渡过于都河，开始了漫长的战略转移。因此，瑞金与于都之间并非互相排斥的关系，而是分别对应了政治中心与军事行动实际起点两个不同的历史层面。早期突出瑞金，是因为瑞金作为中央苏区首府具有更强的政治代表性和象征意义；后来突出于都，则是因为随着史料发掘和实地考证的深入，于都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实际集结出发地的历史地位得到了更加充分的确认和重视。

其次，从胜利终点的标识来看，吴起镇与将台堡分别对应了不同红军部队的长征终点和会师地点。吴起镇是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长征的终点。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将台堡则是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地点。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标志着红军三大主力全面会师，长征全部胜利结束。早期将吴起镇标为胜利终点，侧重于中央红军自身长征的完成，强调的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的核心地位和率先到达陕北的历史意义。后来将将台堡标为胜利终点，则侧重于红军三大主力全部会师、长征整体胜利结束这一更为完整的历史进程。将台堡会师意味着红军三大主力终于汇聚到一起，形成了更强大的革命力量，为后续的抗日战争和革命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从吴起镇到将台堡的变化，反映的是对长征胜利的理解从局部胜利向整体胜利、从单一部队向三大主力全面会师的拓展和深化。

再次，从史料考证和历史研究的进展来看，随着档案资料的不断开放、亲历者回忆录的整理出版、地方史志的编纂以及实地调查的深入，长征出发和会师的具体地点、时间、部队番号等细节得到了更加精确的厘清。历史研究是一个不断接近历史真实的过程。早期由于资料有限、研究条件不足，对长征出发地和终点的表述相对简略，往往以最具代表性的地点作为标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涉及多个县域和多个渡口，于都作为集结出发地的地位日益凸显；同样，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过程也涉及多个地点，将台堡作为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地点，在长征整体胜利中的标志性意义得到了更充分的认识。因此，标识的变化是历史研究精细化的自然结果，体现了对历史复杂性的尊重和对历史细节的还原。

此外，从纪念活动和红色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来看，长征出发地和胜利终点的标识还承载着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红色旅游发展等功能。不同的历史时期，纪念活动的主题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在强调中央苏区整体转移和中央红军核心作用的时期，瑞金和吴起镇的组合更能体现中央红军的中心地位。在强调红军三大主力团结会师、长征整体胜利的时期，于都和将台堡的组合更能体现全党全军的团结和长征的全面胜利。于都作为出发地，其渡口遗址、纪念馆等红色资源丰富，便于开展实地纪念活动；将台堡作为会师地，其会师纪念碑和纪念园也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因此，标识的调整也反映了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和纪念体系建设的实际需要。

最后，从政治象征的建构逻辑来看，长征出发地和胜利终点的标识变化，体现了对长征精神内涵的不断丰富和升华。长征不仅是一次军事转移，更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出发地象征着革命根据地的暂时放弃和战略转移的开始，终点象征着革命力量的重新汇聚和新的出发。瑞金到于都的变化，意味着从突出政治中心到突出实际征程的转变，强调的是长征从具体行动开始的艰辛历程。吴起镇到将台堡的变化，意味着从突出中央红军率先到达陕北到突出三大主力全面会师的转变，强调的是全党全军在长征中的团结统一和整体胜利。这种象征意义的调整，有助于更全面地弘扬长征精神，即坚定理想、艰苦奋斗、团结协作、勇往直前。

综上所述，红军长征出发地从瑞金到于都、胜利会师终点从吴起镇到将台堡的变化，是历史事实多重维度、史料考证深入研究、纪念活动侧重和历史象征建构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变化不是对历史的修改，而是对历史更全面、更细致、从单一到全军整体的具体呈现。瑞金与于都、吴起镇与将台堡，各自承载着长征历史的不同侧面，共同构成了长征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完整图景。认识理解中央和国家在纪念红军长征时在出发和胜利会师节点的这一变化，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全面地认识长征的历史整体性，以更加深刻地领会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更加完整地传承和弘扬长征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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