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感情，要换一种语言才能说出口、写出来

人这一生，总有一些人、一些事，因为离我们太近，反而很难写。

父亲就是这样。

三十多年前，父亲去世以后，我曾经很长时间想着为他写点什么。不是没有故事可写，恰恰是故事太多了：童年的生活，父亲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那些当时并不起眼、后来却越来越清晰的片段……一件件从记忆深处浮上来，彼此牵连，千头万绪，一时间竟不知道应该从哪里落笔。

更难的是，面对父亲，我很难保持一个写作者所需要的那一点距离。

汉语是我的母语，也是我和父亲在生活中共同使用过的语言。它承载着我的童年、家庭和故乡。许多词语还没有写下，记忆便已经先于文字涌了出来。“父亲”两个字，在母语里从来不只是一个称谓，它后面站着一个人，也站着一段已经无法重新经历的生活。

所以我几次想写，几次拿起笔，最后又把笔放下。

我并不是不知道自己想写什么，而是不知道怎样才能把那些纠缠在一起的感情安静地放到纸上。写父亲，似乎一动笔就容易陷入回忆；而一旦完全陷入回忆，又很难站在今天的位置上去理解他，也理解自己。

多年以后，我才隐约明白，真正阻碍我的，也许不只是文字，而是我和文字之间的距离。

用世界语写父亲

那段时间，我正在尝试用世界语写作。世界语不是我的母语，我使用它远没有汉语自然。奇怪的是，正是这种“不那么自然”，反而给了我一点自由。

我第一次用世界语写下了父亲。

题目是《父亲的骄傲》（Fiero de Mia Patro）。

文章写的是父亲生命最后一段时光。那时他的病已经很重，每当病痛袭来，父亲脸上便满是痛苦。为了缓解他的痛楚，我故意跟他说，街上遇见了他的老相识，他们还惦记着他旧时的拿手绝技——“腊肉甩饼”。

父亲听后，脸上的愁绪慢慢舒展开来，开始兴致勃勃地谈起自己的过去，以及世道人情的变迁。他感叹道：“Nuntempe ĉio ŝanĝiĝis, ankaŭ la apetito de la homo ŝanĝiĝis...”（“现在什么都变了，就连人的胃口也不一样了……”）

说着，他仿佛陷入了回忆。那个曾经令他引以为傲的“同兴楼”，又在眼前慢慢清晰起来。那是他年轻时和兄弟们凭着一双手、凭着一门手艺，一点一点撑起来的家业，承载着一家人的生活和父亲最得意的那些年月。

过了一会儿，父亲又想起了另一件往事：“Antaŭ kelkaj jaroj, maljuna Liu avertis min: ‘Amiko mia, forlasu vian malnovan obstinan ideon… Tuj akceptu metilernanton, alie via metio perdiĝos’. Jen. Antaŭ kelkaj monatoj lia filo venis al mi kun tri boteloj da brando kiel inica donaco por lerni de mi la kuirarton.”（“几年前，老刘劝我说：‘老伙计，放下你那老顽固吧……收个徒弟吧！要不你那艺道就可惜咧。’瞧，前几个月，老刘的儿子拎了几瓶酒上门咧，呵呵，要跟我学把式哩。”）

父亲笑了，笑得很得意。

只是，父亲终究没有放下他的老主意。老刘的儿子扫兴而去，而父亲的几个孩子中，竟没有一个继承他的手艺……

Patro forpasis kun rideto, en kiu ŝajne riveliĝas ia bedaŭro.（父亲带着微笑走了，那微笑中似乎透着一种遗憾。）

奇怪的是，这一次，我竟然写下来了。

而且，是用世界语写下来的——后来发表在《世界》（La Mondo）杂志1995年第1期。

写作的时候，父亲仍然是父亲，往事也仍然是那些往事，可我与它们之间却似乎多了些距离。我不再完全站在过往里，而像是退后了一步，回望父亲，也回望当年的自己。

那一刻，我第一次意识到：语言不仅是表达感情的工具，有时还会改变我们与感情之间的距离。

离得太近反而看不清

后来我慢慢发现，这其实并不只是语言的问题。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离得太近，反而看不清楚。天天生活在一起的人，你很难说清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故乡也是，身在其中时，只觉得平常，离开多年以后，才忽然明白它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一段经历，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只有感受，没有理解；隔了很久再回头看，才慢慢看懂。

就像看一幅画。贴得太近，只看见笔触和颜料；退后几步，画面的整体才显现出来。

感情也是一样。完全陷在记忆里的时候，人是在经历它，而不是在看它。写作者需要的那一点距离，不是冷漠，而是能够站在今天的位置上，重新看当年的人和事。

更有意思的是，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文章用世界语写成以后，我又试着把它翻译回汉语。原以为，这应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故事是自己的，汉语又是自己的母语。然而真正翻译起来，却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有些地方，世界语中的表达让我觉得非常贴近当时的心情；可一旦换成汉语，意思似乎没有错，情感却总觉得隔了一层。句子可能更顺畅，词语也可能更加准确，但反而觉得，它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感觉了。

我第一次如此清楚地感到：有些东西可以翻译，感情却未必能够完整地被搬运。

仿佛那份感情在世界语里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这件小事，后来一直留在我的心里。

我开始重新思考：我们究竟是在用语言表达已经存在的感情，还是语言本身也参与了感情的形成？为什么有时候，最熟悉的母语反而让我们无法靠近某些记忆，而一种并不熟悉的第二语言，却能够帮助我们把它们慢慢说出来？

也许，第二语言有时会成为一种特殊的情感出口。

我们通常会认为，表达最深的感情，当然应该使用最熟悉的母语。母语承载着一个人的童年、家庭和生命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无疑是最重要的情感语言。但事情也许还有另一面。

正因为母语太接近我们的生命，它有时也太接近记忆本身。当我们试图用它重新触碰那些往事，语言本身就可能把我们带回当年的现场。于是，我们不是在回忆，而仿佛又一次经历。

而第二语言，有时恰好能让这种过分的亲近松动一点。它未必让感情变浅，却可能让我们终于有机会看清它。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第二语言一定比母语更适合表达深情。对于很多人来说，母语就是最重要、最深沉的心灵语言；一个人在第二语言环境中生活得足够久，第二语言同样可以成为亲密的情感语言。我所经历的，只是其中一种可能。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对这种体会更深了一层。

去年参加国际世界语文学竞赛时，我写了一篇《折翅之时》（Kiam flugilo rompiĝas）。那是青年时代的一段往事：当时的我踌躇满志，对未来满怀信心，以为人生正要沿着自己设想的方向展开，却在一个重要的关口突然遭遇重挫。几十年来，这段往事一直萦绕在心头，我也曾想过用汉语写，却始终没有真正动笔。

没想到，去年竟用世界语把它写了出来。那些沉积多年的情绪，仿佛在另一种语言里忽然找到了出口。后来，正是这篇作品获得了第76届国际世界语文学竞赛的第三名。

这件事让我再次想到父亲。

有些感情，并不是我们没有能力表达，而是它们在母语中离我们太近。换一种语言，反而给了我们一点回望的距离，让那些沉积多年的东西得以重新排列，慢慢找到自己的形状。

这或许就是我反复经历之后，对第二语言最深的一点体会：它未必比母语更善于表达感情，却有可能让某些原本无法言说的感情，终于获得表达的可能。而世界语，又使这种可能多了一层意味。

世界语带来的另一种自由

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民族语言，都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学和深厚的文化传统。学习它们，不只是学习一套语法和词汇，也是在进入一个已经形成的文化世界。这种文化积淀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也会给语言使用者带来丰富的联想和表达资源。

世界语也有自己的历史、文学和文化，它绝不是一张白纸。但与民族语言相比，它与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国家的身份联系相对较弱。一个中国人使用世界语，并不需要先进入另一个民族的文化身份，才能表达自己。

这或许正是世界语给予我的另一种自由。

它一方面让我离开了母语与记忆过分亲近的位置，另一方面又没有要求我进入另一个民族的身份。于是，我似乎获得了一个中间的位置：既没有离开自己，又能够稍稍站在自己之外。

现在想来，《父亲的骄傲》和《折翅之时》之所以能够写出来，并不在于我掌握了另一种语言，而在于我在另一种语言里，找到了观看自己的位置。

而那次从世界语译回汉语时产生的“不像”，又让我明白了另一件事：语言并不是可以随意替换的外壳。一个故事一旦在某种语言中完成，它的节奏、语气、停顿，甚至感情的轻重，都可能已经与那种语言融在一起。翻译可以把意思带回去，却未必能够把当时生成这份文字的全部心境原封不动地带回去。

或许，真正的情感表达，从来不是简单地把心里的东西“换成另一种语言”，而是在另一种语言里，重新找到它的形状。

所以，对我而言，世界语最初是一种通向世界的语言，后来却渐渐成为一种通向内心的语言。它让我认识远方，也让我重新看见那些离我最近的人。

作者：魏玉斌

编辑：谢瑞锋

审稿：陈 吉

校对：盛 敏

制作：谢瑞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