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父母，该不该跟孩子分享自己的压力和脆弱？

很多父母都会遇到一个两难的问题。工作遇到困难、经济压力增加、身体不舒服，或者只是最近情绪非常低落，要不要让孩子知道？

一种常见的想法是，成年人应该替孩子挡住这些事情，孩子还小，没有必要知道父母的烦恼。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父母不需要永远表现得强大，适当地让孩子看见脆弱，反而能够培养孩子的共情能力。

这两种说法都有一部分道理。真正需要区分的，并不是父母能不能表现出脆弱，而是孩子在知道这些事情之后，被放在了什么位置。

孩子可以知道父母也会疲惫、难过和遇到困难，但不应该因此承担照顾父母、稳定家庭的责任。

01

为什么完全不让孩子看见压力，

也不一定是在保护孩子？

父母希望把负面情绪藏起来，通常是出于保护，但问题在于，很多压力其实并没有办法真正藏起来。

孩子学习情绪，并不只依靠父母主动告诉ta什么。家庭情绪社会化研究发现，孩子会持续观察父母怎样表达情绪、怎样处理压力，以及整个家庭面对负面情绪时采取什么方式。

父母的情绪表达和应对方式，本身就是孩子学习情绪调节的重要来源（Eisenberg et al., 1998；Morris et al., 2007）。

比如，父母最近因为工作问题明显烦躁，说话变少，也更容易失去耐心，却始终告诉孩子「什么事都没有」，孩子并不会因此完全感觉不到异常，ta更可能面对的是一种难以解释的变化。

父母明明和平常不一样，却没有人告诉ta发生了什么。

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来说，这种信息空缺有时反而更加难以理解。

因为儿童对于复杂社会情境的解释能力仍在发展，当家庭气氛发生变化，却不知道原因时，ta可能会根据自己有限的信息寻找解释。

所以，比起假装一切正常，有时候更合适的方式是给孩子一个符合年龄的解释。

比如最近工作比较忙，所以有些疲惫。刚才说话比较急，是因为自己的情绪不太好，不是孩子做错了什么。

这类表达不仅是在解释父母为什么发生变化，也是在给情绪命名。

关于亲子情绪对话的研究发现，父母越能够和孩子谈论情绪，帮助孩子理解情绪的名称、原因以及变化，孩子对于情绪的理解通常也会发展得更充分（Reschke et al., 2024）。

到了青春期，父母仍然是重要的情绪学习对象。一项持续多年的纵向研究发现，青春期亲子关系中的一些积极互动，包括适当的父母自我披露，与孩子成年后的部分情绪调节能力存在联系（Wilson et al., 2024）。

因此，一个家庭并不需要让孩子形成「成年人永远不会难过」的印象。

父母也会焦虑，也会受挫，也会有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孩子真正需要学习的，是这些情绪出现之后，我们仍然可以理解它、表达它，并且寻找合适的方法处理它。

02

为什么有些父母的诉苦，

却会让孩子越来越有负担？

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分享慢慢变成了角色倒置。

父母说最近工作压力很大，和父母反复告诉孩子自己快撑不下去了，看起来都属于表达压力，但孩子实际承担的心理任务并不一样。

前一种情况下，孩子得到的是关于家庭现实的信息。后一种情况下，孩子可能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应该让父母开心一点，少花一点钱，不再提出需求，甚至负责安慰父母。

这种关系变化接近心理学中的亲职化（parentification）。

它指的是亲子之间原本应该由成年人承担的照顾责任发生了倒置，孩子开始持续承担超出自身发展阶段的情绪照顾或家庭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孩子偶尔安慰父母，并不等于亲职化。

研究者特别强调，判断关键并不是孩子有没有帮助父母，而要看这种照顾是否变成了长期责任，父母是否仍然能够履行照顾者的功能，以及孩子是否拥有拒绝、离开和继续做孩子的空间（Nuttall et al., 2021）。

2026年一项综述发现，长期亲职化与更明显的心理困扰、家庭关系问题以及身份发展困难有关，一些孩子会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我能不能照顾好别人」之上（Keny & Banerjee, 2026）。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家庭里的孩子看起来格外懂事，却未必意味着ta真的更加成熟。

如果一个孩子知道父母赚钱很辛苦，于是开始理解家庭资源有限，这可以成为现实感的一部分。

但如果ta开始认为自己的正常需要都会拖累父母，于是什么都不敢要，这已经是另一件事情。

如果孩子看到父母难过，会主动抱一下父母，这是亲密关系中的正常回应。

但如果孩子每天都在观察父母的脸色，努力寻找办法让父母不要崩溃，那么情绪调节的责任已经从成年人转移到了孩子身上。

03

父母应该怎样跟孩子

分享自己的压力和脆弱？

比较合适的分享，通常需要同时完成两件事情，一是让孩子理解正在发生什么，二是让孩子知道这件事情主要由成年人负责。

第一步是根据孩子的发展阶段控制信息量。

年龄较小的孩子通常更需要简单、具体的解释。我们可以告诉ta最近工作比较辛苦，所以有些疲惫，却没有必要详细描述复杂的职场冲突、债务风险或者夫妻之间尚未解决的问题。

随着孩子进入青春期，能够理解的现实信息可以逐渐增加，但这仍然不意味着孩子应该成为父母处理成人关系问题的主要倾诉对象。

第二步是把情绪和责任分开。

父母可以说自己今天心情不太好，也可以承认最近有些焦虑，同时需要明确告诉孩子，这些情绪不是ta造成的，也不需要ta负责解决。

尤其是在家庭经济、婚姻矛盾、疾病或者工作危机等问题上，这种边界非常重要。

第三步是尽量让孩子看到后续的处理过程。

父母并不需要等到所有事情彻底解决以后才开口，但至少可以告诉孩子，自己正在想办法处理。

比如工作的问题会和同事沟通，经济问题会由成年人重新安排，情绪特别低落时会找伴侣、朋友或者专业人士获得支持。

最后，还可以观察孩子分享之后的反应。

如果孩子开始频繁询问父母是不是还难受，明显减少自己的正常需求，反复担心家庭会不会出事，或者表现出一种必须照顾父母的紧张感，那么可能意味着目前的信息对于ta来说已经过重，需要重新建立边界和安全感。

写在最后

父母不需要在孩子面前维持一个永远强大、永远情绪稳定的形象。真正稳定的家庭，也不是所有成员都没有压力，而是压力出现以后，家庭中的责任依然清楚。

孩子可以知道父母是一个真实的人。ta可以看到父母疲惫、伤心、失败，甚至偶尔不知道怎么办。但与此同时，孩子也需要持续知道，父母依然是那个负责处理成人世界问题的人。

这种确定感，往往比一个从不表现脆弱的父母更加重要。

作者/小樋山

编辑/壹点灵主创团

文章来源/https://www.ydl.com/

参考文献

Eisenberg, N., Cumberland, A., & Spinrad, T. L. (1998). Parental socialization of emotion. Psychological Inquiry, 9(4), 241–273.

Keny, S., & Banerjee, B. (2026). Losing childhood and gaining responsibilities: A PRISMA based systematic review on consequences of parentification.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185, 108919.

Morris, A. S., Silk, J. S., Steinberg, L., Myers, S. S., & Robinson, L. R. (2007). The role of the family contex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motion regul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16(2), 361–388.

Nuttall, A. K., Valentino, K., Cummings, E. M., & Davies, P. T. (2021). Contextualizing children’s caregiving responses to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dvancing assessment of parentification.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35(3), 276–287.

Reschke, P. J., Clifford, B. N., Brown, M., Siufanua, M., Graver, H., Cooper, A. M., Porter, C. L., Stockdale, L. A., & Coyne, S. M. (2024). Links between parent–child conversations about emotions and changes in children's emotion knowledge across early childhood. Child Development, 95(1), 82–97.

Wilson, S. V., Szwedo, D. E., & Allen, J. P. (2024). Interparental and parent–teen relationships during adolescence as predictors of intra- and 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in young adulthood. Youth, 4(4), 1417–1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