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前夕，河南这片土地上的小麦梢刚染上一层熟黄。

我从郑州坐高铁回商丘，不到一个钟头就抵了站。出站时天刚擦黑，表弟开车来接，车拐上归德路，两旁灯火连成片，商场、楼盘、连锁酒店挤挤挨挨，沿路望去和省城没太多分别。

表弟说这几年城东扩得快，古城也修得齐整了，改天带我去转。我随口应着，心思却早飘回了乡下——村东头那棵老槐树，不知今年又抽了多少新枝。

村子离古城不过二十里地。车从大路拐进村道，路灯一下子暗了下去，路两旁的麦田隐在夜色里，虫鸣顺着车窗漫进来，裹着熟悉的泥土气。

停在三叔家门口时，院里的狗先叫了两声，随即三婶的声音掀开门帘飘出来：“是娃回来了？快进屋，饭刚焖上。”

三叔三婶住着三间老瓦房，东边接了两间平房当厨房，院子不大，两棵柿树、一棵石榴树撑着半院阴凉，墙角码着农具和半人高的空麻袋。

三婶正围着灶台忙，大铁锅盖着盖子，咕嘟咕嘟往外冒香气。“知道你要回来，特意杀了家里养的土鸡，炖了一个小时了。”她掀开锅盖搅了搅，酱香裹着肉香扑满脸，“就着热蒸馍吃，还是你小时候的吃法。”

端上桌的还是老样子：暄软的白面馒头，鸡块炖得酥烂，连骨头都浸着咸香。三叔坐在旁边抿着白酒，慢悠悠问城里工作忙不忙、啥时候安定下来。我一一应着，话不多，豫东乡下的亲情向来这样，大半心意都焖在锅里、盛在碗里，嘴上反倒寡淡。

第二天鸡刚叫头遍，窗外的布谷鸟就催命似的喊起来——“布谷布谷”，一声赶着一声，是麦熟的信号。

我披了件衣服出门，五月底的清晨还带着凉，空气里飘着麦子将熟未熟的清甜，混着泥土的腥气，深吸一口，连肺腑都踏实了。村子静悄悄的，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留守的老人起得早，三三两两聚在胡同口，手里剥着新蒜，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

村东头老槐树下，广林大爷正蹲在石墩子上剥蒜。老人今年八十三，头发全白了，背驼得厉害，手指却还麻利，蒜皮顺着指缝往下掉，一会儿就堆起一小堆白胖的蒜瓣。我递烟过去，他摆了摆手：“戒好几年了，气管不好，喘不上气。”

我蹲在他旁边，问今年麦情怎么样。他抬眼望了望南边的地，目光落在连片的麦浪上：“还行，春天雨水匀，灌浆灌得足，籽粒饱。再晒个三两天就能开镰，赶上好天，一亩地能打一千出头。”种了一辈子地的老人，说起庄稼来头头是道，从麦种讲到墒情，从锈病说到机收，絮絮叨叨全是田间地头的家常，我听着却格外安心。

说着说着，他忽然停了手：“你爷在世的时候，每年这时候也蹲这儿剥蒜，手比我还快，噌噌噌，一会儿就一小筐。”我愣了愣。爷爷走了快十年了，被老人随口一提，倒像昨天还坐在这树底下似的。

薯干与酱豆

早饭是小米稀饭、热蒸馍，就着腌糖蒜和西瓜酱豆。三婶把西瓜酱豆淋上了点醋和小磨香油，夹在热馍里咬一口，酸甜脆嫩，小时候的滋味顺着舌尖一下子漫上来。三叔边吃边笑：“你小时候回来，顿顿离不了酱豆，一顿能造半碗。”

吃完饭我骑了三叔的电三轮去地里。村南的麦田一眼望不到头，熟得透亮的金黄色从脚下铺到天尽头，风一吹，麦浪一层层往前涌，哗啦啦地响，像满地碎金子在太阳底下晃。这就是豫东平原的麦收前夕，是一年里最厚重、也最让人踏实的光景。

地头撞见二爷爷。老人八十岁了，腰里别着把磨得发亮的镰刀，正蹲在地边薅杂草。他耳背，我凑到跟前喊了两声，他才眯着眼认出来，拍着膝盖笑：“哎呀，娃回来了！城里养得好，都胖了。”我问他都有机收了，还拿镰刀干啥。他把镰刀往腰后一别：“机子走得快，地边地角收不干净，总得人工补补。再说种了一辈子地，几天不摸镰刀，手都发痒。”

他掐下一个麦穗搓开，吹掉麦糠，把饱满的麦粒递到我跟前：“你看这籽，实诚。搁以前，哪敢想一亩地能打这么多麦子。”我捏了一粒丢进嘴里嚼，清甜的麦浆在舌尖散开。二爷爷看着就笑：“跟你爹小时候一个样，他也爱嚼青麦粒。”

那天中午广林大爷也被喊了过来，两个老人就着一碟花生米喝了几盅，话匣子一打开，全是早年吃食的苦日子。

广林大爷记事是在四十年代，家里七八口人，守着十几亩薄沙地，半年口粮靠红薯撑着。“沙土地存不住水，种小麦产量低，红薯耐旱、产量高，一亩收个千八百斤，窖起来能吃大半年。”鲜红薯蒸、煮、烤，变着花样吃，吃不完就切成片摊在麦秸上晒成红薯干，磨成深褐的红薯面，蒸窝头、擀面条、贴锅饼。“那窝头黑黢黢的，粘手，吃多了烧心，酸水直往上冒。可不吃它，就得饿肚子。”

遇上灾年连红薯都收不上来，就得靠野菜、树皮救命。二爷爷接过话头，说民国三十二年大旱，地里庄稼枯得能点着火，村里人挖灰灰菜、薅马齿菜，春天捋榆钱、洋槐花，实在没辙了就剥榆树皮。“把外面老皮刮掉，取里面白嫩嫩的韧皮层，晒干了磨成粉，掺着红薯面蒸窝头。那玩意儿涩得拉喉咙，咽下去都扎得慌，可为了活命，也得往下咽。”

豫东老辈人都记得一句顺口溜：“红薯饭，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不是什么地方特色，是刻进骨头里的生存记忆。

那时候白面叫“细粮”，金贵得像宝贝，只有过年、待客、走亲戚才能蒸上一锅白馍。一个馍掰成四瓣，给小孩解解馋，大人连边都舍不得碰。过年包饺子，白面里也要掺半份玉米面，图个白皮的体面。

苦日子里也琢磨出了不少下饭的法子。西瓜酱豆就是这么来的：夏天西瓜下来，把黄豆煮熟发酵，混着西瓜瓤、盐、花椒装进坛子，太阳底下晒上半个月，咸香浓郁，就着窝头、就着面条都能下饭。还有腌糖蒜、晒酱瓜、腌萝卜条，都是为了就着粗茶淡饭，能多咽下一口干粮。

日子是分阶段好起来的。八十年代初分了地，小麦产量蹭蹭往上涨，头一年收的白面，就够全家吃大半年；九十年代村里通了柏油路，小卖部里大米、挂面样样齐全，红薯慢慢从主食变成了调剂；到了现在，顿顿白馍白饭早已平常，反倒要特意蒸点榆钱窝头、煮点杂面条，美其名曰“吃个新鲜”。

那天晚上三婶包了扁食——商丘人把饺子都叫扁食，猪肉白菜馅，薄皮大馅，煮出来圆鼓鼓的，蘸着醋蒜汁，咬一口鲜得流油。三叔说，搁以前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回扁食，只有过年才包一次，肉少菜多，却香得记半年。“现在啥时候想吃啥时候包，反倒觉得没以前香了。”

我咬了一口说，还是那个味儿。三叔笑：“你是回来得少，吃一次就觉得香。天天吃，你也腻。”

吃完饭坐在院里乘凉，月亮升得老高，把院子照得亮堂堂的。石榴花在夜色里红得发沉，远处麦田里传来几声蛙鸣，断断续续的。三婶在屋里喊，明天烙点焦饹馇让我带回去，搁得住，能吃好几天。三叔补了一句，再装罐西瓜酱豆，城里超市卖的，没家里晒的地道。

官道与车辙

广林大爷年轻的时候，常推独轮车去安徽亳州赶会，天不亮从家走，顺着平原土路走百十里地，天黑就能到。“咱这地方好就好在平，不用翻山不用过河，推着车就能跨省。”

商丘的地势，是刻进骨子里的坦荡。全域几乎全是黄河冲积平原，海拔大多在三四十米，一马平川连个像样的土丘都少见。往西到开封，往北到山东菏泽，往南到安徽亳州，往东到江苏徐州，全是舒展的平路。这样的区位，自古就是人流物流的交汇地，也是四省风物杂糅的节点。

老辈人常说商丘人“实在、会过日子，也会做点小买卖”，这话不是没来由的。四省交界的位置，让这里的民风混了鲁豫皖三地的性子：有河南人的敦厚，有山东人的爽利，也有皖北人的精干。往前数几千年，这份经商的基因早就埋下了——阏伯的后人王亥，赶着牛车在部落间以物易物，“商人、商品、商业”的名字，都是从这片平原上起源的。

广林大爷没听过“三商之源”的说法，可他知道归德府当年是个大码头。“我年轻时进城，南门里头全是铺子，卖布的、卖盐的、卖杂货的，山西的、安徽的客商都在这儿落脚。逢庙会的时候更热闹，人挤人，戏台子唱大戏，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史书里的商丘，从来不是偏安的小城。周代宋国在此建都，庄子出生于民权蒙地，墨子、惠施都在这片平原上留下过足迹；西汉梁孝王建三百里梁园，枚乘、司马相如云集于此，文风盛极一时；北宋时升为应天府，定为南京陪都，应天书院居四大书院之首，范仲淹在此求学执教，书声琅琅传遍中原。

可平原无险，也注定了它要承受伤痛。改朝换代的兵燹，黄河泛滥的泥沙，一次次把城市掩埋，又一次次在原址重建。广林大爷听老辈人说，民国时候打仗，队伍一趟趟从村边过，老百姓往庄稼地里躲；淮海战役那时候，村里的支前队推着小车往前线送粮送鞋，“都知道仗打完了，日子才能安生”。

真正把这座平原古城拉进新时代的，是铁路。 广林大爷第一次见火车是五十年代初，十几岁的半大孩子，跟着大人走二十多里地去商丘站看稀罕。“那家伙喷着白烟，呜呜地叫，跑得比马快多了，全村人都去看。”陇海铁路从城中穿过，把城市分成了道北、道南两片：道北挨着车站，货栈、旅社、饭馆林立，是最热闹的地界；道南是老城区，住着原住民和老商号。

后来京九铁路全线通车，两条干线在商丘十字交叉，这里一下子成了全国知名的交通枢纽。“那时候火车站乌泱泱全是人，南来北往都在这儿转车。”在供销社干了半辈子的三叔说，八十年代南下广州、北上北京打工的人，都从商丘走。站前的小饭馆、旅社家家爆满，连路边卖水煎包的摊子，一天都能卖出去好几锅。

路通了，人的眼界就宽了。商丘人历来有走出去的传统，早年间闯关东、下江南，现在往长三角、珠三角去的最多，凭着实在肯干的性子，在哪儿都能站稳脚跟。可不管走多远，逢年过节总要往回赶。火车站拎着大包小包的人流里，藏着最朴素的乡愁。

我每次坐高铁回商丘，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麦田，都觉得这条路既熟悉又陌生。小时候去郑州，要坐两个钟头的长途汽车，路上颠得人反胃；现在高铁一个钟头就到，村村通了水泥路，独轮车的车辙没了，换成了汽车轮胎的印记；古道上的马蹄声没了，换成了高铁的呼啸声。

没变的是骨子里的活络。村里不少人做起了生意：收粮食、跑运输，把宁陵的酥梨、柘城的辣椒、民权的葡萄酒卖到全国各地。就像几千年前王亥赶着牛车出发一样，现在的商丘人，开着货车、对着手机，继续走着属于他们的商路。

广林大爷捏起一瓣蒜丢进嘴里，慢悠悠地说：“咱这地方没山没矿，就靠人勤快点。路通了，啥都能运出去，啥钱都能挣。”

风从槐树叶缝里漏下来，带着远处麦田的香气，也带着隐约的汽车引擎声，飘向平原深处。

故城与废园

第二天，三叔骑电动车带我去古城转。 跟广林大爷嘴里的老归德府完全是两个模样了：城墙修葺一新，青砖勾缝齐整，城楼重檐歇山，漆红瓦绿；护城河清了淤，水面开阔，岸边修了步道和垂柳；游客三三两两，沿着城墙根慢慢走，安安静静的。三叔说这些年政府投了不少钱，不光修了城墙，还把“城摞城”遗址做了展示，往下挖几米，能看见明清、宋元的老城基。

我们顺着城墙走了半圈，走到一处土层断面，三叔指着墙根下的夯土说：“你看这一层一层的，下面全是老城。”我凑过去看，黄褐色的土层里，夹杂着碎瓦片、炭粒、陶片，颜色深浅交错，像一块巨大的千层糕。最上面是明代的青砖，往下是宋代的瓷片，再深是汉代的夯土——两千多年的光阴，就这么一层层叠压在这里，比爷爷、爷爷的爷爷加起来的岁月还要久远。

“咱祖上原先就住城里，后来黄河发水，城外淤了地，才慢慢迁出来的。”三叔伸手摸了摸墙砖，又很快收了回来，“我小时候还在城墙头上放过羊，那时候好多地方都塌成土坡了，顺着就能爬上去。大跃进那年拆了不少城砖，拿去修水库、盖房子。现在又修起来了，好看是好看，可不是当年那老砖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我却听出点说不清的滋味。

商丘的城，从来都是建了毁、毁了建。黄河泛滥一次，泥沙就把城埋一层，后人就在原址上接着盖，前前后后叠了六座城：明代归德府、宋代应天府、唐代宋州城、汉代睢阳城、周代宋城，还有更早的商代聚落。别的地方城毁了或许会迁走，商丘人不——埋了就再建，塌了就重修，根就扎在这一块地方，死活不挪。

就像这片平原上的人，遇着灾年、遇着战乱，熬过去，接着种地过日子，韧性早刻进了血脉里。

古城里主街修得齐整，卖小吃的、开文创店的，热热闹闹。拐进旁边的小巷子，还能看见老住户的四合院，石榴树枝探出墙头，院里飘着饭菜香。三叔说，原住民搬出去不少，也有一些老人舍不得走，守着老院子过活。“房子老是老，住着踏实。”

从古城出来往回走，路过村头的老校舍，院墙塌了半边，院里长满了蒿草，三间土坯房歪歪斜斜的，窗棂都烂没了。广林大爷说这是以前的村小学，八十年代还在上课，后来盖了新教学楼，再后来村里孩子少了，学校就撤了。“你爹就在这儿念的书，那时候窗子糊着白纸，冬天冷得伸不出手，教室里点着炉子，学生一边烤手一边写字。”

我扒着门缝往里看，屋里黑乎乎的，歪倒的课桌椅上落满了灰，墙上一块残破的黑板，隐约还能看见粉笔字的痕迹。风一吹，院里的蒿草沙沙响，像当年的读书声，又像什么都没有。

“现在村里没小学了，孩子都去镇上、去城里上学。”三叔点了根烟，“年轻人都往外走，村里剩的全是老人小孩，学校办不起来。”

他说得平静，我听着心里发沉。古城在翻新、在热闹，村子却在安静地老去。就像广林大爷、二爷爷他们，腰一天比一天驼，头发一年比一年白；就像这老校舍，曾经书声琅琅，如今只剩荒草。城墙可以拆了再建，房子塌了可以再修，可人走了，就不容易回来了。

那天夕阳斜照在古城墙上，把青砖染成暖金色。护城河里的水波晃着光，一圈圈荡开。我忽然想起一句话：地底下埋着六座城，地上面长着一茬又一茬的麦子。城沉下去了，麦子又长出来；人走了一茬，又有新一茬接着活。

平畴归思

我走的那天，收割机已经进村了。 一大早就能听见地里轰隆隆的响，表弟开车送我去高铁站，沿路全是连片的麦田，太阳刚升起来，金光铺在麦穗上，整片田野像镀了一层金。收割机开过，秸秆被切碎扬起来，在晨光里飘成一片金色的雾。麦草的焦香混着柴油味、泥土味，顺着车窗涌进来，热烘烘的，是麦收独有的气息。

三婶给我装了满满一大兜东西：一塑料袋焦饹馇，酥酥脆脆的；一罐亲手晒的西瓜酱豆，用玻璃罐封得严实；一兜新刨的大蒜，带着泥土；还有一小袋自家麦子磨的面粉，“今年新麦磨的，蒸馒头香”。袋子沉甸甸的，拎在手里，像拎了半袋老家的光景。

高铁缓缓开动，窗外的田野、村庄、杨树、小河慢慢往后退。远处古城的轮廓越来越模糊，连片的麦浪却铺了一路，看不到头。我低头看着那袋面粉，白白的，细细的，忽然就想起二爷爷说的话：你爷、你爹、你，都吃过这片地里长的麦子。

是啊，麦子这东西最实在。几千年来，商丘人种的是它，吃的是它，靠它活命，靠它养家。我嘴里嚼过的麦浆，和爷爷、父亲小时候嚼过的，是同一个味道；脚下这片土地，埋过六座城，淹过无数次黄河水，可只要风调雨顺，麦子照样一茬接一茬地长。

这些年商丘的变化是真的大。农业上，高标准农田连成片，机收机种成了常态，粮食产量稳稳妥妥，是实打实的豫东粮仓；各县的特色产业也慢慢起来了：虞城的钢卷尺占了全国八成，民权的冷藏车跑遍大江南北，柘城的金刚石微粉卖到全世界，睢县的制鞋、夏邑的纺织，吸纳了不少人在家门口就业。电商也火了，年轻人回村开直播、开网店，把地里的农货、厂里的工业品，顺着网线卖到了全国各地。

可有些东西也没变。千万级的人口大市，每年还是有两百多万人外出务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还是更愿意去郑州、去长三角、去珠三角；村子里的老人越来越多，空心化的趋势，像麦熟一样拦不住。

三叔总说，出去闯闯也好，总不能一辈子守着几亩地。可我知道，他心里也盼着晚辈们能常回来看看。就像每年麦梢黄的时候，不管走多远，总有人要往回赶——不是为了帮忙收麦，就是想回来看看地里的麦子，吃一口家里的饭，见见家里的老人。

高铁越跑越快，平原在窗外飞速后退。我摸着那袋温热的面粉，忽然就懂了：商丘人的根，从来不在那些显赫的历史名号里，也不在修葺一新的古城墙里。它在三十公分深的耕层里，在每年六月翻滚的麦浪里；在三婶包的扁食里，在她亲手晒的西瓜酱豆里；在广林大爷剥蒜的指尖，在二爷爷手里磨亮的镰刀上。

根很浅，就扎在日常的烟火里。根也很深，深到六座城摞在一起，也压不住这片土地上的生生不息。

风从豫东平原吹过，麦浪翻涌，年年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