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酒潮”是否真的席卷全国,需要可靠的全国数据来回答。英国的研究结果不能直接用来证明国内的情况。不过,“人们为什么放下酒杯”这个问题,在饮酒文化根深蒂固的英国,2023年就引发了一场颇有深度的讨论。
2023年8月,时任《泰晤士报杂志》副主编的简·马尔克林斯与两位嘉宾谈起这一话题。一位是时任《泰晤士报》专题作者海伦·朗布洛,另一位是时任谢菲尔德大学酒精政策教授约翰·霍姆斯。
在英国,周五傍晚六点开瓶倒酒的那一刻,曾被叫作“葡萄酒时间”“啤酒时间”“金酒时间”,是许多上班族熬过一周的盼头。马尔克林斯当时提出的问题是:英国人是否在少喝酒,这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变化。
海伦自称“节制饮酒的倡导者”。她在2023年的对谈中提到,因《蜘蛛侠》走红的英国年轻演员汤姆·赫兰德讲过自己的戒酒经过。

一个忙碌的圣诞节过后,他想试试“一月戒酒”,却发现满脑子都是酒,醒来就想,还盯着时钟盘算。他意识到戒酒很难,于是延长了一个月,又延长了一个月。
那段时间,他觉得自己没法去酒吧只点一杯青柠苏打水,也没法出门吃晚饭。
在海伦看来,这和人们熟悉的戒断故事很不一样。几十年来,公众听到的多是摇滚明星或好莱坞“浪子”跌入谷底后被迫戒酒。
赫兰德却是从相对适度的饮酒状态出发反思酒精。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只喝一点却彻底戒掉”几乎像个笑话。
她打了个比方:人们是从一处“沙质边缘”退出,而不是从“谷底”退出。这个过去被视为相当舒适的位置,在她看来已成了戒酒的起点。

海伦提到,公开谈论这一话题的名人还有卡拉·迪瓦伊、丹尼尔·雷德克里夫、扎克·埃夫隆等,英国也有公众人物大幅减少饮酒。喜剧演员李·麦克给自己定了新规矩:不在家喝酒。
按他本人的说法,只要不在家喝,就是人控制酒,而不是酒控制人。海伦注意到,戒酒正在褪去羞耻色彩。
过去的叙事是“我必须彻底改变生活,向所有人道歉”,她观察到的则更像是“我在尝试,效果不错”。
不喝酒,或者至少公开谈论不喝酒,似乎正变得“很酷”。海伦在2023年认为,这股潮流特别之处在于由年轻人主导,正好颠倒了上一代人的轨迹。

过去常见的路径是年少放纵,年纪大了扛不住才收敛。而她提到的这些名人多在二十多岁。
在她看来,英国年轻人不仅比前几代年轻人喝得少,甚至比当时的中年人还喝得少。
她举了一个有明确出处的例子:英国最大的连锁超市乐购表示,2023年6月前三周无酒精和低酒精啤酒的销量比同年1月前三周高出25%。1月向来是饮酒最少的月份,6月则正值野餐和温布尔登网球赛等赛事季。
海伦自己的经历颇具代表性。她说,自己过去一直喝酒,基本上因为她是英国人:十五六岁就进酒吧,接着是大学时代。

进入新闻编辑部后,喝酒不只是常态,几乎是一种义务。人们常说青少年有同伴压力,记者这一行的压力其实也不小。
马尔克林斯也坦言,她们这一行曾经离不开酒,很难开口说“不”。海伦说,后来职业环境变了,她也迟来地“成熟”了: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享受喝酒,并开始把宿醉的代价算进去。
她还提到李·麦克所说的“第一口综合征”。下班或度假时,坐下来喝第一口冰啤酒,感觉美妙,人立刻觉得好时光来了。
李·麦克把这种感受与仪式感联系在一起。海伦则从自身体会出发说,带完孩子或熬过糟糕的工作日后,她渴望的似乎是那杯酒发出的“可以放松了”的信号。
她发现,换成无酒精啤酒,自己也会有相似的感受。

这也离不开产品本身的进步。海伦记得,过去的无酒精啤酒很难喝。比利·康诺利曾为一款名叫Kaliber的产品做广告,在她印象里味道很糟。她在2023年说,大约几年前情况变了,无酒精啤酒已经非常接近普通啤酒,能带来类似喝酒的体验。
她也坦言,并非所有品类都如此。试过无酒精葡萄酒和烈酒后,她认为这些产品还有待改进。
海伦写下自己不怎么喝酒的经历后,读者反应不一,有人支持,也有很多人嫌她扫兴。她形容这像是“出柜”,仿佛在宣布“我认同自己很无趣”。
她认为,有人放弃喝酒,会让一些人感到被威胁。她还发现,越远离酒精,越能客观看待它:人们总爱说自己“适度饮酒”,却从没人说“我适度吸烟”。

海伦认为,英国人在酒文化中陷得很深,但“酒精对身体毫无益处”的信息正在传播开来。马尔克林斯总结说,海伦和许多英国人一样,二十多岁时喝酒,到2023年四十多岁时已经喝得少了,甚至几乎不喝。
霍姆斯领导的研究团队长期研究酒精定价、饮酒趋势和酒精危害。他在2023年回忆,大约七八年前,他在英国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查中看到,年轻成年人饮酒量连续几年大幅下降。
降幅大得不像真的,他发邮件询问数据是否有误。对方回复“数据就是数据”,基本上是让他别再问了。

那时他还是资历尚浅的研究人员,没什么话语权。深入研究后,他们在学校调查中也看到了同样的现象,许多其他高收入国家也是如此。社会总在担心年轻人酗酒、狂饮,真实情况却是饮酒大幅下降,而几乎没人讨论。
团队随后开展了一个大型项目。霍姆斯介绍,变化在11至15岁孩子的调查中就已出现:即便本来就不喝酒,他们对酒精的态度也更负面。
随着这代人长大,影响又延伸到二十五岁上下的年轻成年人。研究分为两部分。一是对调查数据做更细致的统计分析,二是访谈当事人,了解截至研究时的过去20年里,酒精在年轻人生活中的位置如何变化。

受访者分为13至15岁、16至18岁、20至25岁和30至35岁四组,最后一组年轻时正处于英国青年饮酒的高峰期。比较多国数据后,他们发现澳大利亚情况非常相似,瑞典结论相近,但部分机制不同。
英国降幅居前,部分原因是起点最高,其他英语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大幅下降。
外界对年轻人少喝酒有各种猜测:是不是互联网的影响,是不是更多待在卧室里做别的事,是不是更注重健康。霍姆斯说,这些因素都在起作用。
按照他们团队的研究解释,一个重要的深层驱动力是年轻人对待风险、规划未来的方式变了。在英国受访者眼中,社会更加个人主义,政府不会像三四十年前那样照顾个人,必须自己为未来负责,努力确保学业和社交上的成功。

在这些年轻人看来,酒精与吸烟、吸毒、过早发生性行为一样,都可能损害自己的前途。因此,他们比前几代人更主动地管理这些风险。
相当一部分受访者还提到父母酗酒的经历:有的父母有酒精依赖,有的只是被他们看到喝醉后在家里东倒西歪、惹出麻烦。他们有意识地想避免重蹈覆辙。
霍姆斯也说,他并不意外原因不止一个,这或许不只关乎酒精,而关乎更宏观的社会变化。
这些年轻人的做法,像是过去人们年纪更大、意识到后果之后才会有的。常有人说年轻人在逃避成年、推迟承担责任,霍姆斯认为这种看法可能是错的。

在他看来,这些年轻人更成熟,对自己的生活承担了更多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好事,因为在他研究时的20年前,社会正是要求年轻人少些鲁莽、多些担当。
但硬币也有另一面。与此同时,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有所增加,部分原因可能是对未来感到焦虑,不过他强调这还需要更细致的研究。
霍姆斯说,这总体上是个积极的故事,可它之所以积极,是因为年轻人非常担忧未来,而这种担忧本身未必是好事。他们的数据都在新冠疫情前收集,但他在2023年认为,疫情与气候变化、此前约15年的经济忧虑叠加,让年轻人更清楚地看到风险已渗透到整个社会。
对仍在喝酒的年轻人,研究观察到喝酒场所的变化。在研究时的20年前,英国年轻人常在公园等公共场所喝酒,自己买酒或设法弄到酒,想怎么喝就怎么喝。

研究中三十多岁的受访者回忆起来,觉得那几乎像去野餐一样愉快。研究中的年轻一代却很反感这种做法,谢菲尔德的受访者用约克郡方言来形容,意思是邋遢、低级。
研究发现,仍喝酒的年轻人多在家里喝,而且往往不是趁父母外出开派对,而是父母在家时喝,酒有时还由父母提供。霍姆斯解释,这看似鼓励喝酒,实则是父母在控制量,给啤酒等度数较低的酒,而不是伏特加。
父母即便不在同一个房间,也在场照看。在年轻人看来,这样更安全、不“出格”,风险也更低。
少了那些略带出格的经历,年轻人是否错过了什么?霍姆斯说,很难判断哪一代人过得更好。
这些年轻人并非不出去玩,只是玩法不同,他们能接触到上一代人从未有过的大量媒体和资源。他承认,社交媒体上大量推给年轻人的酒类广告值得警惕。

但年轻人也通过社交媒体看到别样的生活方式:既有汤姆·赫兰德这样不喝酒的名人,也有各类健康生活博主等与饮酒相悖的内容。他认为,选择更多、影响因素更广的社会环境,可能比任何一位名人的号召都更重要。
霍姆斯在2023年预测,这不会是昙花一现,英国青年饮酒不会突然反弹。他认为推动下降的是长期的结构性因素:个人被要求承担更多管理自身生活的责任,以及来自气候变化、经济乃至未来可能出现的疫情的威胁感。
不过,下降未必会一路持续,很可能进入平台期。他当时表示,已有一些证据显示或许已经到了这一阶段。

他更关心的是,当这批年轻人步入三四十岁,后面又跟上一代同样少喝酒的人,一个酒精地位突出的社会会怎样。英国城镇街头酒吧林立,它们能否生存,生活与城市的基本格局都可能明显改变。
他也提醒不应夸大:人们仍在喝酒,相当一部分年轻人成年后会开始喝,只是更晚、更少。在他的设想中,饮酒仍会存在,但不喝酒的人会更多。
这场2023年的英国讨论,并不能替国内是否出现“戒酒潮”下结论。但它提供了一种观察角度:放下酒杯的理由可能各不相同,有人为了健康和清醒,有人是在风险无处不在的时代更审慎地规划未来。
酒不会就此消失,它在社交与生活中的位置,却值得每个社会用自己的数据重新衡量。
更新时间:2026-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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