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1日，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对远道而来的尼克松说了一句：“我读过你的书，《六次危机》。”坐在一旁的，是参与促成尼克松访华进程的基辛格。

此后，基辛格又多次面见毛泽东。几十年后，这位见惯各国首脑的美国前国务卿在《论中国》里下了一个判断：毛泽东是“天才与机遇的结合”，他的出现带着历史的偶然性。

那么，中国还会不会出现第2个毛泽东？

基辛格说的偶然，到底指什么

基辛格这辈子跟各国首脑打交道，眼界不算窄。他说偶然，得先弄清是哪一种偶然。《论中国》里那句“天才与机遇的结合”，前后两样东西缺一不可。

光有本事，没碰上能施展的年代，再大的才干也没处使。

光有大时代，没人接得住，机会也会白白流走。偶然说的是这两样东西恰好在同一个人身上、同一段岁月里撞到了一起。这个看法有他自己的史观打底。

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里，基辛格就讲过，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往往是时势造就的。

那本书谈的是几百年来的大国外交，并没有专门研究毛泽东。可这套看人的尺子，后来被他量到了中国身上。他敢下这个判断，是因为当面领教过。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再次会见基辛格，讲起“一条线”的战略构想，用的是围棋的道理。

这段谈话，基辛格后来写进了《论中国》。围棋是中国人的老棋艺，讲布势，讲全局，一子落下要看整盘。

一个惯于算计大国平衡的美国战略家，听一位中国领袖拿棋盘讲世界格局，印象有多深，可想而知。所以，偶然两个字很容易听岔。条件难凑齐，说的是机会稀罕，人的分量一点没少。

反过来想，正因为这个人太重，后人才会追问：那样的条件，为什么再难凑出来？基辛格把毛泽东放进“天才与机遇”这个框里，本身就是掂量过后的敬重。

四渡赤水的人，也写出了《实践论》

先看毛泽东当年面对的难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给中国留下现成答案，俄国革命走的是先打城市的路子，搬到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城市被敌人牢牢控制的中国，行不通。路得自己蹚，仗得自己打，道理也得自己讲清楚。

先说打仗。

1935年1月到3月，中央红军在贵州、四川、云南交界处被重兵围堵，毛泽东指挥部队四次渡过赤水河，把周浑元、吴奇伟等部调得团团转，最后跳出了包围圈。

国民党军的薛岳在战后报告里承认，“共军飘忽不定”。追的人自己都说摸不着影子，这仗打成什么样，不用多说。

再看十几年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接连打响。这几个月里，毛泽东起草的作战电报有197份，平均下来每天约一份半。

三个战场、几路大军，调动、合围、追击，都要在这些电报里一笔笔定下来。三场仗打完，国民党军被歼154万余人，主力基本被打掉。

光会打仗还不够。1937年，毛泽东在抗大讲台上讲《实践论》《矛盾论》，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讲成中国干部听得懂、用得上的道理，为后来的毛泽东思想打下哲学底子。

1940年，他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抗日根据地政权里，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让给党外进步人士和中间派。

手里有枪的一方主动把多数位子让出来，这份政治胸襟，团结了大批原本观望的人。美国学者史华慈早在1951年就提出，毛泽东真正依靠农民，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先例。

这是他的一家之言，却点中了要害：没有前人的路可抄，军事、政治、理论三样本事只能在同一场实践里一起练出来。

1945年，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三样本事从此汇成一套完整的体系。

从巨额赔款到五四，时代把人推上前台

天才要撞上的那个“机遇”，说穿了是一个民族最痛的年代。1895年，甲午战败，清政府签下《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款白银2亿两。这笔钱大约顶得上清廷三年的财政收入，等于整个国家三年白干，全送进侵略者的口袋。

六年后，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辛丑条约》又压下4.5亿两，连本带息滚到9.8亿两，翻了一倍还多。

列强一刀接一刀地割，旧王朝已经护不住这片土地。1905年，科举废除，大约百万级的传统读书人一下子没了上升的老路。这只是那个年代的背景之一，可它让大批年轻人不得不往新学堂、新思想里找出路。

1910年，十几岁的毛泽东离开韶山，外出求学，走的正是这条新路。

1918年，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在李大钊手下做事，接触到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加速传播。一个湖南青年，恰好站在了新思想涌进来的门口。

还有一样东西，当时很少有人看见：农民。

1927年，湖南农会会员达到200万，可动员的群众约1000万，约占湖南人口33%。

千百年来被压在最底层的人，一旦组织起来，就是一股能翻天的力量。把这些摞在一起看，就知道那个年代有多重：国家在被瓜分的边上，旧路一条条断掉，新思想刚进门，几亿农民等着有人把他们组织起来。

同一个年代，有人消沉，有人随波逐流，有人走了别的路。

偏偏有一个人，把危亡、思想和农民这三样都接住了，还带着这个民族一步步翻过身来。

今天的中国，不用再等一个人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2013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举行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会上对毛泽东的定位很清楚：他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这个分量，几十年过去没有变，也不会因为“偶然”两个字被看轻。

可伟人带来的改变本身，也改掉了他出现的土壤。今天的中国，不再背着动辄几亿两的赔款，不再有列强在家门口驻兵，农民也早已不是任人摆布的散沙。

那个逼出伟人的苦难年代，已经被那一代人亲手翻了过去。

时代不会倒回去，同样的人生轨迹也就无从重演。那么，国家的前途靠什么？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里，把话讲得很透：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好的制度能管住人，坏的制度会让好人也办不成好事。

重大决策由集体商量、由制度兜底，一代代人才在实践里成长、在规矩里接力。国家走得稳不稳，不用再看能不能碰上一个百年一遇的天才。

所以，中国还会不会出现第2个毛泽东？那样的人，连同那样的时代，不会简单重复。

基辛格说的偶然，指的是天才和危局在一个人身上撞到一起的那一刻。而那一代人留下的，是一个靠制度和集体智慧往前走的中国。

这样的历史人物与时代条件，不会简单重复。他亲手带出来的这个国家，如今正一天比一天走得更稳。

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论中国》（On China）.亨利·基辛格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极端的年代》（Age of Extremes）.艾瑞克·霍布斯鲍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