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禄生：走过半生，每一步都有母亲的期许，建百家大院亦如此！

临近清明，仿佛心有感应，不止一次梦到我的母亲。先慈离开这个世界，至今已近五年了，每每想到她，情难自已，百感交集。

我的性格受母亲影响极深。她的善良，她的坚韧，像一盏明亮的暖灯，照亮了我的人生。

我总觉得在母亲的身上，有着某种大部分客家母亲都具有的精神属性，但这种精神到底是什么？似乎也难以准确定义。直到览尽古代匾额中的各种母亲形象，那种慈母的精神轮廓，才逐渐清晰起来。

这块清代道光年间的【风追孟母】祝寿匾，用于颂扬一位七旬孺人，意指她的风范和美德堪比孟母。孟母即孟子的母亲仉氏，她以“孟母三迁”、“断机训子”等教子典故传世，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人心目中伟大母亲的典范。

在古代匾额中，以孟母为参照的良母形象，比比皆是。不止于此，晋代名臣陶侃的母亲湛氏，也是与孟母并称的中国古代“四大良母”之一，因此湛氏也是匾额中常见的题词主题人物。

比如这块【风追仉湛】匾，将孟母与陶母并列题写，赞扬受匾人作为一位母亲所具有的美德，可与孟母仉氏和陶母湛氏相比拟。

值得注意的是，该匾题写于中华民国元年（1912），题匾人是广东平远县县令姚宗舜。这说明两件事：一是孟母仉氏和陶母湛氏同为古代“四大良母”，她们的伟大形象一直传承并影响至清末及民国，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母亲；二是前匾的受匾人是广东平远县的一位客家母亲。

陶母教子

福建武平和广东平远，距离不过数十公里，两者都是重要的客家县，也是孕育千年客家精神的摇篮。我的母亲，以我的视角看，跟前匾中的平远县客家母亲一样，有着客家妇女所共有的勤劳、持家、善良、孝悌、坚韧、热心等可贵品质。

我的母亲出生并成长于民国中期，她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在世俗层面，她受中国传统文化或观念的影响是极深的，客家女性普遍具有的美德在她身上更是体现明显。母亲或许并不知历史上有孟母仉氏和陶母湛氏，但就像世上所有伟大的母亲一样，她们的内心世界是有着共同的精神属性的。

福建长汀县客家母亲雕像

借此读匾溯源之机会，浅谈一下母亲在我成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

我幼年时，正值文革动荡期，由于历史原因（当时我爷爷石子标作为红军烈士尚未得到确认），我的父亲被列为黑五类中的四类分子，含冤入狱四年半。其间，我家成了所谓的四类分子家庭，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则被视为四类分子子女，受尽了各种磨难。

在饱受歧视的非正常环境下，我的母亲，展现出了一个客家母亲所特有的坚韧和善良。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作为一个丈夫不在身边的四类分子的妻子，她在抚养子女成长过程中经历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母亲一共生了八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儿在八岁时饿死在她怀里，一个儿子在一岁时因病夭折，但她没有因此消沉，她也不能消沉——因为身后还有几个嗷嗷待哺的子女。

即便生活对母亲如此不公，但她对人对事从未有过抱怨，始终以慈善心肠对待他人，并坚韧不拔、一丝不苟地抚养我们子女数人长大。这种困境中的温暖，让我们在懵懂的年龄没有感受到太多童年的不幸——虽然那时的家庭条件变得异常困难。

百家大院石家院子

不得不说，因为家庭困难的缘故，年少时期的我，什么农活都干过，也算是吃尽了生活的苦。说句题外话，我的身材一向看上去貌似瘦弱，好多人以为我的身板也孱弱。这里“澄清”一下：我在少年时期是经过完整的田间劳动锻炼的，体力基础还可以。

因为前述家庭原因，我在1976年读小学时就失学了，直到1979年才恢复学习。

遥想1979年这个特殊的年份，相信很多经历过“黑五类”遭遇的家庭跟我家一样，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摘除不公平的政治帽子，子女可以正常上学了。得益于1979年的“摘帽”政策及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我不仅重新上了学，也得以在1985年顺利参加高考，并在后期完成了硕士课程。

话虽如此，但回忆起当年恢复上学，对我来说依然是一个充满变数的人生岔路口。毕竟失学三年，按正常教学规律判断，我的学业很难跟得上了，心情忐忑、自信心受影响。很多相似家庭的子女，碰到这种情况，家长就做主干脆让子女不读书了。

但我的母亲坚持要送我复学——因为她知道我渴望读书！

两千多年前孟母“断机教子”的典故，世人都很熟悉：孟母剪断织机上的布匹，让逃学的孟子明白，废学如同断织，前功尽弃，由此教化孟子走上了勤学立名的道路。

我的母亲当然没有孟母的大智慧，但她用最朴实的方法支持我复学。母亲原本性格温和、处事不急不躁，但在我复学这件事上，她严厉地教导我：“失学三年，落下的功课你要靠自己补回来，否则到后面你学习落后到学不下去，不想退学也只能退学。”

因为母亲的叮咛，也因为我本身渴望学习，所以我在复学的第一天起就奋发图强，在正常上课的基础上，开足马力、努力自学，深怕自己有一天真的会因为学习跟不上去而不得不退学。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我复学一年后，我的学习成绩已然名列前茅，并一直保持到高中（虽然高考成绩不如预期理想——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在此，我要感谢母亲，在充满艰辛的八十年代，鼓励我努力学习，让我走上了不一样的人生道路。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天生爱交朋友，这些年无论身居武平还是厦门，但凡手头没有急事要处理，几乎都会有老朋友、新朋友来我的办公室或会所喝茶聊天，而我对此总是热忱欢迎。我的这一性格特点，受我母亲影响很大。

前述古代“四大良母”之一的陶母湛氏，最广为人知的典故是“截发延宾”，教会了陶侃待客以诚。陶侃还没有当官的时候，家境一贫如洗，适逢志同道合、业已入仕的友人范逵携一众仆从来访，陶侃正苦于没条件接待而左右为难时，陶母嘱咐他热心留客，她转身剪掉长发，外出卖掉，换得一些米油物资回来，好生招待了陶侃的客人。陶氏母子的深情厚意，让范逵大为感动，后者说：“非此母，不生此子。”

我的母亲，待人接物，虽无陶母截发之决绝，但倾其所有、毫无保留是其常见的待客之道。从小到大，我每有发小或同学来访，母亲总是热忱欢迎，嘘寒问暖，笑意满满，从无厌色。遇有同伴在我家吃饭或住宿的情形，母亲不一定会特别张罗什么，但一定不会有一丝一毫地藏着掖着，家里有什么吃什么，我的客人也因此不会有生分之感。

母亲认为，本着平常心，真诚待人，有时胜过刻意的特殊安排，如此，客人感受到的或许才是真正的“宾至如归”吧，这样朋友关系才会更长久。受此影响，时至今日，我的待人之道也是如此，无论何时何地，在我的意识中，很少有所谓“不方便”的情形，除非有要事缠身，否则各方友人随时都能找我，清茶一杯、谈天说地，来去自如，遇到饭点就一起吃饭，否则也不强留。正因为这样，朋友跟我打交道，没有心理负担。

在真诚待人的基础上，我的母亲还经常教导我要懂得观人、识人、辨人，同时做到爱憎分明：即交人要交正派人，并且要分辨得清楚谁是真心待我或真正对自己好的人，对于这样的友人绝不能辜负。

俗话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实际上，世间的大部分母亲，对子女的引领作用都是无处不在的，只是为人子女的，不一定及时意识得到。

2016年前后，上海某区邀请我去投资文化产业园（业态类似于百家大院），我考虑到母亲年事已高，原本不打算离开家乡谋事或投资，这时是母亲通过各种劝导，让我意识到，好男儿志在四方，不必过于恋家。由此，我才下定决心走出去，先去了上海（因故投资项目搁浅），后又常居厦门——专注于收藏和文创事业。

如今回想起来，当年促使我走出去的驱动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母亲的鼓励。这件事有点类似于孟子在天命之年经历的情形。当时孟子年在五十岁上下，因为舍不得母亲，他一次次放下了周游列国的念头。

孟母知道儿子的志向，于是对孟子说：“夫妇人之礼，精五味，擅酒浆，养舅姑，缝衣裳而已，故有闺内之修，而无境外之志。以言妇人，无擅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也，故年少则从乎父母，出嫁则从乎夫，夫死则从乎子，礼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义，吾行乎吾礼。”由此，孟子明白了，母亲和自己各守天命，各有轨迹，于是他终于踏上了周游列国的征程，并大获成功，成就了百世芳名。

百家大院祈福阁

行文至此，我得说，在我的意识深处，母亲的分量大于一切。2021年6月，我的母亲重病入院，我闻知消息，立即从厦门赶回武平，并一直守在她身边。期间，无论北京、厦门等地的朋友如何召唤和“利诱”，我始终不敢外出离开武平。

或许是冥冥中自有天意吧，正因为有了这段常居武平守护母亲、同时工作上又属于“闲暇”的时光，在有关方面的邀请下，百家大院的筹划事宜被提上了日程......

这里顺便一提，在2015年的时候，一位省领导来武平视察工作，其间参观了我的收藏馆，见到大量匾额、各类藏品、古建筑雕件等之后，建议我一定要把我编著的《品藏匾额》一书出版，并找机会把古建筑修复立起来，再把匾额、藏品等纳入其中。领导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功德无量”。

母亲住院期间，本地有不少领导和朋友前来医院探望她，这让我十分感动，同时也让我增加了不少对家乡的情怀。所以说，当有关方面邀我共建百家大院，我没有理由不全力以赴。当然了，从筹划到启动，有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如果不是我不得不常居武平（照料母亲），百家大院这件事不一定能落地执行。

2021年12月，母亲撒手人寰——我的天塌了！个中滋味，难以言表；我的世界像缺了一角，仿佛有无数凄风苦雨涌进心上来。

好在不久后，百家大院项目启动，我又有了忙碌、充实的理由。经过近一年的筹划，2022年10月，百家大院正式动工。

在某种意义上，我想说，参与投资百家大院建设，或许是母亲在临终前，无声中，给予我的最后一次指引吧——只是当时没有意识到。五年后，也就是现在，我仿佛听到母亲在对我说：“迁建百家大院这件事，你应该做；而且时间会证明，你做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