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征文，一篇《毛主席听我说相声》拿了一等奖。

写这篇文章的人，是个没上过几年学、从北京天桥靠"撂地"混饭吃的相声艺人。他叫侯宝林。

更荒诞的是，颁奖那天，他已经死了。

苦出身，艺中长

1917年11月29日，侯宝林生在天津，满族人，穷家。

还没等他记住自己家在哪，4岁那年，他被舅舅从天津用火车托运去了北京——不是旅游，是送人。送到地安门内织染局胡同一户姓侯的人家，做义子。养父叫侯连达，在载涛贝勒府当厨师，八旗子弟，混得不算太差，至少孩子有口饭吃。

然后养父失业了。

这一失业，就什么都垮了。侯连达先是在贝勒府没了差事，后来又换了几个地方，换一个垮一个。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侯宝林只念了三个月书就被迫辍学，上街捡煤核、卖报纸、拉水车、打粥要饭。北京的冬天，胡同里风像刀，他在街上跑，脚上的布鞋破了洞，脚趾头露出来，还是接着跑。

但他记性好，耳朵灵，对什么都好奇。

天桥那片儿，卖艺的、说书的、唱戏的，热闹得很。侯宝林没钱看戏，就站在边上偷听，听完了自己学。他有一个本事，别人唱一段，他能跟着把调子哼出来，哼完了还能学腔学调，惟妙惟肖。

12岁，养父看他在家也没什么用，干脆让他去学艺。先拜师学京剧，学了一阵，发现自己嗓子条件不如别人，更重要的是，学京剧混出头得熬很多年，他等不起。后来接触了相声，一下找到了感觉——相声靠嘴，靠机灵劲儿，靠对人心的把握，这些，他天生就有。

先后拜了常宝臣、朱阔泉为师，真正在天桥、鼓楼一带开始"撂地"演出，说单口相声。

"撂地"是什么概念？就是在地上画个圈，观众站在圈外看，看完了觉得好，往里面扔几个铜板。没有舞台，没有灯光，没有报幕员，就是一张嘴、一把扇子，和满场子围着的人。

你得把那些人拴住，一分钱都不花的路人，你得让他们舍得停下脚步，站在那儿听完一段再走。要是说得不好，人散了，一分钱都没有，当天的饭钱就没了。

这种压力，比任何剧院都大。

侯宝林在这个环境里磨了好几年。观众什么性格、什么包袱在哪个节点能响、什么节奏下人会走神，他全靠这些年现场的反应摸出来的。没有教科书，就是一遍遍试，一遍遍改。

1940年，侯宝林和郭启儒搭档，开始合演对口相声。两个人配合起来，效果立刻不一样——一捧一逗，节奏紧，包袱密，台风稳。这一搭，就是几十年。

这一年，他23岁，刚刚入行将近十年，终于算站住了脚。但他不知道，他这辈子最重要的"观众"，还没出现。

新中国成立，艺人的政治觉醒与相声改革

1949年，北平解放，整个城市换了颜色。

对大多数艺人来说，这个消息意味着什么，一开始不太清楚。政权换了，但饭还是得自己挣，观众还是要靠自己去抓。

但很快，风向变了。

1949年底，北京市戏曲界讲习班和报纸上，不断有人批评相声低级庸俗。 这话不是空穴来风。旧社会的相声，很多段子确实走的是擦边路线，荤段子、伦理哏、拿劳动人民开涮的笑料，混在一起，观众喜欢，可放在新社会的语境里，显然格格不入。

侯宝林比很多人看得清楚。他知道，如果相声不主动求变，这个行当迟早被扫进垃圾堆。

1949年8月，侯宝林参加了北平戏曲艺人讲习班，听了《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艺人的道路》等一批专题讲座，这是他这辈子接受系统思想教育最集中的一段时间。讲习班结束，他的脑子里多了一些以前没有的概念——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艺人要和人民打成一片。

这些话，他觉得不是空话，因为他自己就是从底层摸爬滚打出来的，他懂什么叫"人民"。

1949年秋，侯宝林首次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表演相声。

地点在香山，北京城还没完全接管，但演出照常进行。侯宝林站在台上，底下坐着的是开国的领导层，他把相声说完，台下鼓了掌。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手艺不只是养家糊口的工具，还能进这种场合。

但真正让他下定决心改革的，还是回来以后的思考。

1950年1月19日，北京前门箭楼。

这一天，"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正式挂牌成立。发起人是侯宝林、孙玉奎、常宝霆等一批演员，老舍、语言学家罗常培等人给予支持和帮助。

小组成立的第一件事，是自己先割肉——主动停演一批含有低俗内容的段子。那些观众以前哄堂大笑的包袱，就这么扔了。很多艺人心里不情愿，侯宝林也知道扔掉这些内容会少笑声，但他认定，相声如果不能在新社会站住脚，早晚连那点掌声都没有。

接下来是创作新段子。

为了配合宣传新《婚姻法》，侯宝林写了《婚姻与迷信》；为了配合铲除封建会道门运动，写了《一贯道》。这两个段子，都是命题作文，却没有写成干巴巴的说教。侯宝林的本事就在这里，政策是硬骨头，他能包上肉，让观众在笑声里把话听进去。

1951年，朝鲜战场上的战事还在打，侯宝林随中国人民解放军赴朝慰问团，去了朝鲜前线。在那种条件下给志愿军演出，没有舞台，没有音响，有时候就是在战壕边上就地开场。战士们听完，笑了，侯宝林说，那种笑比什么剧场里的掌声都实在。

1955年1月，侯宝林创作的相声《夜行记》获中国曲艺研究会颁发的"优秀曲艺作品奖"，同年加入中央广播说唱团，正式进入国家演出体制。从天桥撂地的穷艺人，到国家院团成员，这条路他走了将近三十年。但更重要的事还在后头。

中南海岁月

这一章，要从一个细节说起。

1949年，毛泽东一进北京，就喜欢上了侯宝林的相声。 后来凡是中央首长参加的娱乐活动，不管是歌舞晚会、杂技晚会，还是戏曲晚会，几乎都要加一段侯宝林的相声。有一回，梅兰芳演完正要往下场门走，侯宝林让监场的工作人员搬着场面桌直接上台，自己跟着就来。毛泽东纳闷，怎么梅兰芳演完了还摆了张桌子？一看是侯宝林，立刻明白了，放下外套，重新坐下。

这个细节，侯宝林自己后来回忆过。

1950年，杨尚昆说了一句话，后来被很多人引用："哪一个人能使我们的主席这样高兴？只有侯宝林，侯宝林是我们的国宝。"

一个从天桥撂地出来的艺人，被称为"国宝"，这话是从中央办公厅主任嘴里说出来的。

这不是吹捧，是事实。

从1960年到1964年，侯宝林带领中央广播说唱团的相声组，每周三、六晚上都要进中南海紫光阁，在舞会间隙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表演相声。 周三、周六，风雨不误，一年算下来几十次，四五年下来，场次已经数不清了。毛泽东听相声，有个习惯——他喜欢，但从不轻易笑出声，最多嘴角往上翘一点，或者眼神里有光，说明他在认真听，在品。

侯宝林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心里一直在较劲。

他在自己的回忆里说，毛主席每次听相声都显得很高兴，但从来不笑出声。这让他觉得，自己的活儿还差点火候——不是技术上差，是没找到让这个人真正开怀的那个点。

毛泽东的喜好很具体，并不是什么相声都爱。

侯宝林的记录里，毛泽东最喜欢的段子之一是《关公战秦琼》。这个段子，刚说完不久，他就让再来一次。

后来有一天，刘少奇带着夫人抱着孩子过来，毛泽东直接开口点名，要听《关公战秦琼》。侯宝林说，这是毛泽东唯一一次点节目，可见这段在他心里的分量。

还有一回，毛泽东看了侯宝林1956年发表的几篇关于相声的学术文章，专门问他——"怎么，你要当博士呦？"

这句话里，有调侃，也有真实的欣赏。一个从来没正经进过学堂的艺人，写出来的东西，被领导人拿去看，这在中国历史上大概是头一回。

再来说说那首"歪诗"。

毛泽东听相声很少笑出声，但侯宝林有一次用几句现场即兴编成的打油诗，逗得他真正开口大笑。笑完了，毛泽东说了一句话，大意是：这几句话骂起人来，比什么都痛快，骂得有骨气。

侯宝林当时挠头，连说"主席，我可没骂人"。

这一细节，侯宝林本人在回忆文章里有记录，但他对诗的内容、当时的场合，说法并不完整，且各转述来源的文字版本存在出入。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确实曾被侯宝林的语言逗得真正开口笑，这件事在侯家父子的多次回忆中均有提及，并非杜撰。

从这以后，"他笑出声了"成了侯宝林这辈子最难忘的事之一。

1974年8月，毛泽东亲自提名侯宝林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这个细节，出现在百度百科的生平记录里，来源可查。一个说相声的，被最高领导人亲自提名做全国人大代表，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政治资历，就是因为他说相声说得好，好到领导人觉得这个人应该在那个位置上。

这大概是中国文艺史上，最独特的一种认可方式。

1975年，事情到了最后一幕。

这一年，毛泽东在湖南养病，身体已经很差。他有精神的时候，最想做的事之一，是听相声。指定要听侯宝林的。

于是有关部门下了命令：让侯宝林录制一批相声，专门送去给毛泽东听。录了多少？十个完整段目，两个短节目，共十二段。

名单是：《醉酒》《婚姻与迷信》《改行》《串调》《关公战秦琼》《买佛龛》《戏剧杂谈》《戏剧与方言》《卖包子》《阴阳五行》《卖布头》《讲帝号》。

这十二段录像，成了侯宝林这辈子留下来的、最集中的舞台影像资料。他活了76年，留下来能看到完整演出的影像，就这十二段。 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一年，毛泽东要听。

侯宝林的儿子后来回忆，当时没人知道谁作出了这个大胆的决定，是谁制定了录制内容，为什么只选了这几段，为什么最后只录了十二段，毛泽东到底有没有看到这批录像——这些问题，到现在也没有答案。

有答案的是：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工作人员整理遗物，发现了76盘相声磁带，大多数是侯宝林的。

晚年著述与身后荣誉

1979年，侯宝林宣布退出舞台。

他退出的方式，不是挂印封刀，而是转换了战场——从台上走到书桌前，开始写东西。《曲艺概论》《相声艺术论集》《相声溯源》，一本一本写出来，加上与曲艺界同仁合著的多部理论文集，侯宝林用后半生，把相声从一门"江湖技艺"推向了可以进大学、可以进研究院的学术领域。

他后来被北京大学等院校聘为兼职教授。那个只念过三个月书的天桥艺人，坐在北大的讲台上给学生讲相声的结构与语言，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相声包袱。

但他还有一件事没做完。

1992年7月6日，侯宝林在病床上，完成了《毛主席听我说相声》。

那时他已经是胃癌患者，整个胃已经切除，化疗的副作用把他的体力摧毁了大半。用他自己的话说，"手中这支笔提起来没有一吨也有八百斤，真是力不从心了"。

但他还是写完了。

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有关部门举办了大型征文活动"毛泽东与我"，向社会各界征集亲历者回忆。侯宝林的儿子把父亲的这篇文章寄了过去。

评选结果出来，《毛主席听我说相声》获一等奖，与曾志同志的回忆文章并列。

颁奖那天，侯宝林已经不在了。

1993年2月4日，下午2时42分，侯宝林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那一天，距离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日还有将近十个月。

当晚，中央电视台一频道播出了这个消息。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文章：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逝世，尽毕生精力把艺术献给人民。

2月1日，也就是他去世前三天，侯宝林异常兴奋，通宵未眠。他嘱托家人，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一篇题为《最后的话》的文章，那是他委托许嘉璐代笔写下的——自己的身体，已经没办法再握笔了。

颁奖仪式举行的时候，去毛主席纪念堂领奖的人，是侯宝林的儿子。奖品是一块有8个角的长方形镀金手表，表盘上绘有毛主席头像和"毛泽东与我征文纪念"的铭文。据说这块手表只制作了100块，十分珍贵，侯宝林领到的那块，编号是027。

一块027号的手表，放在父亲去世后的空屋子里，成了那段岁月留下来的最后一件实物。

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

侯宝林这辈子留下的记录，不算少。

他的儿子写过回忆文章，他的学生马季、姜昆、冯巩，后来都成了大家，关于他的记述散落在各处。那首让毛泽东真正笑出声的"歪诗"，到底是哪几句？

当时他编了一个调侃附庸风雅之人的段子："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当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

侯宝林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选择用一篇文章来记住毛泽东。不是因为有人要求他写，是因为他自己想写，在身体已经垮掉的情况下，还是挣扎着写完了。

一个艺人，遇到了一个真正懂他的人。

他说相声，那个人听了，记住了，多年以后还在让人反复播放。

毛泽东去世后，遗物里有76盘磁带，大多数是侯宝林的相声。这件事，比任何褒奖都重。

76盘磁带，放在一个人的遗物里，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回忆录。

侯宝林后来在采访里说，解放后听他相声最多的，大概是毛主席，前后算下来，大约有一百五十段左右，连新带旧。这个数字，是他自己估算的，不一定精确，但方向没错——那是一种持续了将近三十年的、跨越了台上台下的、安静而真实的陪伴。

一个从天桥撂地混出来的相声艺人，用嘴和扇子，走进了中南海，走进了历史。

1993年，他先走一步，比那场颁奖仪式早了几个月。

他的儿子替他去领了那块027号的镀金手表，回来放在父亲的房间里。

那块手表，从那以后，再没走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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