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上海洋泾浜边的贫民窟里，一个女婴呱呱坠地，父亲给她取名“阿媛”，街坊邻居见她生得清秀水灵，都叫她“小西施”，谁也没想到，这个穷苦人家的女孩，三十年后会成为上海滩最传奇的女老板，可更没人想到，在成为传奇之前，她先经历了一段被碾碎的人生。

从青楼到督军府，她选了最难的路

阿媛的父亲靠拉黄包车养家，母亲给人家帮佣，日子虽然清苦，一家人倒也过得下去，可天有不测风云，父亲一病不起，家里断了收入，还欠了一屁股债，走投无路之下，父母只好把年仅十三岁的女儿抵押到青楼，签了三年卖艺的契约。

阿媛长得好看，嗓子又好，弹得一手好琵琶，很快就成了堂子里的招牌，但她跟别人不一样，从来不陪酒、不爱笑，被人叫作“不笑的姑娘”，每天唱完曲就躲回屋里，谁叫都不出来。

十四岁那年，她遇到了改变她命运的人——夏之时，夏之时比她大十三岁，是四川的革命党人，留过学，见过世面，两人一见倾心，夏之时说要给她赎身，她一口回绝了，她说：“我不是一件东西，以后成了夫妻，哪天你要是不高兴，说我是花钱买来的，那可不行，我自己想办法赎身。”

这话从一个十四岁的姑娘嘴里说出来，搁在哪个年代都够让人愣三秒的，后来她又提了三个条件：不做小老婆；送她去日本读书；回国后家里的事她说了算，夏之时全答应了，1914年，董竹君装病从青楼逃了出来，跟着夏之时去了日本，那一年，她十五岁。

四个女儿，压垮了她在这个家里最后一点尊严

在日本那几年，是董竹君这辈子少有的好日子，她拼命读书，学日语、学法语，还打算以后去法国留学，夏之时那会儿对她也好，两人恩恩爱爱，可好日子没过多久，夏之时被召回国内，临走前给了她一把枪，说：“你要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就用它自我了断。”

他还派了亲弟弟去日本“陪读”，说白了就是盯着她，董竹君忍着没翻脸，1917年，她从日本毕业回国，夏家是四川的大户人家，规矩多得像牛毛，婆婆嫌弃她出身青楼，动不动就挑她的刺，家里的小辈也对她指指点点。

董竹君咬紧牙关，里里外外一把抓，做饭、绣花、洗衣、教孩子读书、帮总管上账，什么都干，硬是凭着一股子韧劲，让全家人对她服了气，可有一件事，她怎么努力都改变不了——生儿子，四个女儿。

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世上，每生一个，家里的脸色就冷一分，大女儿夏国琼出麻疹，高烧四十天不退，董竹君衣不解带守在床边，夏之时嫌哭声吵了他清净，要把孩子拎到走廊去冻着，二女儿刚出生，婆婆就冲进产房，说要把孩子掐死才能生出儿子来。

三女儿不小心打碎了一个花盆，赶上夏之时赌钱输了，抬手就要往孩子身上打，佣人拦都拦不住，董竹君自己也不好过，有一回夏之时发高烧，她端屎端尿伺候了好几天，就因为跟路过的士兵多说了两句话，夏之时就破口大骂她“不守妇道”。

还有一次，她熬了汤药送去，不过多问了两句病情，夏之时冲进厨房拎起菜刀就追她，她光着脚跑出院子，碎石子扎破了脚底，日子过成这样，她还抱着最后一丝幻想——要是能生个儿子，丈夫兴许能回心转意。

拼了命生下的儿子，却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1925年，董竹君不顾早已被生育掏空的身子，咬牙怀上了第五胎，怀孕后期，她腿肿得穿不下鞋，走路得扶着墙，还得操持一大家子的吃喝拉撒，她爱吃辣，夏之时就骂：“一看又是个赔钱货！”

1926年农历正月初五，董竹君在成都四圣祠的英国人医院生下了第五个孩子，她在产房里熬了一整夜，接生婆终于喊了一声“是个儿子”，隔壁打牌的夏之时听到消息，把牌一推，仰头大笑，他吩咐下人立刻大摆宴席，连唱三天大戏，满月酒办得比过年还热闹。

可董竹君连敬酒的位置都没有，只能在门外听着那句“孙子是金，孙女是草”，产房里的事没人提，董竹君因为体力不支昏了过去，醒来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医生告诉她一个更扎心的消息——她怀的是双胞胎。

另一个孩子早就胎死腹中了，再晚来医院一会儿，连她自己的命都保不住，护士拿给她看一个玻璃瓶，里面泡着那个没成形的胚胎，只有两个核桃那么大，儿子生下来了，可夏之时在她住院期间一次都没来看过她。

净身出户，她只要四个女儿

儿子的到来，没能改变任何事，夏之时依旧专横霸道，坚决反对女儿们上学，说女孩子读再多书也是别人家的人，真正让董竹君下定决心离开的，是大女儿被一个男同学送回家，夏之时拿起剪刀逼女儿“谢罪”。

董竹君冲上去护住孩子，挨了结结实实一巴掌，那一刻，她心里最后一点幻想彻底碎了，她没哭，没闹，也没再忍，1929年，三十岁的董竹君正式与夏之时签署了离婚协议，她放弃了儿子的抚养权，只要四个女儿。

夏之时笑话她：“没了我，你只能带着四个赔钱货跳黄浦江！”还有更难听的说法——“你要是能把这四个赔钱货养大，我手板心里煎鱼给你吃！”董竹君一分钱没拿，带着四个女儿净身出户，去了上海。

从“赔钱货”到锦江饭店

初到上海的日子，苦得没法说，母女五个人挤在亭子间里，董竹君白天给人洗衣、糊火柴盒，晚上点灯学算盘、学记账，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她租了一间小铺面卖点心，生意慢慢有了起色。

1935年，她在上海法租界创办了“锦江小餐”，也就是后来的锦江川菜馆，杜月笙去吃饭都得排队等位子，锦江饭店成了上海滩最火的馆子，更成了中共地下党的重要联络点和庇护所，她多次掩护、营救进步人士。

1951年，董竹君把自己经营了十六年、市价十五万美元的锦江川菜馆和茶室，无偿捐给了国家，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亲自设宴款待她，她把四个女儿全部送进了学堂，有的考进了名校，她始终没有再嫁。

那个被她留在了夏家的儿子夏大明，很多年后去上海敲她的门，她看着儿子掌心的老茧，淡淡握了握他的手，没有怨恨，也没有刻意亲近——有些路，走出了就回不去了。

九十多岁写回忆录的时候，董竹君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一个被骂了十几年“赔钱货”的女人，把四个“赔钱货”养成了顶天立地的人，而那些曾经嘲笑她的人，早就被历史翻了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