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陈云秘密离队，独自一人来到上海，随后干了两件惊天大事

1935年初夏，泸定桥的枪声还在大渡河畔回响，一个人却秘密离开了红军队伍。

在此之前，此人曾在长征途中临危受命担任后卫，掩护红军主力转移，还在遵义会议上坚定支持毛主席的主张，成为毛主席重返领导岗位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没有告别，没有公开说明，他被中央纵队紧急抽调，秘密前往上海，背负两项重要使命。

他就是被称为“中共最稳的那只手”的陈云，一个在长征中看似不起眼，却起到关键作用的人。

事后来看，陈云肩负的两项使命一个都没有完成，但他干的另外两件事却意义深远，一件事是第一次向外界传播了长征，另一件事则是促使共产国际正式承认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

到底怎么回事？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通过电台与共产国际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中国共共产党从事各种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

然而，红军长征开始后，在湘江战役遭遇了巨大挫折，兵力从8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同时遭受损失的还有大量文件和物资，就包括唯一一台可以与共产国际联系的100瓦大功率电台，这部电台在过湘江时被炸毁。

就这样，红军与共产国际暂时失去了联系。

随后，红军按照毛主席的意见进入贵州，并召开了伟大的遵义会议，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取得红军领导权，在他的率领下，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革命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共产国际对这一系列变故并不知情，他们既不知道长征到底是什么样，也不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已经发生变更，这些情况必须及时通报共产国际，以获取下一步指示和支援。

红军渡过大渡河之后，在毛主席的统筹安排下，陈云被秘密派往上海，主要任务有二：一是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二是恢复上海地下党组织。

在此之前，由于顾顺章等叛徒出卖，上海地下党组织几乎土崩瓦解，急需得到恢复，以策应红军进行长征。

可以说，陈云身上的担子非常沉重，而毛主席之所以选他，不仅仅是因为他党性觉悟高，个人能力极强，还在于他曾在中央特科工作过，对上海的环境非常熟悉。

在刘伯承的帮助下，陈云乔装打扮后出了四川，然后化名李介生来到上海，刚抵达不久就发生了一次叛变事件，国民党当局一口气抓了十几个人。

好不容易等到风声过去了，陈云这才出来活动，一摸排才发现，光是登报脱党的叛徒就多达七十多人，这些人都是极度危险分子，他们对上海地下党组织非常熟悉，而且国民党还派遣了大量特务潜伏在上海各处，情况比预想要危险得多。

最危险的时候，陈云曾在苏州河桥头遇到一名老牌叛徒，此人一眼就认出了他，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灵机一动，压低声音、语气凌厉地警示对方：

你若敢出卖我，中央特科的纪律你最清楚，你和你的家人绝无生路！

这名叛徒很清楚中央特科的手段，便很识时务地默默离开，陈云因此躲过一劫。

那时候，陈云能联系的人很少，唯一可靠的联络渠道只有两条，一条是仍在上海坚持斗争的中央特科，另一条是经潘汉年重新接头的共产国际驻上海办事处。

陈云意识到，没有骨干力量，没有可靠联络点，再加上敌人监控愈发严密，重建上海地下党组织几乎不可能。

经驻莫斯科中共代表团与共产国际驻上海办事处、中央特科商议，一致认为上海形势严峻，应该将陈云等同志送到苏联。

消息是共产国际驻上海办事处告知陈云的，起初陈云很犹豫，因为他到上海的两项使命，一个都没有完成，既没有重建地下党组织，又没有恢复共产国际与红军的联系，怎么能走呢？

很快，其他同志都撤走了，只有陈云拖着不走，一直拖到1935年8月初形势越发紧迫，不走都不行了，他这才决定坐船去海参崴，但国民党盘查很严，他根本没办法上船。

这时候，宋庆龄伸出了援手，她利用自身特殊身份和人际关系，将陈云悄悄送上一艘停靠在黄浦江边的苏联货轮，陈云就这样乘船去到海参崴，然后转道去了莫斯科。

陈云对没能完成党交给他的使命感到深深自责，便打算想办法弥补，很快意外惊喜就出现了。

陈云抵达莫斯科的时候，共产国际七大刚闭幕，出席大会的代表都还在莫斯科，他首先与中共代表团成员王明、滕代远等人见了面，之后受到斯大林接见。

这些会见活动让陈云意识到一个问题，各国代表都对中国革命的现状很感兴趣，但湘江战役后联络中断，多数人对长征并不了解。

于是，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报告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他巧妙地将长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进入贵州之前，红军在李德、博古等人的领导下，带着笨重的行李缓慢行军，用错误的战术与敌人作战，结果遭受了重大损失；

第二阶段是接入贵州后，遵义会议确定了毛主席在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毛主席的率领下，红军以更加灵活机动的战术取得了许多重大胜利，士气也越发高涨，红军逐渐回到正轨。

经过陈云绘声绘色地描述，共产国际及各国代表对中国革命现状有了深入了解，对遵义会议中“撤换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担任领导”表示理解。

事实上，陈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心里其实有些打鼓，毕竟红军在湘江战役后的一系列行动，包括遵义会议改换领导集团，都没有向共产国际请示汇报，他很担心共产国际会因此迁怒毛主席等领导人，尤其王明等人在莫斯科活动频繁，让他感到很担心。

让陈云没想到的是，共产国际听了他的演讲后，最终被说服，认为红军在遵义会议后的改变是积极的，在联络中断的情况下，中共中央自行决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曼努伊尔斯基听了陈云的演讲，更是兴奋地说：

今天我们看到的东西与我们迄今所看到过的完全不同。我们看到了一个确实在中国成长为一支巨大力量的生气勃勃的党。

在陈云的努力下，共产国际不但没有追求中共中央的责任，还通过组织程序，对遵义会议中形成的中共新领导集团表示认可。

换句话说，从那一刻起，毛主席等人不再是“临时解决问题的现场负责人”，而是共产国际认可的合法领导集团。

这件事对中国革命的意义非常重大，此后中共的多数活动都没有遭到共产国际的粗暴干涉，甚至在很多方面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支持，比如张浩奉命回国打通联络并劝说张国焘回头，就是共产国际在组织程序上的决策。

张浩回国的时候，不但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还带回一部电台，使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得以恢复，帮陈云完成了未完成的任务，当然他的回国跟陈云有一定关系，正是陈云汇报了长征及遵义会议的情况，才加快了他回国的进程。

1938年7月，王稼祥回国，带回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明确表示“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指出王明缺乏工作经验，不应该争当领袖，从而进一步明确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除了向共产国际汇报长征的遵义会议的一些情况外，陈云还干了一件虽然不起眼，但意义很深远的事情，即发表《随军西行见闻录》。

早在陈云抵达上海之时，他就已经开始构思写一部记录红军长征的见闻录了，不久他便以一名被俘军医的口吻开始写作。

以红军干部的身份记录长征，很容易被世人认为是自我吹嘘，而以被俘军医的口吻，则可以增加可信度，起到宣传效果。

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原因其实很简单，当时国民党垄断了新闻舆论，在其影响下，不明实情的国内外民众和记者，都以为红军不过是“土匪”“暴民”“阴谋集团”，是“叛乱分子”，这种对红军的丑化深入人心，使红军得不到外界理解和支持，从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为了正面塑造红军形象，陈云以第三视角写就《见闻录》，让是世人了解真正的红军，从而理解红军、支持红军，甚至加入红军。

1936年3月，《见闻录》在法国巴黎出版，次年在国内出版，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人介绍红军长征的详细情况，比斯诺的《西行漫记》早面世一年多，所以陈云不但是第一个向世界宣传红军长征的第一人，也是第一个以亲历者身份真实宣传红军长征的人。

在《见闻录》中，“被俘军医”一开始对红军带着敌视和误解，但跟着红军走了一路，才发现自己错得有多离谱，红军将百姓利益放在第一位，所到之处打土豪、分田地，因此得到广泛支持；红军纪律也很好，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条件再艰苦也要给百姓看病；跟国民党不同的是，红军首长一点架子没有，跟士兵同吃同住，与士兵生死与共。

久而久之，“被俘军医”的思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被国民党当局描述为“匪徒”的红军，其实是一支广受欢迎的抗日部队；作为“乱党头子”的毛主席，原来是一位一心为国为民且深谋远虑、极具智慧的一介书生；至于朱德，则是一位为人谦和、广受爱戴的武人。

这本书的影响很大，改变了许多人对红军的看法，让红军获得了更多支援。

回头再说陈云，他被秘密派到上海，肩负两项重要使命，虽然一件都没完成，却完成了另外两件足以弥补的大事，一件影响了共产国际怎么看待中国共产党，另一件影响了世界怎么看红军，它们不在原来的计划里，却成为后来历史叙事中绕不过去的节点。

有时候，历史并不一定按照既定剧本推进，意外的遭遇可能带来更大的惊喜。

陈云虽然没有走完长征，也没有完成两项重大使命，但他用另一种方式帮助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走完长征，他干的这两件大事，长征结束后影响仍在继续。

对于陈云而言，长征不仅是穿山越岭的来回奔波，也是隐姓埋名的默默奉献。